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主席：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阅兵总指挥秦基伟！”这是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受阅部队总指挥秦基伟向军委主席邓小平报告。他那字正腔圆的红安话，响彻天安门，也回响在大江南北。
红安原名黄安，红安话从广义上讲是北方语系，在湖北省又属于江淮方言的黄安孝感片语系，在千里大别山区又属于大别山南麓方言，所以有些“土气”，其实，这土气的红安话大家并不陌生，不论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还是联合国总部会议厅，经常能听到红安话，最典型的代表有董必武、李先念、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领导人用红安方言讲话。
红安是著名的将军县，将领如云，遍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军队和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当初八大军区主要领导中，都有红安籍将领担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论职位多高，不论在外时间多长，红安口音始终没变，红安乡音一直未改，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阐述这个奇特现象的深层原因。
一方面说明扎堆参加红军的红安人多。当年的黄麻起义，当年的红四方面军在红安诞生、红二十五军在红安重建、红二十八军在红安改编，其人员构成也是以红安人居多，那时候，红安家家有人当红军，有的是全家当红军，有资料显示，红安参加红军的人数是6.5万余人，在红军的队伍中，每四个红军战士中就有一名是红安人，由此可见，红安人在红军中不仅多，而且扎堆。红安人在一起，肯定都是用红安话，谁还去“别腔”呢？年纪小应该变腔快，像陈锡联、秦基伟，都是十三四岁参加红军，可乡音一直未变，以红安人为主的红二十五军，长征时平均年龄不足十八岁，可他们后来红安口音也一直没变，为什么？因为他们成天在一起的大都是红安人，变不了。久而久之，不论到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岗位，红安话变不了，与其说这是环境决定的，不如说这是红安人扎堆决定的。
另一方面也说明红安籍将领多。红安人在一起，口音自然不会变，这可以理解。但有不少红安人到了其他的地方和岗位，离开了一起工作和生活的红安人，口音为什么还没变？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是走上领导岗位的人，领导别人，是别人来调整和适应你的讲话，而不须自己来改变，就像一个家一样，孩子听不听得懂家长的他不管，家长按自己的习惯来说，你要听得懂，就要好好琢磨。也就是说，领导无须改变口音，但下属为了让领导和大家听得懂，有可能改变口音。在一个城市或单位，当地人是主体，当地语言自然也是主要流量，他们无论是上班还是家里，讲的都是当地语言，按照随大流用语惯例，无须改变。但如果你是一个外地人，你要融入他们，就要讲他们听得懂的普通话，而不能用自己的方言。但如果你是来当领导的，你还怕别人听不懂你的话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领导没有改变口音的外部压力，有外部压力自然会去改变。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军界到政界，操红安口音的领导遍布大江南北，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红安口音。一位国家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一位国家代主席、党的一大代表，两位中央政治局常委，6位中央政治局委员，3位副委员长，4位副总理，尤其是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4位操红安口音的，还有7位担任过大军区司令员，7人担任过省委书记，10位任过部长，当时的八大军区，操红安口音的司令员就占7人，在朝鲜战场上，韩先楚、周纯全、王近山、秦基伟等红安籍十几位将领指挥战斗，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就是由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和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几位红安人一起完成的。据不完全统计，担任师以上领导干部的红安人达到300多人，仅七里坪一个镇就有143人。
红安籍将领乡音未改这一现象，看起来很偶然，那时又不推广普通话，没的选择，其实这是历史的必然，环境的造就。“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首歌谣是当时红安的真实写照。据解放初统计，红安人口只剩下34万，有14万人牺牲了，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25万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那么多的红安人一起闹革命，这是口音不可能改变的必要条件。
方言毕竟是地方语音，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成为全国通用语音，像红安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历史。现如今， 新的时代新的形势新的进步，普通话成了交际的重要工具，不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公务员，必须讲普通话，这是制度决定的，也是时代要求的，那种特殊环境下的方言交流，将只会在当地随大流使用了。我们要珍视自己的乡音，因为这是连接家乡灵魂的纽带，传承精神力量的源泉。
我也是红安人，我爱讲红安话，我最爱听红安话，我更爱那些为中国革命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红安人。
作者简介：袁桥，系湖北省原黄冈日报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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