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末，马嘎尔尼的同胞罗杰斯出使清国，回国后也写了一本回忆录。回忆录中记载的一个段落发人深省：罗杰斯访清时，清国恰逢大力宣扬的“乾隆盛世”，但罗杰斯所见满不是那么回事。他看到惨无人道的阉割术还在清国大行其道，于是抑制不住愤怒，公开为清国太监打抱不平。他对满清乾隆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但没等乾隆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
罗杰斯回忆录所记的这段“姚勋之音”，也有人说是马嘎尔尼留下的另一版本。这段故事虽然没有更详实的史料佐证，被现代不少人怀疑为杜撰。然而，随后社会演变发生的一连串真实现象，足可证明：有没有姚太监这个人这段话并不打紧，奴才们并不孤独，一个奴才国的精神底色，无需孤证。
鲁迅是相信这段轶闻的，他说：中国人是“做了奴才而不知道自己是奴才，还以为自由者得病。”他认为他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做稳了奴才的时代”。
林语堂也说：“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大约即指姚勋一类的人。
他们说的是从前。
而今，时代不同了，姚勋已然不是从前的姚勋。
我们可以注意到，人们的维权意识高度膨胀：小事即如为一句出言不逊也可以对簿公堂，大者万千云集围攻政府机关。这是一件让政府十分头痛的事情，所谓的群体事件。官员们甚至专门研究如何对付民众的群体事件，给官员们支了许多的招数以应付危机。
法律人有据此欢呼：民众的法治觉醒与法治时代的到来。但是我并不乐观，通过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民众争取的是利益而不是权利！一旦政府承诺给群众解决了本应当群众得到的利益，诸如土地、赔偿、甚至面子，群体性事件的危机即告解决。
即如姚勋，虽为太监身体亏污，宫庭之中位居最底层，所谓奴才。但是他们一旦离开皇宫，站在众人面前，这是皇家的人，可以威风无限，可以使气洒泼，可以让自己忘掉已然失去的本是男人的尊严。所以，他们满足，他们有了“主人的思想”，他们不允许外国人以此“干涉大清的朝政”。可以看到，他们的满足是利益，即使失去所有的权利也在所不惜！
时代在前进，太监已经成为历史。但我们从今天的民众的身上仍然可以看到昨天姚勋的影子。如果民众的追求只停留在利益的层面上，那么法治的道路就遥遥无期。因为法治的精髓是权利，只有为权利而战斗，才会有法治真正的春天。
当然，为生存所迫的姚勋们不能苛求，毕竟活着才是第一位的。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卢发生，武汉市作协会员、书协会员，工艺美术师，资深记者、民俗文化学者。曾任高检影视中心《法治中国》栏目运营总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策划主任、中国电影基金会儿童影视专项基金企划主管。先后给中央电视台、湖北、武汉电视台撰写剧本、专题片脚本多部，皆已播映。在《人民日报》《檢察日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长江丛刊》《大武汉》《武汉作家》《武汉文学》《武汉宣传》《湖北诗词》《文旅湖北》《楚菜论丛》发表报告文学、散文文学评论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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