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邓子新：微生物学家。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专业，英国East Anglia大学分子微生物学博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Fellow, TWAS)，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Fellow, AAM)，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武汉大学药学院院长，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院长。
每一滴水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奔向大海。
邓子新院士57的人生历程，是一个荡气回肠，不断向前、向上、向远方的传奇过程。
最初，他是山谷里一汩的清泉，在层层重压之下，执着不屈地冲破石隙，坚强涌出。
然后，他成长为一弯潺潺流动的小溪，前方虽乱石阻挡，风雨莫测，仍静默坚忍，一路叮咚歌唱。
随之，他壮大为一条浩浩荡荡的江河，流过宽阔的平原，也闯过险峻的断崖，虽百转千回，惊涛骇浪，却坚定无畏，奔流不息。
最终，他汇入汹涌澎湃、辽阔浩瀚的海洋，那是祖国母亲温暖深情的怀抱！
邓子新，著名微生物学家，武汉生物技术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离诺贝尔生物医学奖最近的中国人……他砥砺创新，奉献有乐，追梦无悔；他胸怀大志，心系祖国，情注家乡；他以满腔的赤子之心和奉献情怀，正在书写着一页页精彩厚重的生物科学传奇。
坚强少年，从山村农家走到世界科学最前沿
邓子新的人生起点，充满了艰辛和困苦。
他出生于湖北房县一个贫穷农家，在那个年代，父母要养活5个孩子很不容易，他们每天忙碌劳作，却连一家人基本的口粮都没办法保证，红薯成了他们最主要的食品，以至于邓子新现在看到红薯就发怵。
即使这样，邓子新的父母还是想尽了办法，坚持把孩子都送去读书。“我读书的时候，连一个练习本都买不起，作业本都是顶格写，左右那一点点缝隙都舍不得浪费。每学期的2块钱学费，都迟迟无法交上……这样的条件，现在的孩子是无法想象的。但对那时候的我来说，能上学就是幸福的！”
为了分担家庭重担，年幼的邓子新从十岁开始就上山打柴，挑着百来斤茅草，走几十里的山路。假期里，他还经常去县里的砖瓦厂挑砖、运瓦，用每天8毛钱的工钱贴补家用。
1975年，邓子新高中毕业回到农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也是远近闻名的“工分大王”。但邓子新从没有满足于此。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邓子新的心里已经打开了一扇窗，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和憧憬。他知道自己要想彻底改变命运，就不能疏懒懈怠、原地踏步。
于是，每天辛苦劳动之后，就算再累再困，邓子新也会精神百倍地坐在昏黄的灯下读书、写作。他写乡亲的朴实美德，写农村的新人新事，写深爱的家乡山山水水……当他的处女作终于发表以后，邓子新激动不已，更加坚定地积聚着向上的力量。
“那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笔财富。它让我在最困难的境遇里，也能萌生出无坚不摧的勇气！”多年后回忆往事，邓子新非常感慨。
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20岁的邓子新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复习，踌躇满志地走进了考场。最终，他顺利地考入了华中农业大学生化系微生物专业。
在此之前，邓子新对微生物完全没有一点儿概念。从最初的一片空白，到毕业时的成绩优异，几年的大学时间，邓子新付出了无数的努力，他的才华横溢和坚韧执着，也得到了很多认可。毕业后，他被留校任教，并被推荐去了伦敦的因纳斯研究中心，师从世界链霉菌遗传系研究中心权威约翰•霍普伍德教授门下深造。
这是邓子新生命中的又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个从贫困山区走出的少年，终于走到了现代科学领域的最前沿。
科研精英，20年严谨破解DNA密码
身处异国他乡的三年半时间里，对邓子新来说又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他像一块海绵一样废寝忘食地吸收着知识和营养。他放弃了所有节假日，也无暇光顾伦敦闹市的繁华，每天周转于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用短短三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别人六年才能完成的学业。
1987年5月，邓子新顺利地通过博士论文答辨，戴上了英国皇家博士帽。不仅如此，他还拥有“从分子水平上阐明了一个链霉菌的启动干和一个终止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等四项世界级的重大发现，论文分别发表在一些世界级权威科学刊物《基因》、《核酸研究》、《分子遗传和普通遗传学》上，获得了业内的高度评价。
此时的邓子新，前途金光灿烂，他被挽留在英纳斯研究中心做博士后，还有更多的科研机构在向他抛出橄榄枝。一边是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丰厚的物质待遇、众多的就业选择，一边是国内百废待兴的生命科学领域、窘困的科研基础，邓子新没有丝毫犹豫选择了回国。他从没有忘记过自己是祖国培养出来的科学家，身负使命而来，就当履行使命而归！
带着满腔对祖国的责任和热爱，1988年6月，邓子新带着新婚妻子回到了华中农业大学任教，拿着一个月90多块钱的工资，全力以赴搞自己的基础研究。
同时，邓子新也在继续探寻一个让自己困惑不解的问题。
那还是在1987年底的一天，他在做一批细菌DNA的电泳实验时，发现在同一块电泳凝胶上，一些细菌的DNA发生了降解，而另一些细菌的DNA则不降解。
这原本是一个被解释为“人工污染”的常见现象，但在那一刻，邓子新突然对这个解释产生了怀疑。“我认为这不应该是DNA提取过程中人工操作的问题，倒象是由不同生物自身的遗传特性决定的，所以，我就想究根问底。”
由于此前人类所知道的DNA修饰只有甲基化一种，邓子新的发现遭遇到学界的普遍怀疑，论文发表不了，也无法申请实验经费。每应付一个质疑，总要花上一年半载的实验过程才能解答……那些艰苦、挫折、困难、打击不断迎面而来，邓子新却始终坚持，从没放弃。
谁也没想到，这个探寻真相的过程，会如此曲折和漫长。直到2007年10月，邓子新关于DNA上硫修饰的结论，才被国内外权威机构广泛认可。
在这个不被人看好的科研项目上，邓子新用20年的沉默，20年的坚持，20年最珍贵的青春年华证明了自己。“在科学研究中间，有时候难免要面对失败、面对挫折、面对逆境。这个时候，必须埋头苦干，相信自己！要耐得住寂寞，有敢于把冷门捂热的勇气、执著和毅力。”
严谨认真的作风、高瞻远瞩的科研眼光和坚毅执着的求索精神，使邓子新收获了丰硕的科研成果。除了埋首于揭示硫元素的存在，邓子新还是个多面手，在微生物分子遗传学、抗生素药物代谢工程和化学生物学领域都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成绩。
激情圆梦，投身光谷促产业起飞
邓子新与光谷生物城的缘分，开始于2009年。
2009年年底，武汉光谷获批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时任上海交大生科院院长的邓子新受邀考察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九峰基地等，生物办负责人向他介绍光谷生物产业的相关规划，这让他对光谷“有了新的认识”，也了解到了武汉要发展生物产业的极大决心和信心。
邓子新决定来到光谷，担任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院长。
可以说，从那一天开始，对武汉而言，对光谷生物城而言，都掀开了全新的篇章。而对邓子新本人来说，他的热血和激情，他的智慧和汗水，终于和家乡的这片土地紧紧相连。
邓子新的到来，引发了光谷生物产业人才的“森林效应”，他带来了一支由十多位“牛人”组成的强大科研团队，他们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名校。邓子新按照平台、人才和学科三位一体的模式进行团队建设。2010年底，“组合生物合成与新药发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批准立项建设。短短几年时间，光谷生物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筑起了一道强大的应用研究后盾。
来到光谷生物城以后，邓子新仿佛站上了一个更海阔天空的平台，拥有了更辽阔深远的视野。“一个放大的产业，在生产过程中间所遇到的问题，远远不是我们原来在实验室里能够想象的。之前在学术圈，没办法关注到科研成果的生产过程，现在可以看到一个原来不起眼的东西变成那么大的市场，做成那么大的规模，对国民经济有那么大的影响，感觉很激动和兴奋。”邓子新感慨地说。
在光谷生物城，邓子新关注的前沿问题，都发生了一些改变，重视的角度更不一样。“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从破土出苗就占据了区位环境优越、技术力量雄厚、功能定位明确、体制机制创新等四大优势。我们的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解决技术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充当催化剂的角色，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把实验室的技术推向市场。”
目前的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包括生物技术、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环境、生物经济等六大研究平台，“研究院在组合生物合成、植物生物反应器、纳米医药、新发传染病、治疗性抗体、干细胞工程等全球前沿领域，都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对于这样的成果，邓子新深感欣慰。
的确，如今的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已经是光谷生物城至关重要的技术支撑平台。它是武汉市生物产业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是瞄准世界生物科学前沿的一个纽带，更是一个充分展示光谷生物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名片。
朴素的语言，谦和的态度，亲切的微笑，是邓子新虚怀若谷的学者风范。
科学之风骨，赤子之情怀，强国之梦想，是邓子新执着追求的精神境界。
采访的最后，邓子新深情地说：“我愿意为武汉的生物技术产业化充当催化剂，在光谷生物城这个政产学研交融协力的大舞台上，壮强国之志，践报国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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