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工作遗照
盛年蹉跎
解放初，张培刚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务委员、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从这些任职来看，张培刚显然是新中国的积极建设者，他也得到了新政权的认可。
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中国选择向苏联一边倒，走计划经济的道路，熟稔西方经济学的张培刚失去了用武之地。
命运多舛，1952年底，张培刚被调离武大，下了讲台，去担任华中工学院建校规划委员会委员兼基建办主任，负责华中工学院的建校事务工作。华中工学院为华中科技大学前身，先生是创始、创业者，为校园选址、规划、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从经济学研究到搞基建，多年后，他说：“他们认为我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他的夫人谭慧说：“当时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你是一颗螺丝钉，让你去哪就得去哪。”
不过在当时，这一安排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重用。张培刚曾回忆说，华工第一期工程花费1400万人民币，他是统筹者。
远离学术平台的生活令他惆怅。据曾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夏振坤教授回忆，1953年，受命组建华中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夏振坤找到张培刚，希望他出任农经系主任，渴望恢复学术研究的张培刚欣然答应。没等他赴任，肃反运动开始，农业经济学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学科，组建农经系的计划破灭，也就没人再提张培刚调动的事了。
华工基建工作或许没给机会让张培刚去评论时弊，他在这个岗位干了10年。再以后就是十年文革了，他和许多教授一样被发配到农场劳动，在菱角刺和蚌壳碎片成堆的湖畔参加围湖造田，还放过牛。由于生于湖北红安农村，他的农活显然比那些城里出身的教授们干得好。他干什么都很认真，牛比别人养的也好。后调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在政治运动中下乡劳动，1958年8月，张培刚与政治课教师下放到红安县建苏公社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他被批判、被斗争，长期远离教学科研岗位。国际学术界却一直在寻找PeiKang—Chang。有两位智利学者专程来到中国寻访张培刚，并告知《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在南美很有影响，已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张培刚在国内学术界却销声匿迹……
如今具有规模的华科大校园，山上碧绿葱茏，山下高楼栉比、道路纵横、桃李争妍、桂花飘香，无不凝聚了张培刚带领首批基建职工，在当年光秃秃的喻家山下的田野荒坡，荜路蓝缕，艰苦创业的滴滴汗水。
弹指挥间，年华易逝，张培刚从35岁到65岁，整整30年的宝贵时光由此蹉跎。
他不是一个激烈的反对者。他没成为右派，没有被打成特务、反革命、坏分子，不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列，只是一个“臭老九”，没有成为专政对象，这是不幸中之有幸。
无论是搞基建，还是干农活，他都很努力。他热爱祖国，一直力所能及地做出自己的努力。他从未丧失过知识分子的操守，不卖身投靠，不加害同类。在那个时期，他选择沉寂，选择顺从。好在他保全了一副好身体，活到98岁，也有一个好心态，能面对这个世界的沉浮与悲欢。
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毛振华说，武汉大学经济系1979年的系史上，只知有个哈佛博士张培刚曾担任过系主任，并不知他的学术贡献，甚至没有将他列入值得骄傲的名单。
当时武大经济系的教授中，解放后从美国回来的不少，系主任吴纪先教授也是哈佛博士，他和他领导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当时声名正隆。张培刚的入门弟子董辅礽，也在1979年初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文《论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尔后不久，董辅礽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成为改革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张培刚的其他学生，如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四川大学刘诗白教授，都被称为西北、西南地区的头号经济学家。在当时，这些人的影响都大过他们的老师、后来被称为大师的张培刚。
重返学术界
文革之前及文革之中，张培刚被迫远离学业。文革结束后，先生以花甲高龄重操学业，重执教鞭，创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院，担任主任、院长、名誉院长，育人为本，造就中国经济学一代英才。张培刚再回到经济学领域时，已是1978年了。
张培刚是学术界的王者，试看王者归来。
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之邀，他赴北京参加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三卷集）的编纂工作，这一年，他65岁。
此后，他的工作主要是讲授西方经济学。那时能系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不多，他的身影出现在北京、武汉多所院校和中央省市各级机关。1980年，他与北大厉以宁教授合著出版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成为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著作。那个年代的经济学子，大都是从这本书开始了解西方经济学的。
张培刚铜像
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张培刚先生年近古稀，还留有一股牛的韧性。家国情怀，无怨无悔，他以老牛奋蹄的精神回到了阔别30年的学术界。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编写《政治经济学辞典》，撰写《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继而主编《新发展经济学》一书。在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他忍辱负重，极为辛劳地创办经济学院，为国家培养经济学人才。1998年，张培刚终被批准为博士师导师，斯年，先生85岁。
当萨缪尔森拿到哈佛大学最佳论文“大卫·威尔士奖”的时候，同样身为获奖人的张培刚却在大洋彼岸当着一个大学的基建“工头”；当刘易斯因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更早涉足这一领域的张培刚，却直到花甲之年才有机会重新返回学术界。
改革开放以来,是张培刚学术的第二个高峰期。这期间,他有一系列主题始终围绕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论著问世。特别是,由张培刚倡导并推动建立的新发展经济学进一步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中国仍是特别研究对象,因为张培刚时时刻刻都在考虑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张培刚发表专著和论文近300余万字。他的著述一丝不苟，以《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为例，该书提出的发展农业以实现工业化的观点，已被发展中国家认可，写作此书时，涉及到的经济学家就不下180余人，文献资料达200余种，包括了当时经济学中有关的主要论著。他的经济思想不仅包括经济观、市场经济观和发展观，而且包括了宏观和微观理论和方法并力求运用于指导实践。
学术界公认，张培刚是西方经济学即市场经济学的介绍者和评价人。改革开放以来，他不仅通过著作和讲学，全面介绍了西方经济学、西方管理科学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围绕“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特点、发展趋势及借鉴和利用”，“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评价。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在研究和讲学、写作中，特别是在他著的《微观经济学》中不断强调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强调消费者主权，企业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竞争、成本、效益分析的作用等，并在他负责和指导的战略设计中加以运用，对于改革起了促进作用。
1987年，中美经济合作学术会议在华中理工大学召开，张培刚担任“中美经济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1991年，张培刚访问美国耶鲁大学；1991年5月，张培刚在上海参加发展经济学研讨会；1993年，张培刚参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营股份经济发展座谈会；2007年6月9日，首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暨张培刚教授95华诞学术研讨会召开；1990年5月21日，密西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台湾经济学博士、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侄儿顾应昌教授应张培刚邀请来华中理工大学座谈。1985年顾应昌教授邀请张先生赴美国密西根大学讲学，其间在他居住的别墅里为张先生夫妇举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华人欢迎晚会，会上顾应昌教授介绍说：“培刚兄是我哈佛的同学，他是为我们华人争光的学者。台湾经济起飞，我就用了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的理论，例如基础效应……”
1992年10月15日，在庆祝张培刚教授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60周年暨80华诞的时候，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本杰明·M·弗里德曼教授发来电传；2000年，张培刚在香港参加亚洲农业基金会会议；2000年6月14日，张培刚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尔维茨在华中科技大学亲切交谈；2002年，发展经济学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研讨会暨张培刚教授90华诞庆贺会召开；2002年，张培刚与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华中科技大学进行学术交流；2004年，年过90的张培刚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摄制组的采访；2006年，张培刚与林毅夫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进行学术交谈；2010年，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和夫人来华中科技大学看望张培刚老教授……
沥血育英才
除自己在学术上的辛勤耕耘外,张培刚在培养弟子上也是不遗余力，沥尽心血。如今,张培刚的弟子遍布海内外,均已成长为各条战线的精英骨干。从国家最高智囊团的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到学术研究前沿的著名院校,再到经济生活中关系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皆可看到张培刚弟子的足迹。张培刚常言,中国未来的发展,还是要靠年轻一辈的。而他对下一代经济学者的关心和期许也总是溢于言表。
为推动我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探索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如何有效地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张培刚以及张培刚的弟子等共同出资于1992年成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每两年评选优秀成果一次。按照张培刚的意愿,同时为纪念张培刚博士论文获得“大卫·威尔士奖”60年,第一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于2006年颁奖。首届获奖者为何炼成、林毅夫和史晋川等3位经济学家。第二届发展经济学奖于2009年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颁奖。
2018年，为促进中国经济学术进步，推动经济学学科建设，鼓励经济学青年人才成长，提高中国经济研究水平，又设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此奖每年评选一次，已有多名老中青学者获得此奖。
基金会还举行系列讲座和开展学术活动。在学术界已产生广泛影响。基金会围绕着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某个主题举办学术会议，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产业发展”“纪念张培刚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等大型学术会议。
“张培刚发展经济研究基金会”还开展了对家乡红安县第一中学贫困学生资助的公益活动，共有200余名学生获得资助。
“牛肚子理论”
20世纪80年代，张培刚教授提出了著名的“牛肚子理论”。他提出的“牛肚子理论”源于农村劳动的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中，张培刚在湖北向阳湖畔一次放牛时，一头大牯牛不慎掉到泥潭中。为了把牛拉出来，大家使劲牵牛鼻子、拽牛头都不管用，牛身还是越陷越深。正束手无策时，有人扛来几根粗木杠，垫起牛肚子部位，垫起牛肚子后，再一使劲，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将这头大牯牛拉出泥潭。上个世纪80年代，张培刚在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联想到这一难忘的经历，使他思考到祖国的发展，遂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部崛起的“牛肚子理论”，主张中部一定要发展起来，才能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张培刚故居
张培刚说，中国这么大，上海和沿海城市就是“牛鼻子”，广大中部地区就是牛肚子，重庆和西部城市是牛尾巴。如果这头牛要飞奔，中国经济要起飞，只拉牛鼻子、只扯牛尾巴，牛肚子还坠在地上，会有用吗？
“牛肚子理论”就是在沿海开放同时实行中部崛起，带动西部开发，促成整个国家经济的腾飞。此后，这个理论成为“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
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地域差别非常大，西部最为落后，中部较为先进，东部或东南部沿海地区最为先进。区域经济虽然不能实现同步发展，但也不能差别过于悬殊，更不能让先进地区的经济发展损害落后地区的利益或阻碍落后地区的发展进程。在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而对西部进行政策倾斜之后，中部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出现了所谓“中部塌陷”的现象。所以，要实现全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就必须尽快使中部崛起。否则，就像拉陷入泥潭中的大牯牛一样，使劲的部位不对，使的劲越大，牛反而陷得越深。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轮廓，能清晰地看出“牛肚子理论”的影响——中国的中部地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渐紧密，逐步直接与国际市场对接，区域政策逐步转向公平，财政、税收、金融和贸易政策逐步合理，针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在增加，宏观调控开始向中部倾斜。
学界巨匠钱伟长曾说：“在研究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和流域经济的同时，既要考虑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世界的风云变幻，又要顾及区域的资源、产业和市场发展的态势和发挥区位优势，这方面建议看一看《凝眸中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第四板块》丛书的《比较卷》。”而《凝眸中原》，就是张培刚的学生、博士舒炼继承导师“牛肚子理论”而写的论文。
2005年6月6日，张培刚在华中科技大学为“牛肚子理论”欣然作楹联一副：
牛陷泥淖拉头拉尾贵托腹部
龙卷天河乘风乘云终靠脊梁
张培刚先生一生坎坷，毕生奉真理为至上，他以华夏、苍生为念，以宇宙、天下为怀，磊落、豁达、轻得失，真诚、宽厚、明慧理。赤子情怀深，朋辈遍天下。
先生高德睿智，常以自作的一副对联告己、示人，展示他领悟到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上联是：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下联是：看透，岂可以全看透，要有所作为。
站在张培刚先生的铜像前，缅怀先生的生涯，膜拜先生的学术，感佩先生的情操，久久不愿离去，无限敬仰在心中升腾：
大师千古,学术永存。
写于2022年11月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程乐淦，湖北省红安县人，中共党员，副编审职称。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北省诗词学会会员、深圳市党史文献和方志学会会员、深圳天牛合创意文化有限公司首席编审、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培训中心传统文化特聘讲师，退休前在政府机关从事文秘工作。研国学，工诗词，擅书法。散文随笔、诗词歌词等作品见诸全国各类报刊并获奖。亦有书法作品多次在深圳书法比赛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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