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监利县政协副主席罗祖武先生正在编一部有关监利地名掌故的文集。老先生不知找谁打听到我的手机号码，专门打来电话，约我写一篇关于新沟镇的稿子。
这让我感到非常为难。新沟是我的故乡，我虽生于斯，长于斯，但我不到12岁就离开了那里，对老家的印象也就有些模糊不清，加上我对监利历史、地名之类的东西素无考究，所以很难接这份活儿。
但既然是老领导说了，不交上这份作业也是说不过去的。于是，我绞尽脑汁，把沉淀在我记忆中的故乡印象一点点缀连起来，揉成了这堆杂碎文字。
一
地处监利县北的新沟镇，俗称“新沟嘴”。它与容城、朱河并称为监利三大镇。
三大镇的形成，与它们分别占有的优厚水资源有关：容城镇依枕着长江，又是监利政治的中心，是天然的“老大”；朱河镇位于芦陵河畔，乃商贾云集之地，其繁华程度仅次于容城；而新沟镇则是东荆河流域的最大一个集镇，古有“小汉口”之称。
新沟虽与容城、朱河同属一县，三地人的口音却大不相同。容城、朱河与湖南华容、岳阳隔江相望，其口音跟湖南话颇为接近，按照语言学家的划分，当属湘方言体系。而新沟人的口音则与潜江、沔阳无异，属北方方言体系。在外地人听来，新沟话比较好听、好懂，除了没有后鼻音（g）和唇齿音（f），一般与普通话较为接近，所以新沟人常常骄傲地称自己的口音为“监利普通话”。
三大镇的居民所处方位不同、口音迥异，性格也大不一样。最流行的民间版本是：容城人“团”，朱河人“奸”，新沟人“酸”。
“团”是监利南部的土话，取义于容城的一种熟食制品——“团子”，意为容城人的性格就像“团子”一样，为人实称，但缺少涵养，跟张飞、李逵一个德行。“奸”字很好理解，有虚伪、狡诈之意，常听人说“朱河佬，又奸又狡”。“酸”便是说新沟人的性格有点酸不拉叽，说话尖刻，瞧不起一世界的人。
很显然，“团”、“奸”、“酸”这三个字没有一个中听的，都含有贬义。倘要拂去贬义，用褒意来诠释的话，那便是：容城人坦诚，朱河人聪明，新沟人儒雅。
不是么，你看——
说容城人“团”，那是人家耿直啊！不管啥事他从不拐弯抹角，若是喜欢一个人，他可以把裤子脱了给你穿；不喜欢这个人，纵然是天王老子，他也对你不客气。你说，这种人是不是很可爱？
你道朱河人“奸”，那可是智商高的表现啊！说什么“朱河佬又奸 又狡”，智商不高的人怎会耍奸？又如何狡猾得起来？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你在跟朱河人打交道的时候可就得老实一点了。你要是自以为聪明，想跟朱河人斗心眼、耍花招，那简直就是自取其辱，占不到一丁点儿便宜的。
至于新沟人的“酸”呢，说白了，那是人家新沟人不屑于与俗人为伍呀！新沟人仿佛生来便超凡脱俗，他们嫌容城人愚钝，更瞧不起朱河人的唯利是图，颇有点屈原老夫子那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得劲儿。
哈哈，我这么一说，是不是也透着点新沟人的“酸”气了？
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新沟镇，从北到南只有一条街，全长不过两公里左右。街道很窄，约六到七米的宽度，地上铺的是青石板，街道中间的青石板都有一道深深的车辙，大抵是多年来乡下人赶集推着独轮车在上面行走留下的痕迹。街道两旁是各种商业铺面，有百货店、副食店、小酒店、杂货铺、缝纫社、皮革社、针织社、五金店、铁匠铺、理发店等等，建筑物都是清一色的平房，且大多为木质结构。
除了满街的商铺，街道两旁还摆满了各类生意摊点，有卖小菜的，摆地摊的，炸爆米花的，玩魔术杂耍的，还有摆娃娃书摊的。小镇的喧闹和繁华，令方圆数十里来自监北一带和潜江、沔阳的赶集人常年趋之若鹜，以奔波往返于新沟为乐事，并乐此不疲。
镇上最热闹的地方，大约要数新沟剧场了。
新沟人把剧场叫做“戏园子”。戏园子坐落在街道中央，园子里能容纳近千名观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会儿，我国还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国度，没有电视，罕有电影，更不要奢谈手机或电脑。作为一名小镇人，每天晚上能够坐在戏园子里看看戏，偶尔观赏一下电影，那真是一种神仙般的享受。可以说，在那个年代，一座剧场能代表一个城镇的高度。多少年来，在蜿蜒数百里的东荆河流域，新沟镇之所以名闻遐迩，百业兴盛，应该说与这座热闹非凡的戏园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新沟剧场有着非常齐全的演艺设施，这里长年演艺活动不断，有来自县城及全国各地的剧团，包括京剧、汉剧、楚剧、曲剧、花鼓戏等各个剧种，经常上演古典的、现代的各种剧目。每逢夜里有演出，这里经常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我从小就是个戏迷，有事没事就爱蹭到剧场门口，没钱买票看戏，就扒在剧场的栅栏上往里瞅，结果啥也看不到，只能听到园子里隐隐传来的演唱演奏声，直到快散场了，戏园子门才吱呀一声大开，我便会涌进园子里，看一会不要钱的“落巴戏”。
新沟人说话喜欢带脏字。新沟人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个婊子养的”。这句话虽极其恶毒，但在新沟却不一定是骂人，比如说，新沟人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一见面通常就是一句：“你个婊子养的，这一久又搞么P去了！”这就含有亲昵之意。所以人们戏称：“新沟人，礼性大，不带婊子不说话。”
戏园子晚上演出，白天没戏时便挤满了做买卖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剧场前面台阶上常有杀乌龟现卖的叫花子，叫花子把龟肉剥下后，肉和龟壳分开了卖，乌龟肉一块钱卖三斤（市秤，折合1.5公斤），而乌龟壳则卖给下街的收购站，价钱比乌龟肉卖得还要高。
到了夏天，经常可以听到满街的“卖田鸡肉啊”的叫卖声。田鸡就是青蛙，镇上的男人们每到暑期，就每人手持一把钢钗跑到镇郊去捕杀青蛙，然后提着装满青蛙的篮子到大街上叫卖。蛙肉是很鲜美的菜肴，镇上人大多喜欢在用晚餐的时候吃一碗香喷喷的煎田鸡，大快朵颐。
进入七十年代后，政府有了严格规定，捕杀青蛙属于违法行为，于是，打青蛙的也就越来越少了。可我就纳了闷了，在五六十年代，镇上捕杀青蛙的人如此之多，那时政府也不干预，可青蛙却越打越多。后来政府不许打青蛙了，青蛙反倒越来越少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想来想去，我终于想明白了，青蛙这玩意儿，繁殖能力特别强，而在那个“碧水蓝天无污染”的时代，尽管逮蛙者众，但青蛙的繁殖速度更快，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三
说到新沟，就不得不提到东荆河。
东荆河又名襄河，新沟人习惯地称之为“大河”，她依枕在新沟镇北边，源起潜江，全长一百七十多公里。河畔有茂密的柳林和成片的大青石。河上有轮渡，南来北往的汽车、拖拉机就从轮渡上过河往返。河边是镇上人垂钓的好去处。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每逢夏日来临，到东荆河边“刷刁子”的人特别多。刁子鱼是一种体态细长的小鱼，只要天气稍热，河面上游来戏去的刁子鱼密密层层，多不胜数。“刷刁子”的人们挑一个下钓的水埠头，随即在身后的河滩上用泥巴筑成一个不大的水窝子，然后取出随身带来的小木凳安坐河边，手抓一把湿润的米糠往河面上呼地这么一撒，立马就有密密麻麻抢食的刁子鱼扑来。这时候，钓者再手舞钓竿，将钓饵掷向黑压压的鱼群，投下、拉起，投下、拉起，如此循环往复，往往钓竿一拉，手起鱼飞，一会儿河滩上就落满了活蹦乱跳的刁子鱼。
在新沟还没有自来水的时候，镇上的人们大多爱到东荆河边来挑水、洗衣或淘米。大约是到了1964年，镇上办起了自来水厂，一尊虽然不大、但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已经足够雄奇的水塔，坐落在东荆河堤脚下，新沟人便首次吃上了自来水。从那以后，东荆河便成了新沟人唯一的饮用水源。
东荆河还是小镇人游泳的好去处。东荆河面宽约两百多米，水质清澈，每到盛夏时节，爱好玩水的人们在河里摆弄各种姿式，或仰泳，或蹼泳，或踩水，或潜游，一会儿狗刨式，一会儿自由式，尽享戏水之欢，其乐融融。
但也时有不幸发生。在我的印象中，东荆河每年都淹死人。我记忆最深的是发生在五七油田战士身上的悲剧。那天被淹死的是钻井队的一个年轻指导员。据说那位指导员水性极好，那天正值天气晴朗，微风和煦，他原本可以随汽车过轮渡的，可一见这清澈如许的东荆河，顿时泳兴大发，立马脱掉衣裤，一头扎进水中，游不多远便发生腿脚抽筋，最终酿成不幸。
年轻指导员的死，成了许多新沟人心中的痛。因为五七油田自打进入新沟的那天起，就给镇上的人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油田的小伙子们可以说个个年轻潇洒，招人喜欢。却有一个小伙子把命丢在这里了，而且还是一个英俊的指导员，真可惜了。
四
五七油田是1969年进驻新沟镇的。当时传闻，新沟一带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地下原油。于是，浩浩荡荡的采油大军开进了新沟镇。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这首响彻神州大地的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
五七油田的进驻，给小镇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每天，各种各样的大卡车（还有少量的吉普车）把镇上所有的公路挤得水泄不通，我们这些小屁孩怀着好奇心，有事没事就爱跑到公路上数车辆，每天停在路面上的车辆都不下数百辆。自打出娘胎，我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多的大汽车，那个兴奋劲儿，就甭提有多自得了。
石油大军的到来，不仅让小镇人见证了现代工业的磅礴大气，也给镇民们带来了丰富的文艺生活。油田宣传队的演出水平那可是没说的，比起我们镇上的这些土包子来，那就不是一两个档次的区别了。除了演出，油田还经常在新沟中学、新沟俱乐部等处为镇民们免费放映电影，有国产故事片《地道战》《地雷战》《铁道卫士》《英雄儿女》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五七油田的进驻，给新沟人民带来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欢乐盛宴。
但没过两三年，五七油田就莫名其妙地撤离了新沟，搬到东荆河对岸的潜江县去了，沸腾的新沟镇从此复归沉寂。后来听说，是县里的领导把人家撵走的，他们认为五七油田的进驻占居了本县大量农田，这对监利这个“以粮为纲”的农业大县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所以，自以为是的县领导不由分说，硬生生地把五七油田给“逐”出了新沟镇。
这大抵是监利现代发展史上最为荒诞可悲的一件事！
人们常常作这样的假设：如果五七油田（后来改称“江汉油田”）不撤离新沟，那今天的监利会是怎样？尤其是极有可能成为江汉油田总部所在地的新沟镇，又将是一副怎样的面貌？
嗟乎！我1973年秋到过潜江县城。那时的潜江县城，满街都是矮塌塌的房子，最高的楼房不过两层，县城的范围也相当窄小，比起当时经济相对发达的监利县城来，可就差得远了。可如今呢，半个世纪过去了，昔日的小潜江，早已因油而富，成了“高大上”的省级计划单列市，而依旧以“农业大县”自居的监利县，却早就被远远地甩到了后面。
这真是，主政官员一念差，拖累监利五十年！
五
新沟镇盛产文艺人才。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每当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小镇上就会响起嘹亮的歌声：“千山那个万水呀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歌声此起彼伏，街头巷尾，绵延不绝。
那时时兴唱红歌，镇上沿街的每个单位都唱。我的父母在镇缝纫社工作，负责教歌的阿姨姓袁，每天吃罢晚饭后，几十个工人就围坐在一块儿，在袁阿姨的辅导下学唱新歌，只有三四岁的我常常混杂在大人们中间跟着唱。我的艺术天赋就是那个时候被人发现的。缝纫社里的工人们发现我这个小家伙有着这么一副漂亮的嗓子，都非常喜欢我，常常以“给你好吃的东西”相引诱，怂恿我为他们唱歌。只要我亮一嗓子，大人们便会买来香瓜或糖果赏给我吃。
不独是我，新沟镇能歌善舞会乐器的孩子多了去了。1971年初，县文工团招收新学员，在全县中小学校数百个文艺苗子当中进行“海选”，最终挑定了11名学员，新沟籍学员就占了5名，我便是其中一个。此后文工团又招收了三批学员，新沟籍学员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县文工团有着十分强大的演艺阵容，其上演的《沙家浜》《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站花墙》等大型剧目，至今仍被老一辈监利人津津乐道，文工团的整体实力被人称之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在这些剧目中担任主演的，大多是新沟人。
八十年代我调到了县文化局工作，在我亲手参与组织的全县历届业余文艺会演中，每次斩获歌唱、舞蹈一等奖的，差不多都是来自新沟的选手，而且一年一批新面孔，没有一个重复的。这叫我这个地地道道的新沟佬也不禁暗自惊诧不已。
时光流至2017年，一段视频在朋友微信群里疯传，有个名叫孙雁的帅小伙子，竟然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群英汇”的舞台，他演唱的一曲《新贵妃醉酒》，迷倒了现场及电视机前的大片观众。主持人问：你来自哪里？孙雁说：我来自湖北监利新沟镇。
啧啧，又是新沟镇！
新沟人的才能当然远不止能歌善舞会乐器，在各行各业也都人才辈出，只不过相对而言，新沟人的艺术天赋要显得更加突出一些而已。这个现象引起了诸多监利名流的兴趣。
有道是：一方水土育一方人。我想，新沟人擅长文艺，应是祖辈血脉相传所致，更与东荆河这条美丽河流的滋养有关。
六
当然，新沟也有短板。比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新沟镇见诸于古文献记载的东西极少，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文化遗产。
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沟镇上出现了数处“苏维埃革命旧址”，我印象较深的有两处，一个是“谢觉哉蒙难处”，一个是“新沟嘴大捷纪念碑”。
“谢觉哉蒙难处”位于新沟中街。谢觉哉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但谢老究竟在新沟镇蒙过什么难？知之者不多，有兴趣的人更少。我之所以对这个“旧址”印象较深，因为这儿原是我记忆中的一座染坊，后来不知怎的就被贴上了“革命旧址”的标签。
“新沟嘴大捷纪念碑”则矗立在老街头，是在“文革”中安装的一座毛主席雕像的基础上改装而成。老实讲，对这座纪念碑，无论是外形，还是内涵，我都极表疑惑。
先看碑的造型，毫无美感可言，直到听了解说才知道，那造型是“两把菜刀”，喻意为“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这有点令人哭笑不得。贺龙确曾有过一段“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佳话，但这与新沟又有什么关系？即使贺龙率领的红军队伍曾在新沟嘴打过一次大胜仗，但那是用两把菜刀打下的么？
另外一点，这座“纪念碑”给人的心理暗示作用也很成问题。或许是我这人有些神经过敏，八九十年代曾有段时期，新沟的社会治安出了一点问题，据说是来自新沟晏桥的一伙小混混，经常拿着菜刀在镇上砍人。我有次以县新华书店经理的身份，到新沟书店门市部检查工作，就亲眼见证了几个小混混当街拿刀砍人的血腥场面。联想起这座两把菜刀状的纪念碑，愈发地感觉不爽。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沟嘴大捷纪念碑”的出现，折射出部分新沟人的不自信，好像不把新沟贴上一点有厚度的历史标签，就不能彰显新沟的价值似的。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自身缺乏所谓的“历史文化底蕴”而愧恧。不纠结于悠悠往事，不拘泥于陈规陋习，不断求新求变，敢于超越前人，这正是一代一代新沟人最为宝贵的品质。
这让我想起了深圳。2012年我参观深圳博物馆时，曾经大发感慨。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渔村，深圳没有厚重的历史和悠久的文化，但这并不影响它迅速崛起、在短短三十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际大都市。新沟虽无法与深圳相比，但一直被东荆河水滋养着的新沟人，却以其与生俱来的优雅气质和进取精神，不断书写着小镇涅槃的神话，以至于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全省城镇综合实力评估中，它竟获得了在荆州市排名第一的殊荣。
这就是新沟，我终身引为自豪的故乡！
2017年12月23日夜于监利寒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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