天苍苍，地茫茫，人间至爱是亲娘。思亲娘，梦里泪成行。
妈妈于2014年农历闰九月十八日去世，世界上最爱我们的妈妈离开我们整整十二年了。
2026年，是妈妈九十周年诞辰。九十岁，现在幸福安宁的社会，这样高寿的老人已是很常见了，可怜我的妈妈没能享到幸福，在七十九岁的年龄就伤病缠身，永远地离开了她至亲至爱的人。
妈妈将她的大爱留给我们。妈妈的爱像是春天的河水，温润而激情，滋润她的儿孙前行的每一寸土地，温暖着儿孙们的岁月。
妈妈，用她纤弱的身体，用她伟大的母爱，含辛茹苦地养大我们，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思念。
细思量，欲断肠。
1983年春节前，在农村老家合影（前排左三为妈妈）
苦难童年
妈妈从小就是一个苦命的人。
妈妈姓刘，讳有清，1936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和我们村一河相隔的刘狮村一个殷实家庭。她父亲在人们称为“小汉口”的麻城宋埠镇经营一家染房。虽然不是富贵，却也是衣食丰足的小康家庭。妈妈本来应该有个幸福的童年，偏偏命运捉弄人。她的母亲，一共生育了十二个孩子，其中有两次双胞胎，但只留下了我妈妈和一个姐姐姊妹两人，其余十个孩子都过早地夭折了。因为当时社会贫穷落后，根本没有医疗卫生条件可言，出生的小孩子成活率很低，就是我姥爷家这样较富裕的家庭也一样难以幸免。
妈妈是十二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与她的姐姐刘秋蓉相差近十五岁。妈妈出生后，她的母亲多产且失去了十个孩子，终于忍受不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多重折磨，精神失常了，并在无尽的痛苦中投水自尽。姥姥去世时，妈妈才刚刚两岁多。两岁多的妈妈便成了无娘的孩子。妈妈每次提起这段儿时的岁月，都会闪着酸酸的泪花。后来姥爷续弦后，妈妈有了后妈，生活才有了依靠，但在一个幼小孩子的心里，自己的母亲那种血肉相连的情感是继母代替不了的，继母再好也没有亲生母亲的温暖。妈妈除了失去母亲的痛苦，她的童年一直是孤独的。幸好有个比她大近十五岁的姐姐，成了她精神的依靠，情感的港湾。姐姐嫁到了峰山，姐姐出嫁的那天，年仅六岁的妈妈与大姐难舍难分，有了像亲娘般的依恋。她姐姐也舍不下小妹，最后大姐竟将小妹抱进了她新嫁娘坐的花轿，带着她出嫁。妈妈在姐姐家住了一段时日才送回来。
姐姐出嫁后，姥爷在宋埠经商，年幼的妈妈和继母在老家刘狮村生活。日寇入侵，抗日战争暴发后，姥爷的染房开不下去了，便回到老家生活了。虽然家里失去了生活来源，但这些，年幼的妈妈不懂，她很高兴，因为，她的身边有了亲人的陪伴。
妈妈的童年除了年幼失去了母亲，还有一个一生难忘的痛。妈妈从小聪敏好学，她很想像男孩子一样上学读书。按当时姥爷的家境，妈妈是有条件上学读书的。但在那个社会，人们普遍桎梏在封建意识中，认为女孩子不应该读书，女孩子只能在家纺棉织布，长大后相夫教子，“女子无才便是德”。 姥爷是出身书香门第，祖辈也都是读书之人，姥爷读过很多书，平时闲暇之余，诗词歌赋不离口，又是经商，与新鲜事物接触比较密，思想应该是比较新潮的。但对妈妈读书的事，姥爷却是非常地守旧，任凭妈妈怎么哀求，甚至撒泼，他都坚决不让妈妈去学校读书。妈妈没有办法，只有当了旧社会的牺牲品。妈妈没能上学读书，成了她一生的痛。
妈妈虽然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但妈妈天资聪颖，姥爷闲时喜欢吟诵古代诗词，她也学着吟唱，学几次就整首整首地记下来了。妈妈就这样从姥爷那里偷偷地学会了很多古代诗词，而且她不只是囫囵吞枣背熟了那些优美的诗句，许多诗词她都真正地读懂了。这些少年时代偷偷学来的诗词，妈妈到老都没忘，这些诗词一直陪伴着她，滋养着她，这些诗词的滋润和知识份子姥爷的熏陶，使妈妈有了端庄的气质和高雅的情怀，为人处事，落落大方。人又长得漂亮。十几岁的时候，妈妈便出落成邻近村里闻名的知书识礼的美女。
聪明能干、勤俭持家的妈妈
1954年，妈妈出嫁了。妈妈十六岁就当上了大队妇女主任，和当时的公社干部的我父亲相识。妈妈和我父亲结婚时十八岁，比我父亲小十二岁。妈妈聪明能干，贤惠大方，秀气端庄，虽然没上过学堂，却像是读过很多书的知书识礼的女孩子。身材高挑，长相秀美，是左邻右村少有的漂亮女子。父亲比妈妈年长一属，也是一表人才，加上有知识文化，又是国家干部，言谈举止，透着一种成熟儒雅的气质。夫妻俩郞才女貌，气质相同，感情相投，两人恩恩爱爱。爷爷奶奶对新儿媳视如珍宝，疼爱有加。妈妈对公婆侍奉致孝。
这时我们兄妹还未出生，妈妈没有负担，自由潇洒，她又活泼聪明，家里有丈夫和公婆宠着，外面有姑嫂姐妹们赞着。不管是在家里还是村里，人们对她像众星捧月一样，过着仙女般的日子。
这是妈妈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村里人都羡慕父亲有福气。
我父亲也真的是有福气。妈妈自从嫁进门，便里里外外，一个人扛起家庭重担。解放后，1951年父亲参加了工作，是国家干部，长年在外，不是蹲点住队，就是当工作组长下乡，再就是参加国家大型政治运动参加四清、社教工作队。长年累月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少有照顾家里的时候。国家修尾斗山水库搬迁，爷爷奶奶和叔叔搬到水库外离我们家六里地的村里居住了。家里没有人帮衬，一切全靠妈妈一手操持。1955年我出生的时候，妈妈十九岁。十九岁，正是女孩子无忧无虑的玩的年龄，妈妈却当了母亲。随着我们兄妹出生，家里的事情多得做不完。每天清晨，还没天亮，妈妈便早早起床，打扫卫生，忙家务，喂鸡喂猪，洗全家人的衣服，做一家六口人的早饭。忙忙碌碌地吃了早饭，匆匆地赶到生产队劳动。上午收工了，又是回家忙家务，做饭。无休无止地连轴转。别人家里都是男外女内，重活累活粗活都是男人做，女人只做细活轻活。在我家，父亲长年不落家，我们兄妹又小，都是只知张口吃的雀儿，妈妈在家里没有帮手，男人的事女人的事全是她一人。既当爹又当妈。一百多斤的重担，挑进挑出，压得喘不过气来，直不起腰来，汗将衣衫都染湿了，贴在她瘦弱脊梁，妈妈也不哼一声，咬紧牙关，忍着、扛着。刚放下重担，马上又忙着女人干的事。每天一直忙到深夜。
有一年秋天，妈妈为了挣钱补贴家用，上山采摘松球，中了漆树毒，漆树毒很厉害，妈妈脸上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又痛又痒。父亲回家看了，心痛得不行，连忙请医生给她治疗，一个多星期才好。
我的弟弟建明小的时候，肺上有些问题，经常病，发烧发热。妈妈慌了，扔下手中的活，抱起儿子跑十多里路送到永河区卫生院请医生治疗。来去二十多里地，没有人能帮她，中途没有一口水喝，每次她都是这样，凭着一个母亲的坚强和爱，往返奔波着为孩子治病。直到后来，弟弟建明长大后病才好。
妈妈整天忙得脚不沾地，连喝水都顾不上。她却从不抱怨，心甘情愿地忙着，五更半夜地操劳。为家，为她的丈夫、为她的儿女燃烧着自己。
父亲说是国家干部，名声好听。但钱没多少钱，又长年顾不了家，真正苦的是妈妈,我那不知疲倦、任劳任怨的苦命的妈妈。
妈妈是个对生活十分讲究的人。我家只有两间房。一家七口挤在两间房里。我从小跟姥姥姥爷生活，一直到我六岁的时候，才回来上学，我家里面房里摆一张大床，妈妈和年幼的弟妹睡。外面堂屋里搁一个铺，大点的孩子晚上睡。姥爷家因修水库搬迁到了我村，和我家很近，我每天去和姥爷睡。听姥爷吟诗作赋。一般的农村人家，因劳动繁忙，又随意惯了，加上家禽家畜都和人共处一屋伺养，都很难做到卫生，也没有讲卫生的习惯。有的人家，家里遍地都是猪粪鸡屎，脏得无处下脚。只有我家，也许妈妈小时候家风的影响，加上父亲当国家干部养成的文明卫生习惯的作用。虽然房子很窄小，但始终打扫得干干净净，整理得井井有条。进到屋里，清清爽爽，利利落落，有一种特别敞亮、舒服的感觉。在农村，农具杂物非常多，别人家都是随意乱放的，我们家从来都是井然有序。我家的衣服，也从来没有随意乱放的，妈妈每天都会将全家人换下的衣服洗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里。弟妹们长大后，两间房住不下了，直到我长大，当了村干部，才将老屋加盖了一间。
父亲虽然是国家干部，但他的低薄工资，除了他自己的生活费，年底交生产队“缺粮户”款，因家里只有妈妈一人挣工分，我家每年都是缺粮户，需要将欠款交齐才能从生产队领回我们全家的口粮。家里平时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们添置衣服，我家和村里的农民一样，长年穿着破旧的衣服。但我们兄妹五人始终穿得整洁，干净，虽说都是经过缝补的破旧衣服，一点也不显得寒酸，而是显出一种大方和朴素，还有一种艺术感。这一切全是妈妈的一双巧手。妈妈常说：“笑破不笑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妈妈忙完了一天的事，然后拿出已洗干净的我们的破衣，在昏暗的梓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补，真正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她把缝补好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按次序放在柜里。
妈妈讲卫生、讲整洁、讲勤俭的习惯，我们兄妹五人都耳濡目染，深受影响，成为我们人生中得以传承的家风。
妈妈六十岁时留影
缺粮的艰苦日子
缺粮吃不饱是妈妈最为难的事。计划经济时期，生产队粮食按定量分配。每人每月四十斤稻谷，二十八斤作为基本粮，每人都分，剩下的十二斤作为工分抢粮。每月分两次发放。上半月发基本口粮还好一点，到下半个月就难了，我家只有妈妈一人一天挣六个工分，只能分到六两稻谷。打成米只有四两，熬成米汤一人都喝不到一碗。而我们五兄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虽然父亲尽量节约一点粮食补贴，仍是不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妈妈急死了，想尽一切办法，当村人们劳累了一天，沉入梦中的时候，妈妈还在菜园忙碌，就着月光，挑水浇菜。常常忙到半夜还不休息。努力在一块小小的菜地里多种出一些蔬菜来，尽量在稀粥里掺一些红苕、瓜菜，让我们能尽量填饱肚子。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老是感到饿，从来没有吃饱过。妈妈更苦，她将所有好点的东西留给我们，自己舍不得。哪怕是吃稀粥，她也要将干的捞给孩子们，她自己喝剩下的米汤。妈妈得的痔疮，就是这样的苦日子熬成的。我的可怜的妈妈。
妈妈的千层底布鞋
农村有一句谚语：“青蛙叫，赤脚跳”。每年到春天青蛙叫的时节，农村孩子们都不穿鞋了，都赤着脚，奔跑在田野和学校。我家兄妹也是一样。不是特别情况，是不穿鞋的。但妈妈不管怎么难，每年春节过年前，都要为全家七人每人做一套新衣裳，做一双千层底布鞋。
每人做一套新衣服还容易一点，国家一人一年发八尺布票，父亲安排出几十块钱，买好布，请裁缝师傅做两天就完成了。最难的是做鞋。七双鞋的鞋底都是妈妈利用空余时间，主要是冬夜漫漫别人休息的时候，一针一针地纳出来的。七双鞋，千针万钱，要很长的时间。妈妈从秋天开始，夜里就很少睡觉，坐在昏暗的油灯下，后来，父亲买了罩子灯，点煤油，昏暗的夜晚明亮了许多，妈妈静静地纳着。她纳的鞋底针脚又齐又密，这是她做事的风格，只要做，不能随意，一定要做成精品。要把孩子们打扮得精精神神，漂漂亮亮。鞋线在她的手里发出“嘶啦嘶啦”的声音。秋虫唧唧，寒风飕飕，她一针一针地全神贯注地纳着。此时，她好像只有鞋底，忘记了自己还穿着单薄的衣裳，忘记深秋夜的寒凉。她已进入忘我的境界。有时，太疲劳，太困乏了，针尖扎到手指，她默默地将手指放嘴里嗦一下，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继续纳。有时鞋底壳子太硬，人太疲倦没力气，便用一根铁钻在鞋底上钻一下，再穿针纳。不管怎样，她都不会停歇。我半夜起来撒尿，看见她仍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纳着。看着她那样神情专注，我不由心生一种惭愧，一种隐隐的难受，妈妈真苦。停下脚步，静静地看她一会，然后轻轻地离开。一直到鸡窝里的公鸡打鸣，她才放下鞋底休息，有时，她会一直做到天亮。上床眯一小会儿，又起床开始新的一天的忙碌。
妈妈为全家人做的新鞋总会在新年之前提前完成。到春节晚上，她将新鞋新衣拿出来，正月初一一早，便给孩子们穿上。当看到孩子们高高兴兴，欢呼雀跃，她非常有成就感地笑了。
五个读书娃
在我们家，最大的事就是我们兄妹读书。没有比这再大的事了。
在我们家，妈妈最骄傲的事，就是“家里有五个读书娃”。没有什么事比这事更让她自豪了，让她哪怕日不睡夜不眠也精神百倍了。那个年代，家里有五个孩子的人家很多，但有五个学生娃的绝无仅有。
妈妈生养我们兄妹五人，她忙完队里忙家里，忙完家里又忙我们五张嗷嗷待哺的小嘴，但不管再累，再忙，再穷，再苦，妈妈都要让我们读书。
妈妈这一辈子最大的憾事就是自己没上学读书。这是她心里最大痛。
妈妈说，她的一生就是吃亏在没读书上。父亲在永河区熊河公社当财粮干事时，她在公社企业干缝纫，企业改制的时候因为没上过学，没文化，没能转正。她要是读了书，有文化，她也会像父亲一样，成为拿国家饭碗的人。
还真是妈妈说的这样，妈妈精明能干，能力强，明事理，性格开朗活泼，十六岁的时候，就被选为大队的妇女主任。如果她读了书，有文化，她的人生一定是另一番景象。
在农村，世代种田作地的农民并不重视知识，有不少人认为读书没用，又不能当饭吃。最多读个小学识几个字，能算清自己的工分不吃亏就行。
妈妈、父亲不同。他们懂得知识的重要。他们知道读书对孩子，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用妈妈朴素的说法：“多读诗书胜大丘，良田不种自然收，白天不怕人来借，夜里不怕贼来偷。”“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
妈妈说，不能让孩子们走她的老路，吃她那样没读书的亏。我家的孩子，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要读书，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大队小学，教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到四年级，就要到公社所在地八角庙上小学了。公社学校离我们村有十来里地，都是崎岖的羊肠山路。我和弟弟妹妹在大队小学读了三年级后，就到公社小学上学了。每天往返地跑。升到初中，就住校了，每个星期天回家拿米拿菜。菜在家里炒好，然后带到学校吃一个星期。不能带热菜，两天就放坏了，特别是夏天，一天都不行。只能带咸菜，有时咸菜也发霉，菜上面长一层白毛，学校食堂又没有给学生热菜的地方。只好将菜上面的白毛拿掉，吃里面没有长毛的部分。
我家兄弟姐妹五人皆读书，从大队小学到公社学校都有。妈妈为我们绞尽了脑汁，想方设法地为我们改善生活，我们从学校回来，她尽量让饭菜丰盛一点，让我们吃饱。带菜时，除了准备一个星期吃咸菜，还会炒碗热菜，让我们带上，回学校第一餐吃。妈妈担心孩子们老吃咸菜受不了，隔三差五的在家炒些热菜，送到学校。
妈妈像男子汉一样，什么都会干。她会划船。有次，尾斗湖水库清库，水库里的鱼浮头了，白天，村里男人们划着船到里面去捞了很多鱼。到了夜里，我妈妈独自一人，划着船，借着月光到水库里去捞鱼。深更半夜，偌大的水库，方圆数里寂静无人，月光冷冷的清辉照在静静的湖面上，湖边的山上不时传来狐狸野兽的哀叫声。就是一个大男子汉都会感到心虚和恐惧。而且，妈妈不会游泳，如果不小心落水，方圆几里没人，根本没有获救的可能。但妈妈不怕，她想起孩子们那些饥饿消瘦的面容，她忘记了所有的恐惧和危险。为了她的孩子们能吃上鱼，她什么都敢。那一次，妈妈捞了两桶鱼，足有六十斤。让我们兄妹五人满足口福很长时间。
我们兄妹还是小孩，正是任性和淘气的年龄，不理解和体谅妈妈。有时，妈妈从外面劳动回来，忙着为我们做饭。我们兄妹中刚好有一个人从学校回来，见妈妈饭还没有做好，便等不及了。很不耐烦地嘟啷一声，转身往学校跑。妈妈还来不及宽慰一声，孩子已经像长了翅膀的鸟一样跑得没影儿了。妈妈只好苦笑一下，做好饭，满满地装上，用布包包起来，拿起就往学校跑。学校离我家五里地，来去得一个多时辰，哪怕下午上工时耽误一会，也不能让她的心肝宝贝孩子挨饿。妈妈跑到学校，将饭菜递到孩子手中，一句也没责怪孩子不懂事，不体谅妈妈，擦一把淌满脸的汗，含情脉脉地站在孩子身边，爱怜地看着孩子狼吞虎咽地吃。吃完了，她微笑地将包饭的包布在孩子嘴上擦一下，说，好好读。然后拿起空碗匆匆地往家赶。
一个普通的家庭，有五个读书的孩子，那种经济的重担绝不是一般人能扛住的。我的记忆里，家里非常地穷，穷得平时想买一个作业本都没办法，妈妈说，去看看鸡下蛋没？于是跑到鸡窝里，拿一个就跑到大队代销店里换作业本。
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开始懵懵懂懂地知道妈妈的辛苦，作为长子，就主动地帮着妈妈分担生活的重负。经常挑柴到永河镇上去卖。头天傍晚将柴捆好，半夜起来往永河镇送。到镇上刚好天亮，我卖了很长时间，开始年纪小，挑不了那么重的柴草，一次卖四角钱，后来挑的重了，慢慢卖到五角，六角，七角。将钱交给妈妈补贴家用。
我们兄妹五人，四人都读了高中，有的还读了中专和大学。大妹妹因照料年幼的弟妹，中途误了两年，两年后，妈妈还是让大妹妹上学了，插班接着原来的小学五年级读。大妹妹也没辜负妈妈的希望，考上了中学，读到初中毕业。
我们读书的时候，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非常贫困，当时农村的孩子，大都是读完小学便到生产队挣工分了，好的家庭也只是供一个孩子读中学。像我家这样五个孩子全部读书，读到高中、中专、大学的人家绝无仅有。
有一件事让妈妈感到骄傲，我弟弟建明和小妹妹闵瑛都成了学校的状元。那年中考，建明在他就读的中学考上了县一中的重点尖子班。闵瑛考上了中专。那时中专比高中要求高，哪怕是考上了县一中，也不一定能进中专。大队书记还专门请妈妈和妹妹吃了一餐，以庆祝妹妹为大队争光。
妈妈带孙子和外甥时留影
妈妈的味道
妈妈心灵手巧。特别是做得一手好饭菜。妈妈做菜和她做别的事一样的风格，就是精致、讲究。再普通的菜，只要是经过妈妈的手做出来的，跟别人做的味道完全不同。我们兄妹到现在都忘不了妈妈的味道。
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堂屋靠墙边摆着两口大缸和几个坛坛罐罐。缸是腌咸菜的，坛罐是腌制各种豆类和萝卜、腐乳。每年秋天，妈妈种上几大块地的白菜，收菜的季节，砍下来，放在地里晒干，但不能暴晒，即要晒干又不能让叶子晒枯的那种。然后，挑到村前的水库里去洗。开始是妈妈自己一担一担地挑进挑出。后来我长大有力气了，便由我来挑了。我和妹妹们帮忙她洗。菜洗好后，妈妈将菜一棵一棵地挽成小把，里面包些大蒜、红辣椒，还有姜丝之类，整整齐齐地摆进缸里，均匀地撒上盐，压平压实，然后在上面压上光滑的河卵石，将缸封闭好。这季节，村里家家都会腌菜。但别人家腌的菜，容易变味。妈妈腌的菜，一个月后打开，润泽鲜亮，香脆可口，妙不可言。一直到一缸菜吃完都不会变味。
妈妈最拿手的还不只是这些。糯米灌猪大肠是妈妈做得最拿手的，也是我们的最爱。那时大家都吃不起肉。过年或过重大节日，父亲回来，会买一斤猪肉，又买一些猪头肉猪大肠回来，这些东西属于“猪下水”，只要一半的价钱，因此也说成是“二折一”。猪大肠灌糯米是传统食物，但很不容易做，很难洗干净，费神费力地做出来，猪肠里面的脏东西稍没洗干净，很难吃或根本不能吃。因此很少有人做。我妈妈做出来的猪大肠灌糯米特别的干净，又香又糯，不管是煎着吃还是煮着吃，味道好极了。
几十年过去了，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那个年代，农民每家都养猪，有的是过年时杀了过年，叫服年猪。有的人家需要钱，卖给国家食品站。食品站按等级收，121斤重的猪为一级，131斤为二级，151斤和以上为三级。我们一家七口，五个孩子读书，需要的钱永远像填不满的大坑。那一年我们家的猪养了整整一年，是我和妈妈两人送到食品站的。我家的猪127斤，够一级，妈妈十分高兴，辛辛苦苦地一年忙碌，终于见着钱了。这些钱虽然不够我们家需求，但能顶很大的事。一年一次的卖年猪，对我家来说是件很大的事，应该让全家人好好吃一顿庆祝一番，还要留一些肉过年。于是，妈妈又自购了一些，舍不得买肉，妈妈便将我家猪的猪头、猪肠、猪肚、猪血等“二折一”下水买了回来。妈妈将猪大肠做成糯米灌猪大肠，和着猪杂熬煮了一大锅。我们将服猪后的这餐称为喝“晃子汤”。这天，父亲也回来了，将姥爷、姥姥也接来了，全家人欢聚一堂，提前过年。我们五兄妹已经很长时间没沾荤腥了，一个个像小馋猫一样，吃得满嘴流油。这一天，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
我这半生，见过了不少场面，也吃过了不少豪华的酒席，但再也没吃过妈妈做的猪大肠灌糯米那样好吃的食物了。我的妹妹们也是一样，至今念念不忘。
还有一种吃食，也是我们小时的最爱。每年春节时期，妈妈总要想方设法地为孩子们做一些有特色的零食。玉兰片。不知是妈妈自己研制的还是跟别人学的。她将糯米粉揉成团，配上芝麻，红糖，切成如蝉翼般薄的薄片，然后用油炸熟，又香又甜又酥又脆，一放入口中就化了。让人入口难忘，真是人间极品。如今过去几十年了，我再也没吃过这样好吃的玉兰片，再也没尝过妈妈的味道了。（待续）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闵建华，男，湖北人，大学本科文化，银行退休干部，先后在县、市从事金融管理工作，在近四十年的银行工作之余，撰写金融理论文章近百篇，其中有不少被中央、省、市级刊物选用。退休后，对研习中华传统文化、学写诗词很感兴趣，其中习作颇得朋友同事的鼓励与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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