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上）

张培刚遗照

此刻，我站在张培刚先生铜像前。先生西装革履，从容而立，左手托着礼帽，气度儒雅，双眉紧蹙，似在沉思。柔和的秋阳映照先生的身躯，泛着金黄色的光环。

先生身后是一堵用块石垒成的斑驳的石墙，石墙上刻着：

 

(1913.7.10——2011.11.23)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

国家情怀，赤子之心

“牛肚子理论”

石墙上还刻着张培刚先生自己的话：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

 

开放式的借鉴人类的文明成果，探索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转变为工业强国的可行途径。

我于1913年出生，属相牛，也像一匹劳累的老牛。

养牛无巧，档干草饱。

石墙后是经过修缮的张培刚故居和张培刚生平事迹展馆、按原样复建后的启人小学，一字儿排开，屋后是连绵的山丘，树木葱茏。

从石墙一侧拾阶而上，从张培刚故居，到张培刚纪念馆，到启人小学，一路参观过去，崇敬之情溢满心怀，深切感受到先生之爱，博大无边；先生之情，纯真无暇；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张培刚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杰出教育家，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也称发展经济学之父）。这是一位让国内外许多经济学者为之脱帽致敬的人，在中国是一个被称之为国宝级的人物。他提出的“牛肚子理论”成为“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湖北省首届“荆楚社科名家”，2011年荣获“华中科技大学终身成就奖”。张培刚先生的一生保持着生命的底色，坚守着生命原色，放大了生命的亮色。农民本色，赤子情怀，才华卓绝，在先生的人生中闪耀着强烈的生命之光。他享年98岁的生涯记载着他的生平年表，造就了一代大师的地位。

张培刚作为中国最优秀的世界级经济学家，他的一生令人唏嘘——少年成名，但却因为诸种因素，学术生涯如同一颗流星划过夜空。在他身上，浓缩了一代中国学人的坎坷历程。

 

耕读童年

公元1913年7月10日，张培刚先生出生于湖北黄安（今湖北红安）八里湾镇美丽的东边田村陈家田湾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张培刚诞生的这一年，以干支论为癸丑牛年。在中国民间的想象里，牛是勤恳耕耘而不计回报的象征。旧时的人们普遍愿意相信，这些生肖所象征的优秀品质，会在当年出生的新生儿性格中打下永久的烙印。

张培刚5岁进入私塾读书，拜过孔夫子，他的乳名叫“思孟”，父亲希望他长大后能成为有学问的人。《论语》《孟子》等书籍是张培刚入私塾学必读的书籍，虽是死记硬背，但却打下了他坚实的国学基础。张培刚天资聪颖，念了一年私塾后便转入哥哥张培典创办的启人小学。

小时候张培刚就开始放牛、砍柴、插秧、割稻谷，随家人从事各种农活，童年的张培刚开始做力所能及的事就是放牛。生平事迹展馆里摆放着张培刚当年使用过的劳动工具。他从小就体会到农业劳动的艰辛，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立下志愿要为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业耕作寻觅一条出路。

 

风华正茂

1925年春，未满12岁的张培刚小学毕业，在兄长张卓群的带领下告别家乡，离开小山村到武汉求学，考入了由董必武任校董兼国文教师的私立武汉中学。1927年春，张培刚转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1928年冬初中毕业。1929年春，只读了一年半高中的张培刚又跳级考入国立武汉大学的文科预科班，成为当年武汉大学唯一录取的文科预科生，1930年秋，顺利地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学习。当时的武汉大学知名教授云集，在国内名列前茅，可谓盛极一时。张培刚在大学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国语、外语和专业基础。

二十世纪初叶和中叶，国内军阀连年混战，外侮日亟，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益炽，“五七”“五九”“五卅”国耻接连不断。先生常常自问：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为何屡受欺凌，任人宰割？这种民不聊生、民族危亡的情景，日益促使他发奋读书，从无懈怠地探索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途径。可以说，这是先生日后形成人生观和学术观的最早根源。

1934年，张培刚以优异的成绩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即被选送到当时由陶孟和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工作。在随后的6年时间中，除分别应千家驹和竺可桢之邀在广西大学和因战乱迁至广西的浙江大学短期任教外，他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走遍了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数个省份的乡镇和农村，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张培刚把这段日子称为思考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酝酿阶段。从1936年至1940年4年间，他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粮食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4部著作，发表了40多篇农村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论文，这对他日后撰写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及其学术生涯很有裨益。后来被周其仁教授甚为赞许的《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粮食之运销》3本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他写作出版这些著作时，年仅21岁至26岁。

周其仁教授在二十世纪80年代读了40多年前张培刚的著作后，惊奇地发现，关于交易费用的概念，以及他论证了的交易费用和组织、产权、市场，几乎所有的制度变量，都出现在张培刚的著作中，这比科斯定理和张五常的佃农理论早了十几年。如继续他的研究，他会不会被称为“产权理论”的奠基者呢？

　　

哈佛传奇

1941年4月，张培刚是武汉大学考上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的第一人，也是该次考试所录取的仅有的两名文科类学科考生之一。7月，张培刚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美国东部麻省康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工商管理。1942年，张培刚在哈佛大学创始人“约翰·哈佛”的铜像前留影的一张照片记录了他在哈佛大学深造的时刻。他始终在思考的是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一年后又由工商管理学院转到文理学院经济系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史和农业经济等课程。在哈佛期间，他师从蜚声国际经济学界的大师熊彼特、张伯仑、布莱克、汉森、厄谢尔、哈伯勒和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列昂惕夫等等，深入学习和研究了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1943年冬，张培刚获得了哈佛硕士学位，并取得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

张培刚为了实现从小就立下的志向，探索贫穷落后的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农业与工业化》这个题目作为博士论文。在这之前，世界上尚无一本著作，甚至一篇论文，用一种系统的方法来探讨农业与工业之间动态的演进关系。为了能够方便地取阅书刊，通晓5种外国语的张培刚申请获得了哈佛大学图书馆里不足6平方米的空间，花了一年半的时间，阅读了大量德文、法文、英文等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又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于1945年完成了这部20多万字的英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张培刚对当时存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区位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通过改进和取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体系，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农业与工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并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因素对工业化过程的影响以及这一动态演进过程中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变化的过程及条件进行了详细分析，为工业化理论和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模式。1945年冬天，张培刚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张培刚即将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时，却先后接到父母相继在湖北家乡逝世的噩耗，他痛苦不堪，在反复失眠的深夜，写下了悼念双亲的诗句：

康桥阴雨落纷纷，游子外洋哭双亲，养育恩深何以报，且将眷念化宏文。

1945年底，波士顿大雪纷飞，他沉重地在完稿的论文扉页上写下：谨将此论文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

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是世界上第一部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专著，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后来被国际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流行于南美。与他同样获得过“威尔士奖”的还有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扛旗人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这之前，担任张培刚庚款留美考试指导老师、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大师陈岱孙先生也曾竞争过该奖，但最终还是与之擦肩而过。“威尔士奖”是哈佛大学最高荣誉奖，被经济学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张培刚因此成为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唯一获得“威尔士奖”者，也是迄今为止华人经济学家中获奖级别最高者。世界银行教授霍利斯·钱纳里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培刚·张。”

何为发展经济学？这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是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经济学。张培刚在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所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亦即后来的发展经济学的主题理论,是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和关键。张培刚创立了系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构想，为发展经济学在当代的新发展指明了方向，率先倡导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学在中国的引进和普及。

当张培刚获知博士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年度最佳论文和“大卫·威尔士”奖金,他感到十分高兴。他并非因为获奖本身高兴,而是由于他为中华民族之不逊于任何民族而深感自豪。自幼家境贫寒,参与农活的张培刚深感中国农村的凋零和农民生活的艰辛。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几年中,张培刚的足迹遍及近半个中国,多年的深入农村实地调研,令张培刚深深同情中国的农民,并开始思考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博士论文正是他立足中国,对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系统回答。正如张培刚自己总结的,没有一颗始终炽热的爱国之心,他是写不出《农业与工业化》博士论文的。

1992年，张培刚又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一书，实现了研究立场、对象、主题、方法的重大变革，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为发展经济学实现新的突破和飞跃作出了重大贡献。　

 

两度归国

哈佛大学毕业后,在联合国任职的张培刚两度回国。他说:“我那时心里不快活,国家这个样子,将来怎么样,前途茫茫,我以为那个时候正当受苦,中国穷,国家有难,我回来是共赴国难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张培刚远离学术舞台,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然而,他爱国的赤子之心和经世济民的梦想,丝毫没有动摇。他说:“中国有句老话,子不嫌母丑啊!对回国这半个世纪,我并不后悔。个人命运的沉浮是难以驾驭的,是社会历史规律导致的。……我的人生感悟,关键在于：需有所作为。”这里的“有所作为”就是指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1946年10月，受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请，张培刚第一次回国，担任武汉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

张培刚第二次归国的动因是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必将走向工业化，遂毅然辞去联合国职务，放弃个人的荣华富贵，并婉言谢绝导师布莱克和厄谢尔要他回哈佛大学教书的两次来函邀请，放弃了可获得更高学术成就的机遇，怀着满腔爱国热忱，报效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再次归来，回到珞珈山继续任教于武汉大学。

1950年，张培刚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武汉市（解放初武汉市属中央直辖）人民政府委员及武汉市财政委员会委员。毛主席、周总理向他颁发了任命书。（未完待续）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程乐淦，湖北省红安县人，中共党员，副编审职称。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北省诗词学会会员、深圳市党史文献和方志学会会员、深圳天牛合创意文化有限公司首席编审、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培训中心传统文化特聘讲师，退休前在政府机关从事文秘工作。研国学，工诗词，擅书法。散文随笔、诗词歌词等作品见诸全国各类报刊并获奖。亦有书法作品多次在深圳书法比赛中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