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老领导的回忆录《中洲往事》有感
刘尧林遗照
我并非多愁善感之人，“五.一”前夕，收到曾经工作过的湖北省国营中洲农场老党委书记刘尧林同志的女儿寄来的《中洲往事——刘尧林回忆录》。翻看序言，竞是我在农场政治处做宣传工作时的老搭档——后成为著名诗人的李生彦先生的读后感言（代序）。李生彦历经数任党委书记，对上不卑不亢，为文严谨，思维缜密，他的感言点评，我自是信之，便趁“五.一”休息时间一气读完十多万字的回忆录。读之品之，我见证或亲历过的许多往事浮现眼前，掩卷深思，脑海里竟泛出当下耳闻目睹的某些奇葩怪象，不禁五味杂陈，感慨良多，今付诸笔端，与网友相与析——
能上能下，几人能淡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了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战略方针，一九八四年，农村地方党委政府尚未行动，中洲农场便先行先试，拉开了吏治改革的帷幕。农场原任党委书记及其领导班子，是一批听党话又务实的老革命，他们身体力行，主动提出离休或退居二线，腾出位置，扶持符合“四化”条件者上位。同时强调“革命化”应是政治可靠、思想纯洁、作风过硬；“年轻化”，既要领导班子平均年龄降低，还得要体现“老中青三结合”；“专业化”既要突显专业知识，又要体现实践经验与组织、协调、管理能力；“知识化”，既要讲学历，也要讲社会知识、尤其是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上级组织部门尊重农场党委的意见与建议，懂经营善管理时年40岁的副场长刘尧林列为党委书记候选人，通过党代会选举，刘尧林同志全票当选。然时隔不久，各地新老领导班子交替全面展开，突出强调“文凭”之风席卷全国。因此，有老干部满腹怨气地编出顺口溜：“年龄是个宝，文凭最重要，关系不可少，本领算个鸟！”一时间成为讥讽当年人事制度改革形而上学一刀切的流行语。幸亏我党“自愈能力”强，后来得以纠偏。
鉴于当时情势，刘尧林同志向上级组织主动请辞党委书记去上级党校“进修”。这一举动，在中洲农场引起不小的震动。别看一个小小的中洲农场管辖面积不大，也是堂堂的县处级单位，既是大中型国营企业，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干部、农工来自五湖四海，经济体系运行、人事关系调配、社会管理与服务等等自成一体，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在基层干部和普通农工的心目中，党委书记无异于“国王”。记得我1977年刚进农场时，看见有人说话办事气场很足，或有的基层干部端架子摆谱，人们就会流露出当时当地最流行的口头禅不无揶揄地调侃：“哎呀，你这简直像个党委（委员）！” ；对年轻有为的生产大队、小队干部的夸赞，也是说：“哎呀，这小伙子不得了，说不定今后可以当个党委！”由此可见，一个党委委员就是个了不起的“大官”，更别说是农场党委书记啦，党委书记的话就相当于“最高指示”！党委书记的位置，是多少人可望不可及的。到如今为止，也有不少人削尖脑袋投机钻营也得不到这个位置呢。而刘尧林的这个党委书记，是改革的结果，是经党代会全票当选，上级组织正式批准的，他不主动请辞，这把“交椅”可“稳坐钓鱼台”！而刘尧林对权位的态度是：顺应大势，便主动请辞去“充电”。文凭到手后，组织上安排他到更令人羡慕的其他正县级岗位就职，他却不以为然，选择回到农场屈居副书记之位，甘当绿叶衬红花，一干就是两届。在辅政期间，极力补台，甚至做了不少“擦屁股”的事，毫无怨言。
后来换届选举，刘尧林同志再次以最高票当选党委书记。主政中洲农场十年后，上级要求他续任一届，他却以续任一届就“超期服役”为由，再三请辞，退居二线甘当顾问三年后花甲“到点”退休，2024年5月4日与世长辞，享年80岁。
在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位置上，有几人能做到不攥权恋栈，能上能下，进退淡定？有几人愿“甘当绿叶衬红花”，甚至“化作泥土更护花”？！
看如今哪些个已被打趴的“老虎”、拍死的“苍蝇”，有几个不是狗苟蝇营跑官要管，拼着命往上爬？谁要是挡了他（她）们的官道，就不择手段攻击排挤，甚至公开场合大打出手，有的还闹出人命……
挺膺担当，无私方无畏！
《中洲往事》中写到刘尧林同志主政中洲农场期间，财务管理极其严格，有两个分场总支书记，先后因公款招待及生活补贴超标难以报销，便用假发票走账。此事被举报后刘书记便指示农场纪委严肃查处结案。未曾想某执法机关据此大做文章，将其中一位分场书记抓去，拳打脚踢，不让睡觉，逼其交待“所有罪行”，招供问题共涉嫌14700元人民币，其中13000元是因公办事请客送礼超标，且有经办人和相关领导签字；还有就是分场一台收录机由他一人保管使用，定性为“化公为私属于贪污”，折价1700元。该执法机构便要当事人上缴30000元了事，逾期不交就判刑。
另一个分场的总支书记，也被某执法机关抓去严加审问，最后查明该分场为调动下属各生产队干部工作积极性，给每人发了一套雨衣和一些补助等，因不符合总场财务管理规定，就把真实的发票由会计单独保管，而用买树苗的假发票报了账；会计调到另外一个分场，也发生类似情况。执法机关顺藤摸瓜查出两个分场的经济问题，不向农场通报情况，更没有征求农场党委的意见，任性作出处理：三天内涉案人员每人向本执法机关上缴20000元了事，否则，逾期不缴就抓人！一位分场书记问：这个钱是个人交还是用公款缴纳？一位带长的人回答：私人交、公家出都可以。
刘尧林书记得知此情，立即召集在家的党委常委研究此事如何应对。农场党委与会的领导一致分析：当时国家财政很困难，对政法部门所需经费未能全额拨足，不够部分要靠自己创收。政法机关的开支经费，包括工资、奖金、买车、建房、吃喝招待等等钱从哪里来？只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任性胡为，竞有一位带长的执法者向第一位被抓的分场书记索要1000元现金和两壶食用油。农场党委研究认为：场管干部，违纪就应由农场按纪律处理；确实违法犯罪的，就应依法制裁。人民的政法机关经费有困难，可以理解，甚至农场作为国营企业，支持政法机关一些经费也是可以的，但办案应实事求是，定性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创收要合理合法，光明磊落。农场党委作为一级基层党组织，应该理直气壮地抵制这种借故以权谋私搜刮民财的不正之风。
于是，刘尧林书记便与刚直不阿一身正气分管纪检政法的党委副书记李松儒同志一道，赴该执法机关交涉，据理力争，使问题得到客观公正的解决。那位向当事人索要现金与食用油的执法官员，受到了相应的处分，且退回了现金和食用油。
对此，刘尧林书记在回忆录中慨叹：我党的执法机构还是正气压得住邪气的，绝大多数执法人员还是人民可以信赖的……
回忆录中还写了“活思想”：到某执法机关之前，也曾思考过：一、我对执法机构的做法说“不”，并找其主要领导反映他们的情况，他们必然反感，会专门找我的问题；二、农场内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会怀疑我得了当事人的好处才包庇他们。我对此的考虑：一是不管你执法机关怎么查，也查不到我什么问题，因为我没有问题；二是我根本不是包庇当事人，只是认为根据已经发现的问题，不能这样处理，至于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我再派场纪委彻底清查，查出什么问题，根据问题性质，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久前，南方某农场，一位离休老干部的遗产继承问题，子女与继母发生分歧，在双方都没有起诉的情况下，有一方的亲戚是中级人民法院的员额法官，直接插到农场要求农场将老干部的抚恤费、安葬费直接拨到法院账户上由法院裁处。对此种严重违法违规的做法，农场相关领导竟然唯唯诺诺照此办理。另一方当事人不服，向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投诉，最终违规插手民事纠纷的法官受到严肃处理。投诉者写信感谢中院：……由此看来，人民法院还是讲法律、讲规矩、讲正气的地方。
古往今来，有几位官员敢得罪监察、执法机构？两相比较，刘尧林书记的品格与精神，在当下显得何其珍贵！刘尧林书记这种敢于挺膺担当的行为，多年的往事，仍然在中洲农场当作美谈。刘尧林同志之所以敢于“摸老虎屁股”，乃因无私才能无畏！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
知行合一，与归者寥寥。
《中洲往事》中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相继出现卖粮难、卖棉难、卖油难，尽管国家出台“保护价”收购，可无法现金支付，都是“打白条”，农工叫苦不迭。曾经盛极一时的场办糖酒厂，也因国家进口大量食糖冲击市场，难以为继，不得不关停。如此一来，产加销一条龙三产融合的粮、棉、油、糖四大支柱产业，皆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呛”得难以喘气，且糖业倒闭，副产品酒业也就不复存在了，中洲农场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当家人”刘尧林书记，食不甘味，睡不安寝，千方百计寻找突破口调整产业结构。当他深入基层调研时，发现有场外人士租赁农场田地种植红薯用来加工条粉，附加值提高几倍且产品不愁销路；红薯加工后的薯渣是优质饲料，可用来养猪、养鸡，猪粪鸡粪通过发酵灭菌，又成为优质农肥，种植红薯可以成为循环经济。刘书记喜出望外，为了慎重起见，他率领相关技术人员、市场营销人员，辗转数省市，驱车几千里，对红薯的品种适应性、产量、质量、出粉率、销售价格、市场占有量诸要素，进行了细致考察与前景分析，并请来专业技术团队，紧锣密鼓地“腾笼换鸟”，红薯产业一度产销两旺，使中洲农场渡过难关。随后又在林果等生态产业上下功夫，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刘尧林书记最令人敬佩的是，无论做出什么决策，尤其发展经济的重大决策，他从不盲目拍板，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对项目、产业发展的要素了然入胸方做决策。决策既定，便雷厉风行实施，从不唱高调、放空炮、搞花架子。知行合一，是这位老党委书记的一贯作风。因此在他主政中洲农场期间，驾驶着负荷很重的这艘“农垦航船”，在波诡云谲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尽管遭遇风雨飘摇，却始终坚毅破浪奋力前行。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如今极少数官员，为迎合上级某领导口味，博上级领导欢心，玩概念的水平很高，时尚口号喊得很响，可就是不付诸实际行动，恰似叶公好龙。有的官员则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盲目提出一个“宏伟规划”，既无可操作的方案，更无实际措施。
江南某省某区一位区长“紧跟时代步伐”，“政治敏感性很强”——当地一位土专家培育出几个水产新品种，品质优良，中央电视台专题报道后，这位县长便提出：“要打造‘XX芯片’，促进乡村振兴！”当有人请教县长：何为“芯片”？怎样打造“芯片”？谁来打造“芯片”？用什么打造“芯片”？“芯片”打造出来卖给谁？如何让“XX芯片”促进乡村振兴？面对这一系列提问，县长罔顾左右而言他：我们招商引资，同时欢迎专家指导，敬请高人指点，争取方方面面的支持……
江北某省的某县委书记，上任伊始，便在党代会上提出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任期内要让二十万农民进城。如今，其所在农村青壮年绝大多数已外出务工，剩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留守儿童”。有人质疑：有二十万人进城吗？这些人进城干什么？卖服装鞋帽，还是卖粉条烧饼？有当地干部调侃：七万儿童进城上学，每个学生两位老人当“保姆”，这不就超过二十万了嘛……质疑者问：如今全县的乡村，还有七万学生可进城入学？另有地方干部戏谑：三四万学生总有吧，春节期间，他们的父母回学区房过年，这不就又有七八万人口“进城”了吗？
更有某省乡村振兴局局长“政治站位很高”，有记者采访：贵省如何在实施乡村振兴，效果如何？答曰：“我们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全力巩固精准扶贫成果，一个村一个村抓落实……”云云，问及产业如何振兴？局长大人则大讲即将推行“一县一业，一村一品”这个被实践证明“水土不服的舶来品”。
习总书记号召“党政干部要知行合一”，可某些地方的少数官员，要么躺平，要么玩弄概念空喊口号，要么如此这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长此以往，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再英明，国家花的投入再多，这些地方的乡村何以振兴？农业何以强国？笔者真是有些杞人忧天！老百姓之所以怀念刘尧林书记这样的老干部，是因为有些地方知行合一者寥寥无几呀！王阳明老先生在天之灵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反躬自省，显高风亮节。
《中洲往事》共12个篇章10多万字，最后一个篇章“回首一生功过与是非”作自我评价。
对自己的成就与功劳，刘尧林书记在回忆录中客观而又谦逊地进行了总结与概括，用数据与事实说话，无虚夸之词，无自吹自擂，无孤芳自赏，无自我陶醉，有的是以质朴平实的语言记述过往的客观经历，忠实地介绍当时的历史背景，理性地探求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与本质规律。即使自己负重前行，取得成就，建有功绩，他也归功于领导班子与干部群众的努力。这方面的表述，不是惺惺作态的谦套，而是在回忆录中写出某项工程（或工作）是某某同志的提议，某某人具体组织实施，哪些同志表现最为突出，连上级组织给予他个人的奖励，是如何用于下属论功行赏的，都写得清清楚楚，足以说明作者不是故作姿态。对于自己所做的贡献，他认为：在其位就得谋其政！甚至感悟：假若在某些方面加强一下，会取得更好的收效。
在反省自己的失误与过错时，没有强调客观原因，没有诿过于他人，而是善解人意，体谅他人的难处，这样的品格更显高风亮节。反省自己作为“一把手”在用人与处事的过失时，用的小标题是“思想方法要灵活，用人之道唯以贤”。文中写道：“我在有些问题上，过于民主、谨慎、尊重别人意见，没有很好体现主政者的意志和主张。有些我看准了的事，没有坚持到底，迁就了别人的意见，或者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而这些事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和影响，还是该我负责。”“在用人之道上，尽管绝大多数是秉持任人唯贤的原则，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对极个别人估价过高，希望太大，予以提拔重用，结果达不到预想的目的，这种教训也是深刻的。”在写到农场内工业企业推行股份制改造试点时，这样记载：“党委反复开会讨论，大家认为方向明确，势在必行，我便拍板做了决策，号召总场机关干部积极参与，自己带头出资入股，结果事与愿违，未曾料到市场变化无常，加之技术跟不上，产品缺乏竞争力，且股份制无法形成核心凝聚力，导致企业倒闭。”刘尧林同志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决策失误也害人”！
反观当今个别领导，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此不说以权谋私，仅以决策得与失所折射出的人格怪象，就可见云泥之别。已经见诸报道的“老虎”、“苍蝇”贪天之功为己有，诿大过于他人的丑恶嘴脸且不去说了，仅就笔者所见所闻的某些官员的行为，提及就令人恶心——
某市“一把手”，亲自决策引种某中药材，规划面积10万亩，底气十足的要“打造成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国家级示范区”。投资数亿元人民币，因违背自然规律药材种苗水土不服，结果是“草盛药苗稀”。上级追查责任时，“一把手”某君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连决策失误的领导责任也与他不沾边，副手和具体执行者“背锅”受处分。
某地级市市委书记在其偏远的“挂点村”，拨款+拉赞助共5亿多元，搞乡村振兴“样板村”，将方圆近30平方公里的10多个自然村集并建成街道式楼房化的“新农村”，大兴土木搞乡村旅游。结果，旅游景观不伦不类，毫无特色，更没主题文化，除开业剪彩热闹一阵子，此后门可罗雀。农民投资的“农家乐”饭店、民宿、亲子乐园无人问津。返乡农民回过头来去种地，有的要跑十几公里，且不能养鸡、养猪，连菜地也没了，水费电费也成了负担。于是乎，回归的“孔雀”又“东南飞”了，整齐划一的楼房，除了少数“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大多数楼房常年是“铁将军把门”，所谓的绿化美化带已是蒿草丛生……决策者非但不反躬自省，居然还以此作为政绩炫耀。
刘尧林书记的回忆录之所以珍贵，是因为装在档案袋里的280多页《中洲往事》手稿纸已经泛黄，是其女儿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的，说明是作者退休后就开始撰写的，其本人压根儿没打算出书，病重期间，也没有向二子二女提及此事。足以说明这位正县级的农场党委书记撰写回忆录的动机，决非为了炫耀建树，沽名钓誉，而是对人生的自我总结。写成绩总结经验，是“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写失误反省以求释怀，是为“不带遗憾留后世”。子女们为父亲的精神与品格所感动，此事在亲朋好友中传开，在刘书记的老同事、老部下们的鼓励支持下，其小女儿将回忆录整理成书付梓，并非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只是让亲朋好友分享，以慰其父在天之灵而已。可见刘尧林书记低调、谦逊的遗风，其后辈得以赓续。
愚以为：《中洲往事——刘尧林回忆录》，不妨正式出版发行，让人们看到往事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让如今的为政者——正衣冠，明得失，知兴衰！
此文谨作刘尧林书记周年祭！
作者简介：陶武成，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资深媒体人。1956年出生于湖北仙桃农家，务过农，做过工，教过书，从过警，扶过贫，多年从事新闻与农村经济研究工作，现已退休赋闲，偶尔码一下方块字以自娱。在媒体工作期间，曾受聘兼任《美中晚报》国内主编，现任当代名流网副总编辑。先后在国内外媒体发表消息、长篇通讯、报告文学、新闻评论、杂文逾200万字。作品多次获奖，其中撰写的论文《传播优秀文化 以促进世界和谐》及采编的报纸图文报道《天府风光惹人醉》，于2007年在成都市举办的第四届“世界华文媒体论坛”上双双获一等奖第一名；撰写脚本并与湖北电视台合作拍摄的《三农困境突破口》三集电视专题片，获湖北省新闻一等奖，并申报“五个一工程奖”。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开办的《名家讲坛》栏目连续三年主讲“三农问题”，善取百家之长，敢开一家之言。2013年至今，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聘为产业改革与企业发展委员会研究员，关于县域经济、乡村振兴的创新思路，众多基层干部和农民、农企从业人员认为接地气，可操作；也得到高层领导与权威专家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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