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遗照
称异姓长辈为叔叔，是通常的敬称，而我这位叔叔的称谓，有着非比寻常的内涵。
这位叔叔与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是湖南人，我是湖北人。有人说他是我义父，我可从没叫他一声“干爹”，他也从未讲我是他“义子”；他视我为己出，我敬他胜过生父。我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因为，叔叔教会了我做人做事，点亮了我的心灯，矫正了我的三观，指引了我的人生走向。
叔叔1933年出生在湖南临湘的一个易姓农家，来到人间时正是暑热天，因此，取名“暑生”。也许是与生俱来的酷热煎熬，练就了火一样的性格、火热般的心肠。他从小就给富裕人家当“放牛娃”，看见邻里的小伙伴高高兴兴背着书包上学堂，羡慕不已，想想自家人住在草棚里，父母靠给人打工度日，自己不给人家放牛，连饭都没得吃，哪能上得起学？心里的苦闷憋屈无处诉说……稍大一点，就给地主家做长工。16岁那年，迎来了翻身解放，家里分得了3间瓦房2亩地1头牛，叔叔觉得生活有了盼头。第二年，朝鲜战争暴发，为了感谢党的恩情，尽管是独子，他毅然决然报名参加了志愿军。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总是冲锋在前，多次立功受奖，火线入党，火线提拔当了排长。停战后，上级安排识字扫盲，叔叔如饥似渴地学习，成绩拔尖，因此，晋升到军官文化速成班进修。叔叔为祖国强盛的曙光、为和平的曙光、为他人生的曙光升起而兴奋不已，于是，更名“曙生”。
叔叔抓住机遇，夜以继日恶补文化和军事常识，他要把旧社会耽误他的时间补回来。1954年回国，已是正连级干部的他，转业到地方，在大型国有盐矿担任派出所所长，后来，省直属的国营农场建立公安水陆派出所，他被作为省公安系统的精英骨干充实到江汉平原的一省直国营农场派出所担任指导员兼副所长。
我与叔叔的结缘，源自我的不懈追梦——
我1956年在江汉平原一户贫困农家呱呱坠地，便在“合作社”——“人民公社”开始了人生苦旅。在宗法势力余毒尚未消除的农村，家里连个当生产队长、记工员的“靠山”都没有，自幼备受歧视与打压。在那个特殊年代，像我这样的青年，入团，无望；入党，没门；当兵，想都别想；连当个民办教师、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手，也是可望不可即。因此，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便产生了一种信念：生我养我的地方，得不到公平待遇，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英雄总会有用武之地！那时候，国营农场的农工，种地干农活是拿工资的，只要满出勤，月薪30元不成问题。对比农村公社社员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不到一毛钱，简直是天壤之别。大型国营农场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虽有老乡、战友等山头主义作祟，但没有农村那种宗法势力的铁幕障碍，只要干的好，有点真本事，还有望被招工、提干呢！因此，国营农场成了当时乡村平民子弟向往的天堂，做梦也想进国营农场。村里与我命运相同的几位青年便相约——走出去，到国营农场去！可是当权者连我们这些纯粹百姓的子弟唯一的出路也给堵死——不出证明不放行！而我改变环境出去闯的想法痴心不改，追梦不止，1977年，在我21岁时，终于得到命运之神垂怜，向我伸来抚爱之手。
当时，叔叔所在的农场新建了一个分场，需要招收一批有志向、有文化的青年到基层一线当农工，经过锻炼、考察，要从中选拔一些素质较高的人员充实农场基层干部队伍。一位神通广大而又同情怜悯我的异姓前辈得此信息，便将我推荐给他在盐矿时的老朋友、掌管农场户口迁移的易曙生叔叔。易叔叔看了我的自荐信说：“这小鬼有志向，文化基础还可以，你带他来见见面吧。于是前辈便带我到农场“面试”。第一次见面，这位警察（那时称“公安”）叔叔与几位同事正在伏案研究侦破方案，前辈进去打了一声招呼，叔叔扭过头来审视我一眼，我感觉那目光如两道寒芒射来……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近距离面对公安人员，心里嘀咕：难怪说公安人员厉害的，这目光太深邃、太犀利、太有威慑力啦！前辈提示我：快叫叔叔呀！自此，我就一直称呼这位老公安为“叔叔”，且与叔叔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过一番对话，叔叔点点头，“嗯”了一声，走进里间与相关领导商量后，将我安排到离总场场部相对较近的一个生产队当农工。出房间就向前辈通报：“这小鬼符合录用条件，只要表现好，以后当个生产队的会计呀或者统计呀，应该没什么问题，说不定挑更重的担子也是有可能的。”一个月后，叔叔捎口信让我到他家去一趟，一是给我改善一下伙食，二是要了解我进农场一个月来的劳动状况和感受。
汇报中我讲了一件让我有些忐忑的事——
有一次，生产队里派我和三位老资格的农工守夜巡逻，半夜里，老资格们叫我从仓库里搞点已入库的花生米，到集体菜园摘点豆角和其他蔬菜来做夜宵。我犹犹豫豫，说：“这行吗？”一位老资格说：“怎么不行？又没人知道。”在那个“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代，倘若被领导知晓，是要挨批斗的。面对“老资格”们，我又不敢“抗命”，便嗫嚅道：这，这……
一位年轻的老资格说：“你‘这’个屁，怕个鸟啊，你有易所长这个靠山，书记、队长哪个敢把你咋样？”
另一位老资格指着身旁的一位说：他也是个共产党员，风水轮流转，说不定哪天他就是书记啦……你小子合不合群，就看你自己的了……
思来想去，我新来乍到，得罪不起这些人呀。于是心一横，干就干吧，反正是你们逼我干的，再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何必自找难堪呢。
我的行动，换来了大伙的开心，自此，他们拿我当“自己人”了，时不时给我一些关照，我也觉得生存环境不错了……
叔叔听后，语气较为平静地问我：“你觉得自己做得对还是错？”
我觉察有些不对劲，便支支吾吾，大意是说：谈不上对还是错吧，生存环境很重要啊！
叔叔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一阵风言浪语排山倒海似压来：看来你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有问题呀！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对与错的标准吗？你们这种行为，说小一点是损公肥私，说大一点叫监守自盗！你与这样一些不守规矩、贪图小便宜的人打得火热，就以为有了好的生存环境？幼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这样的人整天混在一起，你能有进步吗？再说，哪天你要是走上领导岗位，面对这样的歪风邪气，你管不管？不管，你对得起组织的培养、群众的期望吗？管，你是不是有把柄捏在人家手上？再说人家用派出所长这个“挡箭牌”拿你当“枪”使，你是不是还自以为是、沾沾自喜？
我脸红一阵白一阵，结结巴巴：叔叔，我，我……
“我什么我，如果长此以往，你对错不分，是非不明，投机取巧，不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以后就别叫我叔叔，别到我这里来了！”
我哭丧着脸：“叔叔，我知道错了，我改、改……”
一阵难堪的沉默……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要防微杜渐，回去后，向你们队里书记作深刻检讨！今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准打着我的招牌说话办事，想要认我这个叔叔，你小子就得给我‘夹着尾巴做人’！”
这是叔叔第一次叫我“夹着尾巴做人！”
婶婶（农场称“娘娘”）看我是穿的一条破裤子到她们家去的，不久，给我做了一条新裤子送到生产队我的住处，温婉地对我讲述了叔叔的为人：你叔叔是个苦出生，脾气直，你弟弟（指他们的次子）高中毕业后被一家县直事业单位的头“看中”，让他去当临时工，刚干了个把月，头就说：“小易呀，你干得不错，想不想提前转正？”你弟弟没过脑子就说：“有这样的好事，哪个不想？”那头头说：“只要你爸把我老婆孩子转成商品粮户口，你的事就包在我身上啦！”你叔叔听这么一说，立马火了：“想让我拿权力做交易？谈都不要谈，你明天就别去上班了……”你弟弟至今待业半年没有安排工作呢！你叔叔特别爱才惜才呀，他认为你是块可造就的材料，不过，他说“玉不琢不成器呢”！你叔叔他是要好好雕琢、打磨你呢！
一股暖流涌遍我全身……
1978年，全国都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农场要面向全场公开招考一批教师，全场400多人报名参考，择优录用了36人，我侥幸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洗掉两腿泥”的梦想实现了，兴冲冲跑到叔叔家报喜，叔叔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却板起脸说：农场人才济济，你小子莫要眼睛长到额头上，要“夹着尾巴做人！”
1979年，走上三尺讲台的第一个学年度教学效果成绩单出炉，全场200多名教师，仅有3名教师因教学效果好而奖励晋升工资一级，我有幸忝列其中。叔叔又一次给我敲警钟：仅仅一年的成绩，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要沉下心，扎下根。毛主席批评哪些并无多少真才实学有点成绩就翘尾巴的人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农场比你根底深厚的教师比比皆是，你要“夹着尾巴做人”，莫要飘飘然成为“墙上芦苇、山间竹笋”……
1981年，我被抽调到总场办公室编写场志，多少平民子弟羡慕不已，不少干部子弟想进总场机关也不可得，我有些志得意满。叔叔又给我来一针“清醒剂”：“到了总场机关，没有什么值得翘尾巴的。”接着引经据典地讲：场志是地方志的一种，历史书、地方志、百家姓的宗谱，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三大历史文脉，承载着悠悠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记载着治国理政的诸多成败得失，风土人情，名人轶事等等，地方志相当于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史志类的书籍，不比一般的文章、著作，既要言简意赅，又要秉笔直书，对历史负责。以你现在的文化功底，能否堪当农场志书编簒大任还不好说，你给我好好的夹着尾巴做人做事！
警钟再次响起！
后来，农场所在地的县党史办公室、省农垦局史志办公室都要调我去“耍笔杆子”，因秉笔直书得罪了人，均被以“我们要留住人才”的名义给卡住了。团省委组织的一次全省青年演讲大赛，我提交的文章被选中，通知下达到农场团委，点名要我参加演讲，单位某领导又以“工作太忙，不能离岗”为由，未能参加演讲竞赛。那次演讲获得前20名的青年纷纷被省和地市级机关破格调用，而我的文章是名列前茅的呀，我与再次圆梦的机会失之交臂，从梦中醒来依旧原地踏步。叔叔见我遭受接二连三的打击，情绪低落，甚至有些萎靡不振，便循循善诱：你不是写史志的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你对此是如何理解，怎样领会的？一个真正的强者，要做到得而不喜，失而不忧，宠辱不惊，才堪大用！
这是叔叔对我的棒喝与激励！
得罪领导的滋味不好受啊！在普通办事员的岗位上一待就是10年，幸有叔叔的叮咛教诲与劝慰激励，我忍性励志，1991年终于迎来了命运跳转的机会——公安局要在农场科局级干部中选拔一人接替派出所长职位。省直农场是县处级企业单位，而水陆派出所归所在地县公安局管理，虽然派出所长当时只是个股级干部，但在农场则视同科局级待遇。而我这个没有级别的办事员在第二轮扩大选拔范围时捡了一个漏，因级别问题，只能以副所长之位主持日常工作。期间，组织干警一举摧毁了危害当地多年的流氓犯罪团伙，并将当街行凶的团伙首要分子开枪击伤缉拿归案。农场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欢欣鼓舞，到派出所门口燃放爆竹以示庆贺的纸屑堆了半尺厚，敬颂的匾额挂满了派出所所有的办公室。
然而，却触怒了流氓团伙的“保护伞”，他们捏造了“陶武成违反用枪规定滥杀无辜”的罪名，县政法委遵照县委主要领导批示，派出以政法委副书记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农场进行彻查。已调离公安系统8年的叔叔，以一名老公安的政治敏感性与组织纪律性建议我主动提出停职，坦然接受调查。调查组通过整整一周的多方调查，最后召开公安局主要领导及全所干警和农场主要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县政法委副书记、调查组组长郑重宣布：陶武成副所长从鸣枪示警到开枪击凶完全符合法律程序，这一枪，打得好！打得准！打出了水平！打出了我们政法机关的威风！此外，不调查不知道，一彻查还查出了我们政法战线的一个小清官！陶武成副所长，无论政治上、经济上、公安纪律上，还是生活作风上，都过得硬！我们建议：公安局给陶武成副所长申报二等功，农场给陶武成副所长晋升工资两级！
我顿时热泪盈眶，发自肺腑感言：由衷地感谢调查组还我清白！还了老百姓一个公道！
我向调查组的领导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当场诚恳表态：摧毁犯罪团伙，是全所干警的协同配合才取得的战果，要记功的话，就请记派出所集体二等功；若要晋升工资，就请农场拿出一笔奖金，分发给参战的全体干警！
此次风波过后静思：派出所长虽是个小不点的职务，而当时在其辖区范围内，却又是个掌握着处罚、拘捕大权的人物，掌握着一些人政治生命的生杀大权，说话办事连县处级的农场党委主要领导都得给几分面子。当年，为了争夺这个派出所长的位置，还演绎出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甚至匪夷所思的掌故呢！我这个捡漏的“渔翁”出任派出所长，倘若有权就任性，倘若没有叔叔一而再再而三的警醒要我“夹着尾巴做人”，恐怕难免得意忘形，说不定就做了出格的事，当大难来临时，说不定所有的恶行报应就“一起都报”了，也许会成为一个人人喊打的“小苍蝇”……
1997年湖北省委组织部经过严格考察后，批准了我的主动请缨——到大别山参与扶贫攻坚。省委副书记主持会议欢送，县委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长、扶贫办主任等到场欢迎，我走进大别山深处担任了一个贫困村的党支部“第一书记”。所在贫困县因我的到来，产生了轰动效应，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县直机关选拔32名优秀年轻干部下沉到贫困村任“第一书记”，随后市委市政府也选拔了126名第一书记奔赴全市9个县市区最落后的贫困村。“第一书记”由此在湖北省的大别山区这片红色土地上发轫，我也因之于1998年荣幸的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一时间，真个是报纸上有名，广播上有声，电视上有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当我回到农场看望已退休的叔叔婶婶时，老爷子微笑中带着威严说：“你个臭小子，是不是有了翘尾巴的本钱啦？”我赶紧回答：“没有，没有，更要‘夹着尾巴做人’！”父子俩会心一笑，看得出老爷子笑得很开心。“你给我永远记住列宁的教导：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俗话说，树高千丈不要忘了根，一个忘掉根本的人，被抬的越高，将会跌得越惨！”
这是在我人生的巅峰时期，叔叔给我的忠告！
2000年，我正在参加全国“两会”，叔叔的长子我的义兄打电话告知：老爷子不行了，就等着你回来见最后一面……“两会”期间难以请假，待散会后我赶到病榻时，再也听不到老爷子的叮嘱了……我情不自禁地双膝跪下，泣不成声：“老爷子，我会终身铭记您的教诲，永远永远“夹着尾巴做人”，叔叔，您放心地一路走好……”
叔叔走了，再也没人叮嘱我“夹着尾巴做人”了。我今已年近七旬，此生虽离叔叔“不要想着当大官，应立志做大事”的要求还很远很远，更未能追寻至“立德、立功、立言”的梦境，不过也没给叔叔丢脸，哪怕后来在国家级主流媒体出任省级记者站长、做内参记者，甚至受聘于一家海外华文报纸任主编，我也始终牢记叔叔的教导——“夹着尾巴做人”，遵纪守法，坚持媒体人“铁肩担道义，丹心著文章”的职业操守！
亲友们常常调侃：你是个“胆小鬼”，不敢下“五洋捉鳖”。我也自嘲且自慰：“五洋”我至少得到“一洋”啊，虽没洋车、洋房、洋妞、洋酒供潇洒，但至少有“洋火”（火柴）任我自由支配嘛。
我做到了叔叔的另一句警语：知足常乐！
在岗时，组织没有亏待我；退休后，养老金能保障我衣食无忧。比起我那些在故乡农村辛勤劳作一辈子的兄弟姐妹、同学、发小来，我的幸福感是爆棚的。
我也常在思索：无论是“大老虎”，还是“小苍蝇”，他们都是些高智商、高情商的人精与人渣的“混合体”，党和国家用纳税人的钱把他们培养成才，平民百姓对他们寄予厚望，倘若选拔、培养他们的“伯乐”，或以他们为荣的亲朋好友中，也有一位像我的叔叔这样经常性敲敲警钟，他们也不至于在反腐的风暴中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吧；哪些隐藏得很深尚未现原形的“老虎”“苍蝇”们，也不至于提心吊胆，觉也睡不安稳吧……
我能结缘一位素昧平生却跟踪叮嘱我“夹着尾巴做人”的叔叔，实乃三生有幸！按某些人的话说，我不善跑官，不会捞钱，算是“白活一辈子”，但叔叔留给我的精神财富，让我终身受用！
春风得意的人们啊，但愿你们身边也有一位像我叔叔这样的亲朋好友，叮咛也好，唠叨也罢，我以为：如我叔叔这般，叮咛是幸，唠叨是福，不仅是个人之幸，家庭之福，更是社会之幸，百姓之福！
写在叔叔去世25周年乙巳清明节来临之际，谨致缅怀！同时深切缅怀如叔叔一样真真正正的已故“老革命”们！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陶武成，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资深媒体人。1956年出生于湖北仙桃农家，务过农，做过工，教过书，从过警，扶过贫，多年从事新闻与农村经济研究工作，现已退休赋闲，偶尔码一下方块字以自娱。在媒体工作期间，曾受聘兼任《美中晚报》国内主编。先后在国内外媒体发表消息、长篇通讯、报告文学、新闻评论、杂文逾200万字。作品多次获奖，其中撰写的论文《传播优秀文化 促进世界和谐》及采编的报纸图文报道《天府风光惹人醉》，于2007年在成都市举办的第四届“世界华文媒体论坛”上双双获一等奖第一名；撰写脚本并与湖北电视台合作拍摄的《三农困境突破口》三集电视专题片，获湖北省新闻一等奖，并申报“五个一工程奖”。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开办的《名家讲坛》栏目连续三年主讲“三农问题”，善取百家之长，敢开一家之言。2013年至今，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聘为产业改革与企业发展委员会研究员，关于县域经济、乡村振兴的创新思路，众多基层干部和农民、农企从业人员认为接地气，可操作；也得到高层领导与权威专家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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