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抒情情结

 袁永安是汉上为数不多的浸淫傅山、王铎等晚明、清初行草书大家一系的青年书家，其近年尤表现为对古人一往情深的沉迷与借鉴，并以古典为蓝本，借以在创作中构建了一种理性的、抒情的书法精神家园的目式。

 

    书法作为传统艺术中的奇葩，于点画、篇章的挥运间见万千气象，其艺术规则较之绘画、文学等艺术门类则更加严酷。创变之难，出新之艰，不言而喻。当下书坛，致力于行草书创作者多多，然出成果者寡。或以执迷于古法，而不思进取者；或是目无传统，求脱太早者。书法变迁史已明示当下书人，在滚滚而逝的书法洪流中，唯纵向扎根传统，横向借鉴当代，乃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唯有卓绝的艺术构想，精湛的艺术手段，方能庖丁解牛，技道双进。袁永安明乎此理，其在草书创作中笔耕不缀，出入名家法帖。每至“雨荷堂”，便见其展纸挥毫，或是由感生发的三两笔，或是兴来挥洒的长篇巨制，心生未便相扰之意，让我等手懒偷闲之辈倍感惭愧。袁永安以“嗨拿白穿”为网名，“嗨拿白穿”是“海纳百川”的谐音，以此为名，个中深意，不言自明。这也是他在书法的学习与创作上独持己见艺术理念的最佳写照。二十世纪草书创作的繁荣，是以林散之、卫俊秀二位大师的异地崛起为标志的，而且这“一南一北”两位草书巨匠，都不约而同的推崇晚明、清初草书大家傅山。对大师的敬慕、对经典的敬畏，使得袁永安更加主动地汲取先贤书法中丰富的营养，在他1990年代中期的作品中，这种取法范式非常明显。而在1990年代末期至迈入新世纪的2000年后，袁永安不再满足于一种单调的草书构成范式，于是，以王觉斯那更有抒情成份的迭宕起伏来改造傅青主的萦绕翻转，成为袁永安一直思索与探讨的课题。而且，其对于王觉斯的钟爱，并他未受到当前书坛流行趋向的干扰，这是非常可贵的，也进一步印证了其“海纳百川”的心胸与气魄。“爱他就给他”这是一句时下正流行的口头禅，“爱她就要她”袁永安以理性的实际行动来捍卫了自己对于书法的艺术需求。在傅山、王铎正成为书坛“过后流风”时，选择他们，是需要勇气的。而且，当今书坛，将此二家写得出神入化的，也大有人在。袁永安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书法美学范式，并在书法创作中实践之，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品质。

 

    当前书法创作，已形成方法、形式、观念、展览的多元格局，谁能掌握这些复杂多变的格局，谁就能脱颖而出。袁永安在创作实践中，并将其概括为：“以气驭书，注入情感，丰富线条，强调诗意，注重理性。”这些牵涉创作观念、技法、审美诸多方面的艺术追求，虽只是只言片语，但已全部囊括了他的艺术理想，在实践中始终不渝地营造自己的审美轨迹。袁永安用笔，强调笔墨意蕴，笔情意味，且两者并重。在艺术审美中，有优美、壮美两大范畴，袁永安的草书无疑是属于优美的。他在创作中追求不同的视觉审美要求，对线条自然适意地进行着长短不一、疏密有致的搭配，在字势的转折处恰到好处地把握住圆中寓方、大小参差的变化。他善于把握直线与曲线

的辨证运用，直而不僵，曲而不弱，势如行云，状若流水，随意而出。在点画起始转承处，多有绵里裹铁之意，最后以方笔出之，逾显灵动挺劲。在创作中，无论是行草，还是大草，袁永安从作品内容到表现方式，都经过缜密的思考，极富形象逻辑思维意象。草书创作，结字的运筹帷幄，随势赋形，计白当黑，这些看似平常之举，但最能映书家平日真实功底。否则，所作就有空虚、轻浮之弊。不能反映草书作品神完气足，雍容大度之仪貌。而于两种草书风格的糅合、统一，业已成为他书法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植传统，自出新风，是当代众多书法家努力之所在。在这个大师远去的时代，留传至今，闪烁着艺术家们毕生艺术结晶的作品，已然昭示着前人的艺术高度，也是启迪后来者开拓前进的指南针，古贤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打破作品中原有的笔顺、字组组合方式，参以大起大落的现代构成的元素，使作品整体效果更趋夺目；打破以平稳满实的布局，使之更加空灵曼妙。”是袁永安在书法创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亦是他平日过多的强调“理性”之故。相反，“强调动态”的书法审美追求，并不是对传统的背叛，是书法艺术审美在“运动中求发展”的一种时代自觉，是书法艺术保持自身发展活力的需要。并不是一味地强调书写的“主体”立场，而是从整体出发，以“字变”为切入点，审视汉字在书法中所起的载体的作用。从袁永安所创造的草书视觉图式中，不得不为他那缜密的“理性思维”所折服。但对于袁永安来说，尚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更大的超越。期待他在草书创作上焕发出更加抒情的“感性之光”。

作者简介：张波，《书法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书法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流印社秘书长，湖北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多次担任全国大型书法展赛评委及重点学术课题项目组成员。

张波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