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第一个工人党员侧记
郑凯卿遗照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征集到了文华大学校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郑凯卿的两件珍贵实物档案，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对老人的后代得以多次接触、访谈，也让我们有机会走近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和工人运动领袖。
郑凯卿回来了
10月13日，受母亲、也是郑凯卿的小女儿郑季霞的委托，郑凯卿的外孙女、长江日报报业集团干部钟小霞专程来到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将2件珍贵的实物档案交到了付强馆长的手上：一件是郑凯卿早年读书时使用的木柜，这个木柜陪伴郑凯卿度过了一生，见证了他传奇的一生；一件是在抗战时期，郑凯卿在川东云阳为抗日游击队送药的专用木箱。
郑凯卿亲手制作的储物柜
郑凯卿为游击队送药的专用药箱
这是半个月内，钟小霞今年第二次来到华中师范大学。第一次是9月29号，她将母亲郑季霞用二十多年撰写的专著《我的父亲郑凯卿》捐赠给档案馆，在与档案馆领导交谈过程中，钟主任得知学校正在布展新落成的校史馆，同母亲商量后，时隔两周后欣然将两件实物捐给了学校。钟小霞这样表达她的心情：“外公在华师的前身文华大学接受新思想的启蒙，与陈独秀相识，成为武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在后来的近20年时间以文华大学（华中大学）校工的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没有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工人党员郑凯卿，这两件文物，是外公人生经历的见证，也是华中师范大学的红色印记，我受母亲的委托将他们捐给华中师范大学，这两件跟随父亲的文物从此有了最好的归宿”。难能珍贵的是，据钟小霞介绍，储物柜和专用木箱是郑凯卿本人亲自动手做的，这印证了郑凯卿的墓碑碑文中对他的介绍“……他知医道，懂烹饪，也会泥塑、篾、藤、木工，常以此作掩护为革命工作”，抚摸着这两件珍贵的文物，仿佛能感受到老人的体温和心跳，老人也仿佛回到了我们身边。
确系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
对于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工人党员是有不同意见的，主要争论集中在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郑凯卿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中到底谁的入党时间更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认为李中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的，1988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 发表的罗绍志的文章《我党第一个工人党员李中》，肯定李中是“我党最早的一名工人党员”。
2017年第17卷第5期《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曾长秋的《李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产业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认为郑凯卿是第一个工人党员的有1990年第3期《理论学刊》发表的孙向忠的《究竟谁是我党的第一个工人党员》，以及1996年第4期《武汉党史》李婉霞的《第一个中共工人党员确系郑凯卿》。要确定谁是我党的第一个工人党员，就是要在确定具备工人身份的前提下，看谁的入党时间更早。曾长秋在《李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产业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一文的尾注中认为，郑凯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人，这种判断有点让人哭笑不得，郑凯卿自幼家境贫寒，为生活所迫，郑凯卿8岁就扛着扁担、带着绳子，跟随父亲到车站、码头当挑夫。他10岁和11岁，父母相继病逝，哑巴妹妹送给黄姓人家做童养媳，他便只身一人在沙湖一带流浪，被好心的人力车工人陈万年、唐秀芝夫妇收留，生活得以安定下来，为了给陈万年家减轻一些经济负担，郑凯卿到陈所在的人力车行当了几年小工，18岁时进入文华大学做校工，先后司职送水、厨师和“童子军”技师，教学生做铁工、木工和园艺栽培，被师生称为文华大学的“万能师傅”。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说郑凯卿“他每天工作很忙，但工资很少，对工人的苦难体会很深 。”后来，陈独秀委托刘伯垂发展郑凯卿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负责劳工工作，与郑凯卿的工人身份有直接关系。再来看李中，李中，原名李声懈，湖南湘乡人。1918年夏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应该算是一名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毕业后不久，他来到上海，在一家古董玩具店帮工。1920年春，他结识了陈独秀。在陈的鼓励下，为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而到江南造船厂当了一名钳工，于是有了工人身份 。这样看，两人的工人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再来看两人入党的时间：李中是先入团后入党的。 李中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并且是15名成员中唯一的一名工人党员，但他并不是在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加入的，而是在1921年“五一”劳动节后至“一大”召开之前，依据是：一、李中是先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20年8月22日，建团时的8人中没有李中，李中是建团后发展的首批团员之一，由于当时的党团关系十分密切，李中受指派，帮助陈独秀组织上海机器工会，但他此时的身份仍然是团员。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成员李达回忆：“……于是，党就将各地来沪的青年挑选了二十来人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派党的发起人之一的俞秀松主持。意思是准备从中挑选预备党员。罗觉（亦农）、任弼时、李中、李启汉等都是这批参加的，后来他们都入了党……当时派李中在杨树浦进行组织机器工会，李启汉在小沙渡进行组织纺织工会”（《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说明李中不是入团后马上入党，而是经历了一段时间后才入党的。二、李中入党的时间应该与其湖南同乡李启汉相同或稍晚。李启汉也是从湖南到上海的进步青年，与李中等人同时入团，并同样受党组织的指派从事工人运动。“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1921年初，他从武汉来到上海，“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只有李达、俞秀松、施存统（不久到日本去了）、沈玄庐（他来来去去，不常在上海）、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似还是1921年春天才加入），沈泽民是初夏才加入，李启汉是同年“五一”劳动节后加入”（《包惠僧回忆录》第4页），这里没有提到李中，不过因为他的情况与李启汉类似，同时入党或稍后一点点的可能性较大，时间应该是在1921年“五一”劳动节后至“一大”召开之前。三、李中墓碑的碑文中标注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是1921年。1951年7月9日，李中病逝，灵柩由家人送回故乡湖南省双峰县石牛乡采桑村三龟塘安葬。2011年纪念建党90周年前夕，当地政府对墓葬重新修葺，“墓志铭”上写着：李中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而郑凯卿的入党时间则非常清楚，1920年8月。1920年春夏之交，受陈独秀的委托，刘伯垂回到武汉发展党组织，陈独秀还特意介绍包惠僧和郑凯卿做其助手，1920年8月，由刘伯垂主持，在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张国恩寓所内，共产党武汉支部，即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7人，只有郑凯卿是工人人。由此可见，郑凯卿的入党时间比李中早了9个多月，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确定无疑。
历史不会忘记
1888年3月24日郑凯卿出生在武昌青山铁铺岭松树湾，1966年11月15日，在潜江总口农场的小儿子郑邦才家中离世，享年79岁。79载风雨春秋，他从一个穷苦孩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工人党员、早期工人运动领袖。自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子那一天起，他便忠于信仰、秉承初心，为革命殚精竭虑，为战友出生入死，心中装满了事业和穷苦的阶级兄弟，唯独忘了他自己。但历史不会忘记，文华大学的后人不会忘记。
郑凯卿全家福
文华校园受蒙。郑凯卿早年父母相继病故，少时做过挑夫，当过书童，饱经人世沧桑，1906年，郑凯卿进入文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当校工，为食堂挑水、做厨师，后来身兼童子军劳作课技师，深受师生喜爱。文华大学开放、包容的办学氛围吸引并改变着郑凯卿，他在文华大学受到新思想的启蒙，积极参加文华国文教师刘静庵创立的“日知会”，在“日知会”图书报刊阅览室与董必武相识，后与董必武结为志同道合的挚友。1911年，武昌起义期间，郑凯卿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协助文华中学校长余日章为革命军筹集数万石大米，为首义成功做出了贡献。
与陈独秀结缘。1920年2月4日至7日，陈独秀受文华大学邀请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并作报告，陈独秀在文华大学期间，由郑凯卿负责照料他的起居生活。1920年2月5日下午，文华大学公书林礼堂，陈独秀作了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郑凯卿也挤在学生中间听讲座。陈独秀的演讲深入浅出，郑凯卿听入了神， “我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黑暗之中出现一条光芒万丈的大道，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三十多年后，郑凯卿这样向女儿形容当时听演讲的感受。讲座后，郑凯卿找到陈独秀，把感受告诉了他，陈独秀握住郑凯卿的手说：“我们的革命事业需要你。”接下来两人有了更多的接触、交谈。陈独秀有意为建党培养后备党员，尤其是像郑凯卿这样的工人。陈独秀向他介绍了《新青年》和《湘江评论》杂志，以及天津的“觉悟社”，从而极大地影响了郑凯卿，在陈独秀的引导下，郑凯卿组织文华大学的学生对武昌纺织局、纺纱局、麻布局、铜币局、银币局的工人情况进行了调查，后成文《武昌五局工人状况》，以文华大学生的名义刊发于《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一号。
工人运动领袖。1920年8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郑凯卿参加了成立会议，会议决定他负责劳工工作。1921年，郑凯卿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工作，开始在武汉地区组织工人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维护工人的合法权利。他以文华大学校工的身份帮助多家工厂的工人组建工会，并召集武汉人力车工人参加夜校学习。同时，他自己也积极前往平民夜校上课，与工人分享学习心得，并自编简单课本，在工人群体中宣讲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1921年，郑凯卿与施洋、林育南等人召集武汉人力车工人代表，筹划反对人力车老板加租的行动计划，郑凯卿提出并主导成立了人力车夫工会，维护工人权利。施洋被聘请为劳工律师和顾问，起草了武汉人力车夫《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抗议车行老板的加租行为。1921年12月7日，在郑凯卿的带领下，汉口租界5000多名人力车夫举行了罢工游行，唤醒了武汉人力车夫等工人阶级维护自身权利的革命意识。最终，经过汉口商会与工人代表的谈判，车行停止了增加租金，赔偿了罢工期间的损失。
罢工行动成功后，武汉地区的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分别于1922年1月和2月成立了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和武汉第一个工会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会。1922年7月，中国第一个地方总工会，也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地方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成立，郑凯卿担任联合会组织部秘书，与联合会其他同仁一起团结地方工人开展维权运动。
1923年，军阀吴佩孚反对京汉铁路工人成立总工会，陈潭秋、郑凯卿、林育南、施洋等共同起草《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言》，并组织京汉铁路全线铁路工人和武汉各工团、各界群众罢工，形成万人规模的示威游行，声援京汉铁路总工会。此次示威游行后，军阀对武汉三镇的工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二七惨案”的发生让工人阶级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
舍身护佑革命先贤。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中共党员、工人运动领袖施洋律师遭到北洋军政府被捕。郑凯卿和林育南、陈潭秋等人筹划营救施洋，但未能成功。施洋遇害后，湖北军阀萧耀南一度下令不准收尸。郑凯卿组织人力车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将施洋遗体悄悄收殓在武昌城外的江神庙中。武汉党小组随后暂时疏散，郑凯卿离开武汉前，对妻子最后的叮嘱是：要多去看望和照顾施洋的遗孀。后来，湖北督军贴出悬赏告示，15000元现洋悬赏董必武人头。郑凯卿化装成人力车夫，安全护送董必武登船离开武汉。1927年大革命失败，周恩来从上海赶到武汉，郑凯卿克服重重困难接应周恩来从汉口过江到武昌与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贺龙进行历史会晤，不久，周恩来、贺龙等在江西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
工人烤火处的温暖。1931年初，为恢复重建受到严重破坏的武汉党组织，郑凯卿肩负重要使命回到文华大学，在文华大学附中任工艺教员。当他看到人力车工人在冷风刺骨的冬天无处藏身御寒，郑凯卿发挥其精湛的木工技艺，和文华中学的学生一起在武昌汉阳门轮渡码头旁搭建了一间纯木结构的活动板房，挂上“工人烤火处”的牌子。冬天武汉码头工人、人力车夫取暖、烤火，到了夏天，则将木房四周的木板拆下，这间小木屋又成了工人们的饮茶的庇护所。原文华大学学生孟寿彭、宋百廉、杨庆生等同学都曾和郑凯卿去汉阳门“工人烤火处”，为码头工人、人力车工人服务，他们一直不知道郑凯卿的真实身份，直到新中国成立，才知道郑凯卿是中共党员。“烤火处”不仅温暖了工人的身体，也温暖了工人的心。郑凯卿在武汉工人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和这个“烤火处”的设立、郑凯卿对工人的知冷知热应该是密不可分的。
川东八年扶幼卫国。1938年3月10日，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以收留1.6万名来自战区失去父母、流离失所的难童，武汉沦陷前，董必武指示郑凯卿和保育会救援人员一起，将难童分批护送到宜昌，再换小船入川，分别安置到四川各地的保育院一家前后辗转四川、宜昌等地，因时间紧迫，郑凯卿夫妇没有等到自己的两个孩子邦文、邦达回家，就忍痛踏上西迁的征程，从此和两个孩子失去联系近10年，在各方努力下，郑凯卿和保育人员历经千难万险，将“儿童保育会”的儿童安全送至奉节、云阳、万县、重庆等地，圆满地完成了救援转移难童的任务。后以四川云阳县大华炼油厂事务员件医务室卫生员、云阳慈善堂孤儿院、云阳县中心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为游击队送药送粮。
鼎力护校迎武汉解放。1946年秋，郑凯卿从四川回到武汉国立童子军师范学校总务处工作。为了反抗国民党、三青团在学校里面安插的密探，郑凯卿号召学生建立了“新教协”、“新青社”等学生组织，在学生社团和学生活动的掩护下组织学习党的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理论，以抵抗国民党的监视以及对进步学生的毒害。同时，在“六·二”反内战总罢课大游行过程中，郑凯卿积极保护参与游行的国立童子军师范学校的学生，并在国立武汉大学发生“六·一”惨案后，帮助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杀进步学生的暴行。1948年春到1949年初，革命即将胜利时期，郑凯卿等地下党员按照“平行作战、单线联系”的原则，把进步师生组织起来，投入“反搬迁、反破坏、护厂护校、保卫武汉、迎接解放”的斗争，郑凯卿劝说国立童子军师范学校校长孟寿彭开展护校运动，并组织同学们保护学校设施和粮食，使学校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保存完好，保证了军管会文教部顺利接管童子军师范学校。
尘封功名 甘于平淡。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邀请郑凯卿前往北京工作，郑凯卿以年龄大、不能给组织添麻烦为由谢绝了。郑凯卿的战友、武汉市首任市长吴德峰准备安排郑凯卿出来工作，郑凯卿明确表示，革命成功了，他的最大心愿就实现了，他身体不好，经常咳血，国家的建设和管理应该交给更年轻、更有能力的人去做。他此后就一直拿着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和退休工资，而他的夫人李雅卿在大东门合作亭摆一个摊，在1959年—1961年3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的日常开支就显得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但郑凯卿从来没有给组织开口提过一次要求，为了改善生活，李雅卿约上邻居黄婆婆，把自己编织的生活用品送到武昌火车站或人多的地方去售卖。从家里到武昌火车站有一条小路稍微近一些，可以节省一些体力，这条路崎岖不平，与一条铁路交叉，且要经过一段上坡，非常危险，为了生计，两人不得不明每天起早贪黑地在这条路上奔波。1959年12月2日，悲剧还是发生了，黄婆婆的手推车在上坡与铁路交叉的地方，被卡在石头缝里，正好这时有一辆火车开过来，李雅卿为了救黄婆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对数十年与妻子相濡以沫的郑凯卿的打击是巨大的，但郑凯卿把这份痛苦埋在心里，依然没有给组织提出任何要求。
据女儿郑季霞介绍，郑凯卿晚年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你是灯塔》，因为有信念灯塔的照耀，他的一生尽管历尽千辛万苦，但走得执着而坚定。郑凯卿何尝又不是一座灯塔，照耀着文华大学的后人薪火相传，沿着革命先贤的足迹不负韶华、砥砺前行。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部分历史资料参考了郑季霞的《我的父亲郑凯卿》，并得到钟小霞女士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付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校史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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