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跃进反迷失，调整提高正此时。
条块结合齐会战，长航试办托拉斯。
港区沿线星罗布，船舶飞梭水上织。
航道群英光耀月，巨轮添翼展雄姿。
按照中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长江航运同全国一样，掀起“大跃进”热潮。“放卫星”、“大会战”冲击了长江全线一条链和专线运输秩序，导致事故频出、比例失调，沿江各地将木帆船运输合作社改为水上人民公社或高级合作社。面临三年自然灾害严峻考验和急躁冒进带来的严重问题，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长江航运迅速贯彻《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恢复运输生产秩序。
这期间，长江航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1958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长江，发出长江航标电气化的指示，芜湖至重庆段率先安装电气化航标灯。1965年，长江航运试办“托拉斯”，破除条块分割、实现全线联合，运用经济手段管理企业。长江第一座机械化煤码头芜湖港裕溪口作业区建成投产。长江航道、港口、水运工业布局基本确立，并开始大规模建设，长江航运在探索发展中初展雄姿。
第一节长江航运干支流管理体制的变化
一、干线部分港航下放地方管理
1956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1957年9月13日，交通部指令长航局上海分局与江苏、安徽两省就船舶港口下放问题进行协商。12月9日，交通部向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上报下放办法：跨省航线仍由长航局管理，省境内短途航线和小港则交江苏、安徽两省分别经营，苏北航线交江苏省经营管理。
1958年4月1日，港航下放开始试点。下放苏、皖两省航线17条，港口20个，船舶97艘。各类人员1 585名，资产净值836万元。6月10日，交通部党组向国务院上报《关于体制下放意见报告》，提出将长江干线部分港、航下放沿江各省。6月15—28日，在武汉召开长江航运体制下放会议。沿江各省市交通部门与长航局及各有关港、厂，达成长江干线部分港航下放及交接事宜协议。部分港航下放后，实行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凡属全国性、全区性的规章制度由交通部统一制定，由长航局监督管理。港口调度、基建、财务、人事、劳动工资、福利等由地方管理。港口发展由各省市统一规划，报中央审批。年、季、月的干线运输计划由各港报送长航局，由长航局协调平衡。运输方面，凡跨省大宗计划运输仍由长航局承担；省境内物资、旅客运输与跨省小宗运输由地方负责。
长航局机构亦相应作较大调整。原25个直属单位缩减为12个直属单位，并精简人员。同时，沿江各省市本着“依靠地方、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原则，将原属省市直接经营的部分航线、港口与船舶下放专区、县镇乃至人民公社。当时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港航企业均层层下放，实行以地方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
通过这次调整，交通部对长江航运集权过多的状况有所改变，地方办航运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加强了区间的短途运输，较快解决了港口设备、库场及装卸力量不足等问题，缓解了“大跃进”中大量物资压港的被动局面。特别是一批浅水船舶进入支流，对加强农用物资运输、促进城乡物资交流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下放工作过急、过多，加之仅仅是管理权限下放，原干支分工关系被打乱，加剧了干支流航运矛盾。港口下放后，中央下达的港口计划投资，大都未能如数用于港口建设，造成港口建设欠账，港航比例失调。体制下放还造成政出多门，商务等业务规章制度不一，运价、港口计费不统一等。这在当时国家仍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干支流部分港航层层下放，客观上干扰了长江航运生产和建设的有计划进行，使长江航运在宏观管理上出现混乱。
二、对部分港航实施双重领导
196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强调经济管理大权应当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三级。7月15日，《中央关于改变部分交通运输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体制的通知》决定长江干线重点港口重庆、万县、宜昌、汉口、黄石、九江、铜陵、芜湖、马鞍山、南京等10个港口，改为以交通部管理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8月，交通部及长航局分段（上、中、下游）、分级（管理局、分局、港口）接收。重庆港和万县港由重庆分局代表长航局接收；宜昌港、汉口港和黄石港由长航局接收；九江港、铜陵港、芜湖港、马鞍山港和南京港，由上海分局代表长航局接收，对已收回的10个重点港口，实行以中央为主的双重领导。
1962年6月，根据《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长航局拟定《关于长江航运企业与地方双重领导分工的意见（草案）》。长航局及其所属各单位是中央直属企业，行政管理实行以交通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党务和政治工作实行以地方为主的双重领导，分局党委和政治部门执行以地方和长航局党委、政治部门的双重领导。据此原则，长航局与地方对口局划分了各自的领导范围。这种以中央交通部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相对稳定到1965年试办托拉斯之前。
三、调整木帆船运输业的所有制
1958年，全国民间运输工作会议提出民间运输合作社向高级形式过渡，并可转入国营企业。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等省的木帆船合作社，先后“并大转公”，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快速向国营航运公司过渡。8—12月，四川省176个木帆船运输合作社改为113个国营航运公司，共计木帆船2.3万艘，职工约11万人。湖北省558个木帆船运输合作社均改称“木船公司”（集体所有制），其中9个社并入武汉市运输公司，其余548个大部被组成一县一公司。安徽省木帆船运输合作社合并组建水上人民公社，少数转为高级社，形成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企合一的水上运输组织。一般有木帆船数百艘乃至千艘，社员5 000~10 000人不等。江苏省原有木帆船运输合作社250多个，其中高级社33个。全省组织专营水运集体所有制企业和水上运输人民公社62个，高级社19个。贵州省赤水河、乌江、锦江的木帆船1959年初先后并社，改称木帆船运输人民公社。1960年7月，各社陆续转入所在地（县）的运输公司，过渡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1961年，国家调整木帆船运输业所有制。湖北省当年9月完成调整任务，原92个公司和站、社，除保留19个国营公司和机动船队外，恢复为351个集体所有制的运输合作社（队）。四川省至1962年第三季度，103个国营航运公司退回为228个木船运输合作社，转化木船18 000艘、278 000吨和102 000人，占总数的98%。1962年11月江苏省基本完成调整，除无锡市运输公司过渡为国营外，其余117个转为集体所有制，改造为运输合作社、合作小组、运输站、修理厂等701个，并成立县及大市区联社95个。贵州省也于1963年恢复运输合作社22个，计木帆船625艘和船工3 540人。调整转社过程中，各省市进行财务清理，由国家财政实行退赔。
四、发展军交机构与加强军运管理
20世纪60年代，长江军交运输取得比较稳定的发展
（一）战备动员的起步
1959年12月18日，总参军交部明确“以战备为中心”的军交工作方针。基本点是：搞好战略、战役交通网的规划，编好军交战备方案，加强训练，开展科学研究，提出军事交通体制和编制。确立要准备与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几条战线上打，把全部工作立足点放在“打”字上。1963年9月3日，交通部提出：“长江是全国水运战备的重点，主要是解决战时的南北渡和东西运的问题。长江水运战备的重点应放在港口、码头、船舶和航道的保障上。”
（二）恢复上海、重庆等航务军运处
1962年，福州军区将九江航务军代处与九江铁路军代处合并，称九江铁路、航务军代处。11月，南京军区将综合性军运处分开，恢复上海航务军事运输处建制，统管全区范围内沿海、长江和内河干线军交工作。1965年2月，成都军区恢复驻重庆长航军事代表办事处，统管全区长江和内河干线军交工作。
（三）加强军事运输管理
1964年，总参军交部颁发《水路军事运输计划规则》和《水路军事运输工作办法》，军事运输计划实行两级管理。沿线军代处受理部队提出的月度水路军事运输计划，经初审后及时上报军区军交部。军运计划审批后，由总参军交部和军区军交部将批准计划布置装船港军代处，并摘录送交港航部门。运力安排上，主要由沿线各军区军代处与对口航运部门协商，在辖区内解决。各军代处之间作为友邻单位互相配合。
20世纪60年代，在东南沿海紧急战备和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形势影响下，长江沿线部队在长江上的行动增多，加上大批部队和国防单位参加三线建设，军事运输比较频繁。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黄强，笔名常杭，著名长江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委员，长江作家协会主席，博士，研究员。曾任武汉水运工业学校校长、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等职。长期致力于长江文化建设，著有《大江放歌》、《大江神韵》、《大江印象》、《大江经纬》、《诗情画意说长江》、《诗赋长江万古流》等诗文集，以常杭、黄山、天方、江月等笔名公开发表诗词作品3500篇，曾获湖北音乐最高奖“金编钟”奖、湖北省行业歌曲创作一等奖等。近作《长江组诗》、《长江组歌》、《长江十赋》、《长江，我的母亲河》、《诗情画意说长江》、长篇小说《雪云顶上》、《又见红叶》（与羊角岩合作）等影响较大；主编出版《中华长江文化大系》、《中华文化系大江（丛书）》、《长江诗词三百首》、《长江航运七十年》、《放眼澳门诗词选》、《当代长江航运发展史（丛书）》、《长江航运文化》、《长江儿女》、《跨世纪的长江航运》等长江文化专著多部。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孙新华，笔名新华，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1972年参加工作，在部队和公安战线工作多年。1994年起先后担任芜湖港务局局长、党委书记;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以及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司总裁等职务。先后荣获全国自主创新优秀企业家、中国海员工会全国委员会金锚奖、中国港口十大风云人物、交通部人事部全国劳动模范、长航十大杰出人物、安徽省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人等称号。长期致力于长江港口文化建设，成果丰硕，成为全国交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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