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日，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建康先生的九十五岁生日。当天，水生所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小型庆祝活动。所领导、曹文宣院士、朱作言院士和部分研究员参加。中科院武汉分院党组书记陈平平受中国科学院学部委托向刘建康先生赠送了寿礼。
刘建康的做人格言是“着眼科学实验，重视社会实践；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只唯实；独立思考，敢于创新”，上面的那则小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建康唯实的一面。
筒螅的实验研究推翻权威论断
1948年美国非常有名的《形态学杂志》和《生物学季度评论》杂志，分别推出了一篇重要文稿，一篇是《筒螅生殖巢的形成与种质细胞的起源》，一篇是《种质，魏斯曼与水螅纲》，这两篇文稿讲的是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一个博士生的论文内容。署名的是两个人。排名也非常有趣。《形态学》杂志上的排名是刘建康、贝锐尔，另一篇的排名是贝锐尔、刘建康。贝锐尔是谁呢？他就是刘建康的导师，两年后（1950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之所以在这篇文稿上署名，是因为这篇文稿否定了一个权威的论断。
刘建康1917年9月生于江苏吴江，1938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理学士学位。1944年考取中英文教基金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名额，进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上面两篇文稿的内容大部分来自刘建康毕业时的一篇博士论文。
《种质、魏斯曼与水螅纲》这篇论文的发表，否定了德国人魏斯曼的“种质论”。魏斯曼自称他的“种质论”是从筒螅的研究里得出来的，他认为种质是先天决定了的，他的理论被引伸为日耳曼人种优于其他民族，曾被纳粹、法西斯们当作侵略别国的借口。
刚开始涉足这一选项题时，有些研究者认为魏斯曼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也许你用了大量的精力，可能会一无所获；更有甚者，说魏斯曼如果有错误的话，世界上有好多公认的权威专家都没有提出异议，你一个毛头小伙子才几斤几两，喝了几瓶墨水，竟敢挑战权威！
但刘建康根据上一年暑假期间在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做实验所得的结果，胸有成竹，他认为错误的东西终究是错的，只要有充分的证据，就能推翻权威的结论。后来在导师贝锐尔的支持下，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这一课题的研究中。
经过研究，刘建康认为魏斯曼错误地把一种分泌细胞当成了生殖细胞，从而形成的种质论的概念，显然缺乏根据。留学期间，刘建康在上述实验室做了多次实验，把筒螅的生殖芽胞全部去掉，发现又能再生，反复去掉又反复再生。刘建康指出，筒螅的种质细胞不是先天决定的，是在发育过程中形成的！
刘建康在麦基尔大学毕业时，不仅导师留他，还有美国的院校来聘他，要他到他们那里去工作，薪水、工作条件从优。他则选择了回国，因为来之前，他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有约，毕业后要回国报效国家。他认为自己不能食言，于是他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婉拒了国外单位的聘请，于1949年2月回国，回到了当时已迁到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他回国3个月后，上海解放。
他组织编撰了我国第一部鱼类生态学专著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是没有系统的鱼类生态学专著的。
1954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立4年以后，组织上把研究长江流域鱼类生态学的任务交给了刘建康，刘建康时任水生所研究员。
在鱼类生态学研究领域，当时唯一可供参考的是一位日本教授曾在长江搞过一个月的调查，编过一本相关著作。那么短的时间里，有那么大的工作量，仅靠少数几个人，那本书显然无法保证质量，因此刘建康自接受任务以后，他就一心扑在工作上，要用中国学者自己调研的成果，为国家解决问题，长我中国人的志气。
他除了选调好精兵强将外，在编著部署上，时刻把握的一个关健问题，就是一切数据要从实践中来，决不搞半点的虚假。他提出并实施了在湖北省梁子湖，在长江上、中、下游设立调查站的设想，使整个长江干流的鱼类都处在普查范畴之列。
当时的调查站主要设在这么几个地方。上游设在重庆的木洞，中游设在宜昌，下游设在江苏的崇明。
为了让调查得来的数据更加翔实可靠，刘建康时常往返三地，抓资料的整理，物种的核实、比对，同时制定了问责制度，要求严格按统一的调查明细表格操作。
有的工作人员对他那种严格要求的工作态度不习惯，背地里常说刘建康过于死板。刘建康讲，科学来不得半点的马虎，我们所做的是前人没有做的事业，因此我们只要落笔，那就要对历史负责，对得起我们的子子孙孙，绝不能让一丁点谬误传下去。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各调查站的工作人员都把调查工作当做一项利国利民的大事来做，当作一项不把纰漏传给下一代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因此调查得来的数据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在实地调查的4年时间里，刘建康每年与家人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少之又少，当然免不了家人的责难。但他总是淡然一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有舍才有得，我得到的是大头，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一项大事业；失去的虽然是亲情，但亲情可以修复，待工作完成了，以后就能抽出大量的时间来弥补，亲人是能理解的。
这项调查科研工作历时十多年始告完成，取得了大量和系统的第一手资料，这项集体成果于1976年汇编成《长江鱼类》一书，共40余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淡水鱼类生态学专著，为日后论证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对鱼类生态影响提供了科学依据。但当此书出版时，刘建康却不能署名，因为他在1958年“鸣放”期间，曾被划为内定右派（后来得到改正）。刘建康当时对于署名之事看得十分淡然，他认为只要大家共同研究的成果出来了，对国家建设有益处，个人的荣誉与国家利益相比，那就十分渺小了。因此，他抱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想法，再一次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该书的校勘工作中去，直至出版面世。
东湖养殖场戏剧性增产的背后
1971年以前，东湖养殖场一直是个亏损单位。平常年份亏损都是几万元，有的年份亏损达到10多万元。那个时候的十多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因此从上到下都很着急。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东湖养殖场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联系，合作开展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项目负责人为刘建康。
刘老接受这个任务后，他就着手对东湖这些年的养殖状况开展认真的调查。有人开玩笑说，您是养鱼的大专家，何必要事必躬亲，不需您亲自下来，您只发个话就行了，我们保证一五一十地跟您办到位。刘老说，万事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如果心中没数，仅凭经验办事，那我们就会变成经验主义的专家，作出的决策就有可能违背客观现实。
事实证明刘建康的判断非常正确。东湖养殖场确实有其特殊的地理条件，有些地方适合养这样的鱼种，有的地方适合养那样的鱼种；还有的地方鱼苗投下去不久，大多都被野鱼吃掉了；另外东湖的拦鱼设施也存在问题，捕捞方法也需改进。
根椐调查得来的情况，刘建康与科研人员一起，前后历时7年，在不断总结的基础上，拿出了一份东湖养殖场确保增产和稳产高产的方案。
这个方案共有5条。一是因湖养鱼，湖里的天然饵料情况适合养哪种鱼，就放养哪种鱼；二是投放四寸长的大鱼种，过去那些鱼种之所以存活时间不长，主要是投放的鱼种太小，很容易被野鱼吃掉。改投大鱼种后，一下子就改变了这种状况；三是捕除吃鱼的鱼。把那些吃鱼的鱤鱼、鮊鱼、鳜鱼等，尽量捕除，最大限度地减少放养鱼种的损失；四是改建拦鱼设施，过去那些设施拦不住鱼，鱼很容易逃跑；五是改进捕捞方法，以前捕捞的办法是到处开花，结果捕捞效果很不理想。他们学习浙江先进的捕鱼方法，把水面划分成若干区域，然后把鱼从一个区域赶到另一个区域，最后集中捕捞，捕获量比以前大大增加。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东湖的养殖产量年年递增。产量从1971的180吨上升到1980年的825吨，1992年为1450吨，1995年高达1840吨！
过去，东湖养殖场无论参加市里面的什么会议，都是坐在后排，不仅如此，还经常被点名批评。产量上去以后，经济效益逐年好转，东湖养殖场的位子也逐年前移。当东湖养殖场的领导谈及如此变化时，总是忘不了刘建康及中国科学院水生研究所的同志们，如果没有他们的指导，他们可能会长期抬不起头来，开会永远只有坐黑角落、挨批的份。
东湖的实践，为我国面积在2000亩以上的藻型湖泊的渔业利用开创了成功的先例。
诤言犹在，可贵拳拳报国心
刘建康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本该在功成名就之后，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但他却时时刻刻不忘他的水生生物研究事业，有时还坦诚进诤言，不怕得罪领导和一些权威人士。
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有关部门把发展“精养鱼池”作为“国策” 来对待，反对提倡大水面养鱼，其原因是大水面养鱼不划算，容易亏本；另外有的大水面跨越省界，不好管理。刘建康从国土资源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把宝贵的土地资源挖成鱼池不合理，不应该放弃大水面资源。他的主张，在十年左右的长时期里，显得与“主流观点”格格不入，但刘老仍坚持己见不动摇。随着大水面养鱼的成果越来越显著，到了1991年，他终于获得国家农业部颁发的荣誉证书，表彰他在担任大中型水体专家顾问组成员期间，为发展大中型水域生产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前年，当刘建康听说东湖要放弃养鱼，加大力度开发旅游项目时，刘建康给武汉市委写了一封信，反映东湖应继续养鱼，如果放弃了养鱼，那么东湖又会回到二十年前水华爆发的困境了。他的反映是有实验根据的：在东湖里布置了一套围隔试验，所得结果是：养了鱼的围隔中不出现水华，没有养鱼的围隔中都出现水华，出现了水华的围隔中放入鲢鳙，水华很快就消失了！这项反映受到领导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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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康，我国著名的鱼类学家、生态学家。1917年9月生于江苏吴江。1938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理学士学位。1944年考取中英文教基金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名额，进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兼任大学本科比较解剖学课实验指导员。1947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后，相继去美国伍兹霍尔实验室细胞研究室任副研究员。1949年2月回国，1950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立后，任该所研究员至今，并先后兼任该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职务。发表独著与合著的论文100余篇。1980年10月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名誉主席，政协湖北省七届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上世纪50年代实地参加与领导实施的湖北省梁子湖与长江干流上、中、下游鱼类生态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和系统的第一手资料，这项集体研究成果于1976年汇编成《长江鱼类》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淡水鱼类生态学专著，为日后论证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对鱼类生态影响提供了科学依据。
他率先以生态系统概念组织实施湖泊生态学研究，评估几个子系统在武汉东湖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中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东湖富营养化的生物治理对策。东湖生态学研究1994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领衔主编的《淡水鱼类养殖学》（第三版），1995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994年获梁亮胜侨界科技奖励基金理事会、湖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颁发的奖励基金特等奖；199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生命科学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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