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水行舟遇顶风，波折迭起困难重。
港机空转闲长臂，航运亏乏束巨龙。
坚守五年出谷底，干群一意向高峰。
穿云破雾阳光灿，经历沧桑蕴苦衷。
“文化大革命”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建设，长江航运在初期也受到巨大冲击。长江船舶货运量、港口吞吐量、全员劳动生产率全面下降，长江航运连续三年亏损。长江航运职工逆水行舟、克难奋进、排除干扰，确保长江运输不中断、扩大川江通过能力工程不间断，川江绞滩机械化，结束人力绞滩历史，干线运力和港口吞吐能力有所发展。
这期间，一批大型客货轮投入使用，船舶艘数、载客位、载货吨位均有大幅增长；油运运力迅速提高，运量大幅上升。港口新建与扩建并举，实现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的目标。第一艘国产舱容800方的自航耙吸式挖泥船投产，金陵船厂建成万吨级浮船坞。运输方式不断改进，积累了成组运输、大件运输、分节驳船队运输的经验。水运工业初步建立船机、港机配套体系，修造船基地上中下游布局均衡。长航局投入使用5 000吨海轮“战斗36”号，完成秦皇岛至武汉港的煤炭江海直达运输。1977年，长江干线货运量首次突破3 000万吨。长江航运波澜跌宕，曲折前行。
第一节力排干扰坚持运输生产
一、“文革”初期对干支流航运的冲击
1966年，长江航运公司以马鞍山钢铁公司为榜样，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3月4日，长江航运公司召开电话会议，开展以“双反”（反浪费、反服务质量不高）、“三查”（查资料、查设备、查资金）为主要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4月22日，长航武汉分公司“长江168”轮在抢救“运木70”号驳时，漂白粉发生自然爆炸，全体船员抢救国家财产临危不惧的精神，成为全线职工学习的榜样。4月25日，长江航运公司党委作出《关于组织专线、成组、一条龙运输的决定》后，共组织“专线”运输33条，其中客运专线16条，货运专线17条，专线运量占总运量的71%。同时还组织17条单航程、7个货种的成组运输线，运量达105万吨。此外，重点试办“一条龙”运输线5条。其中“成组”运输线2条，“一条龙”运输线3条。为使专线运输顺利发展，在干线港口调整配套作业线26条，缩短船舶作业时间，提高港作船使用率。
这一年，长江干线客运量和周转量，同比提高20.60%和55.40%，货运量和周转量分别提高10.90%和17.30%；全线港口吞吐量提高15.90%，船舶停港时间下降7%；水运工业总产值提高6.50%；基本建设完成投资总额提高74%；利润总额（航、港、工业）提高7.30%，是实行调整后各项经济指标完成得最好的一年。
以1966年“5·16通知”为起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很快波及全国和长江全线。1966年11月，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发的造反浪潮，扩展到工交企业。中央工交座谈会后，在工厂建立群众组织，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部分工厂停产。一次，数百工人和学生来到武汉长江航运指挥中心——长江航运公司“造反”。把长江航运系统实行的各项规章制度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煽动无政府主义；把按劳取酬、激励先进的奖励制度说成是“奖金挂帅、物质刺激”，鼓吹要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长江全线及其支流的各级航运机关大多受到冲击，运输生产秩序大乱，歪风邪气泛滥。尤其是各种“群众组织”在“文攻武卫”的煽动下，抢夺枪支，由文斗发展到武斗，直接威胁到长江航运安全。1967年7月，安庆港因武斗致港口被迫停产两个月；7月13日芜湖港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机枪封锁江面，射击汉申线班轮，使客运一度中断；8月8日，重庆港发生大规模武斗，人称“8·8海战”，两派双方动用机枪和大炮，击沉“人民28”货轮、“渝港207”轮和“长江1”轮，导致24人死亡，129人受伤。
1968年1月17日，少数人带头大闹经济主义和八小时工作制，先后有126艘驳船和23艘直属机动船停航， 8月7日，“人民32”轮由重庆直达万县，靠码头时遭到重机枪扫射，船长中弹身亡，13乘客受伤。在所谓的“破旧立新”中，把长江上的方块、圆球形航标说成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一套，要彻底改革。9月17日一声令下，全线4 500座航标一律改为三面红旗、红五角星、灯塔等“新式标志”；航标种类由原来的3类19种改为3类10种。为了“突出政治”，将面向下游“左白右红”，改为面向上游“左红右白”。这不仅使助航标志失去了应有的作用，更给船舶安全航行带来危害。11月25日，长江干线所有客班轮不论大小一律改为“东方红”编号命名。
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为修正主义路线生产”等思潮影响下，职工的生产热情低落，科技进步缓慢，船舶运输、港口装卸、全员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1967年与1966年相比，长江货运量下降33.90%，计714万吨；港口吞吐量下降30.70%，计1 180万吨。港口严重堵塞，船舶停港时间平均长达5.4天，同比增加1倍。全员劳动生产率，船舶下降28%，港口下降21.20%，水运工业下降37.60%。长江航运公司首次出现亏损，亏损金额达1 512万元；到1969年，累计亏损5 915万元。
二、长江航运在逆境中求发展
（一）实行军事管制和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长江航运系统实行全线军事管制的决定》。2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某部奉命对长江航运系统进行军事管制，成立长江航运公司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富虔任主任，陈万举、张玉凯、齐纬任副主任。长江航运公司所属单位，亦由各地区驻军分别实行军管。至此，军队正式介入长江航运系统的“文革”运动。实行军管，对缓和紧张局面、维护运输生产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以及“解放”干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3月5日，南京港率先成立革命委员会，接着长江航运系统各单位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9月11日，长江航运公司成立革命委员会。1970年4月，中共长江航运公司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富虔任组长，陈万举、金石、齐纬任副组长。1971年7月13日，长江航运公司重新成立党委，使全线党组织生活开始正常化。1972年4月30日，原长江航运公司党委书记贺崇升获得“解放”，担任长江航运公司党委第二书记、革委会第一副主任。7月8日经交通部批准，长江干线航运管理机构按照“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原则进行治理和整顿。长江航运公司、中共长江航运公司委员会及政治部下设2室（办公室、安全监察室）和15处（组织处、干部处、宣传处、直属工作处、群众工作处、运输处、港口处、计划处、财务处、基建处、船机处、工厂处、行政卫生处、物资管理处、人事教育处）及人民武装部。
1972年10月，长江航运公司按照交通部规定，对全线机构进行调整，重新确立三级管理体制。全线各分公司、港口、工厂、航道、学校、医院，以及公安、科研等80多个单位，亦先后进行机构调整，健全企业管理制度，制定职权范围，为长江航运力排“文革”干扰，坚持运输生产起到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
（二）力排“文革”干扰 坚持运输生产
“文革”内乱，使长江干线航运生产形势受到影响，连续3年出现亏损，有的“重灾区”连续亏损达4年之久。面对严峻形势，长江航运职工竭力排除干扰，坚持运输生产。“大串连”时，“红卫兵”乘船不买票，吃饭不收钱，干线客运量猛增，由1966年的1 462万人增加到1969年的1 935万人。尽管客运秩序混乱，旅客积压严重，但确保了客运船舶安全。特别是在武斗的日子里，广大船员在驾驶室采取防弹措施，冒着生命危险驾船通过武斗区，将货物和旅客送往目的地。
1970年7月10—16日，长江航运公司革委会召开贯彻《鞍钢宪法》经验交流会，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一年，主要生产指标接近或超过1966年水平。货运量完成2 015.6万吨、船舶效率达到103%，港口吞吐量超过1968年的0.70%；全线实现扭亏为盈，利税达到1 253万元。
（三）继续发展成组和集装箱运输
1965年武汉港和马鞍山港开办至上海生铁成组运输后，1966年全线完成成组运量78.1万吨。后由于“文革”干扰，成组运量下降到20万吨左右。1972年，随着运输秩序的整顿和生产形势的好转，成组运输有了新发展。1—6月，完成运量35万吨。继武汉港、马鞍山港至上海的生铁成组线外，先后建立了南京至上海杂货、镇江至上海白云石、武汉至上海杂货、重庆至上海钢材、宜昌至武汉木材、上海至安庆水泥等成组运输专线33条，从成组装卸到成组运输，从单一形式发展到多种形式，成组货种由钢材、木材、水泥发展到化肥、纯碱、杂货等，成组运输量的比重由原来的零点几发展到50%以上。凡是实行成组运输专线的货种和港口，尽力做到“三定”（定货、定船、定港），从而保证成组运输的稳步发展。
1972年11月8日，长江航运公司制定《长江成组运输管理办法》，对成组运输的组织领导、计划管理、工具交接、维修保养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提高了港口装卸效率。汉申食糖成组运输后，汉口作业区起坡效率提高了130%；镇江至上海白云石，成组运输前上钢一厂卸载达56小时，成组运输后缩短为26小时。此外，长江干线还试办沙市至汉口、南通至南京等港的运输业务，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沙市到武汉的热水瓶，采用5吨集装箱运输后，破损率由原来的20%左右降到零，工效提高4~5倍。南京至南通的百杂货，每月有4 000吨左右，货种轻包、零星、体积不一，件数多、票数杂、装卸不便，理货困难，船舶停港时间长；一艘700吨级驳船百货往往有上万件，300多票。采用集装箱后，零散货物相对集中，大大提高装卸效率，缩短了船舶运输周期。
成组运输和集装箱运输，是继一条龙专线运输后的重大运输方式改革，对提高装卸效率和保证运输质量起到重要作用。
（四）推进以专线为骨干的综合运输
1972年围绕企业整顿、结合长江航运的特点，长江航运公司制定了以专线为骨干的综合运输方案，将船舶、港口、航道、通信、船厂、供应等方面，以及职能部门的工作纳入其中；通过简要的文字和图表显示出来，使每个环节任务明确、分工具体。南京港的实践证明，这是提高运输生产的有力措施。1973年11月1日，长江航运公司党委决定推行以专线为骨干的综合运输方案。组织两个工作组分赴长江上游和下游，先后整顿29条专线。各分公司和上海芜湖办事处等单位，逐线、逐船、逐港抓纳线、抓周期、抓配载、抓均衡生产、抓驳队组成。南京港浦口至上海煤运专线占南京港整个任务的1/3以上,港调千方百计保专线,按时发船，按时到船，正点率达95%~100%。
（五）组织大件运输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国家从国外引进化肥、化纤、轧钢等大型成套设备。这批大型设备最重件达348.7吨，最长件有57.6米。仅四川化工厂和泸天化经长江的进口超限设备就有64台,其中300吨以上的有3件，100吨以上的有5件，100吨以下的有56件。
长江航运公司和四川省为确保这批大件运输,分别成立了大件运输领导小组，统一组织指挥、协调各个运输环节。1974年7月13日，运载乐山四川化工厂的第一批大件，由“长江2040”轮以梭形船队顶推三驳（两艘1 000吨级驳船、一艘1 500吨级驳船），由上海起航，经9天航行安全抵达宜昌港。早在宜昌港待命的“长江4004”轮，立即接顶两艘1 000吨级甲板驳开往重庆；另一艘1 500吨级驳船，由长江拖轮送至重庆港九龙坡转车。
第一批大件运输的胜利完成积累了经验。长江航运公司在海运、铁路、公路和沿江各省的通力合作下，先后完成云南安边、贵州赤水、四川乐山和泸州、湖南岳阳、湖北枝江、安徽安庆、江苏栖霞等地的炼油厂、化工厂以及武汉1.7薄板厂和长寿维尼纶厂等大型成套设备运输任务，20万吨左右。
这些大型成套设备是从日本、意大利、美国、法国、波兰等国引进。因受长江起重运输能力所限，外商曾要求分割运输。这不但影响大型设备的质量，而且还要付出每件150万美元的分割和合龙费用。长江航运公司为了“完整无损”地完成运输任务，采用加强甲板驳负载能力和一船装载、分段牵引的办法，终于顺利地把大件送到目的地，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六）坚持安全运输生产
“文革”期间，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指挥系统有些失灵，规章制度有的被废除，各级领导“靠边站”，导致海损事故、货差货损事故增多。
1968年9月26日，“东方红5” 轮由上海开往汉口，因避让木船，操作失当，逼向张华浜码头，碰撞停港的轮船与木驳，碰伤船民3人，其中重伤1人，造成经济损失16万多元，船长因此受到撤职降级处分。1970年11月30日，大型客班轮“东方红3”轮在极左路线影响下，违反安全操作规定，贸然决定“不停航改炉”，即将烧煤船改为烧渣油船，将氧气瓶、电石一起搬进船舱，结果渣油因温度过高挥发，与明火接触即燃烧。霎时，火焰腾空而起，炉舱陷入火海之中，烧死、烧伤17人，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十万元。
1971年，长江航运公司党委狠抓安全生产，首先颁布了南京、武汉、枝城长江大桥的安全管理规定和安全措施，要求通过大桥的客班轮、货轮和船队服从港监部门指挥，确保大桥安全。接着，修改和拟订了《长江船员职务规则》、《轮、驳分工协作负责制》等14项船舶安全规章制度，并组织各轮驳船员认真学习，坚持推行。
同时，大力总结和推广安全生产先进经验。其中有安全航行577 000多千米、13年无重大事故的芜湖分公司“长江728”轮；有以大庆人“三老四严”为榜样，安全航行12年的南京市水上运输公司“长征3”轮；有安全航行306 500千米的上海分公司“东方红402”轮；有战胜川江天险、安全航行18万千米的重庆分公司“长江2007”轮；有25年安全渡运南津关口的渡船“宜昌”号，共安全渡运100多万人次、4 000多吨支农物资，人称“安全渡”、“幸福渡”。特别是“东方红2”轮安全航行100万千米，受到了交通部的表彰。“四五”时期，长江干线运输船舶重大海损事故得到有效扼制。
三、坚持平战结合完成军交战备任务
（一）建设交通战备设施
根据长江军运、战备建设的需要，一批军运、战备设施相继建成。全线建有永久性战时地下指挥所，各港航单位结合人防工程修建了地下指挥所；建有十几座军运、战备码头和多艘活动趸船；建有多座战备物资仓库，储备了可架设几十座临时码头的器材；建有加强型300吨级、1 500吨级甲板驳船几百艘；疏散部署、建设了几个大型燃油地下库；还建有一定数量的通信、修理设施。这些设施布局合理，不仅适合军运、战备要求，而且在平时完成军事运输、抢险救灾、交通保障任务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二）编制战备保障方案
20世纪60年代，长江沿线军区对本管段进行战备勘察，比较详细掌握了长江沿线的地形、交通、航道、水文等资料。在此基础上，长航局和总后长航军代处于1977年联合组织长江全线战备勘察，进一步明确了长江战时交通保障的基本任务和保障重点；明确了较为合理的长江战备布局；制定了长江战时交通保障措施；明确了各军区接合部的战备分工与协同办法。次年，总参谋部、总后勤部、交通部向长江沿线军区、省市批发《长江交通战备勘察情况报告》和《长江战时交通保障计划》（即“三部”文件）。长江全线依据“三部”文件，编制了较为齐全和具有较强实用性的港口、航道、船舶、通信、供应、抢修、卫生、工程保障、重点目标保障、渡运，以及港航监督等各种类型的战备保障方案。
（三）军运处进驻长江航运公司
1973年6月，总参、总政批复同意组建长江航运公司军事运输处。1974年4月1月，驻长江航运公司军运处正式进驻长江航运公司机关办公。该军运处的设置，使长江军交业务有了统一归口的部门。
总后驻长江航运公司军运处成立后，原武汉军区驻长江航运公司军代处于1974年4月改为驻长航武汉分公司军运处。
（四）增设沿线军交机构
1970年12月2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后勤部《关于加强军事运输建设的报告》。1971年6月15日—7月15日，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全军军运工作座谈会，长江沿线各大军区相继在长江增设军交机构。成都军区在长江增设了4个军交单位，武汉军区在长江和汉江增设7个军交单位，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等先后在长江增设军交单位。至此，长江全线（含汉江）共增设18个军交机构，促进了军交运输的正规化建设。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黄强，笔名常杭，著名长江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委员，长江作家协会主席，博士，研究员。曾任武汉水运工业学校校长、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等职。长期致力于长江文化建设，著有《大江放歌》、《大江神韵》、《大江印象》、《大江经纬》、《诗情画意说长江》、《诗赋长江万古流》等诗文集，以常杭、黄山、天方、江月等笔名公开发表诗词作品3500篇，曾获湖北音乐最高奖“金编钟”奖、湖北省行业歌曲创作一等奖等。近作《长江组诗》、《长江组歌》、《长江十赋》、《长江，我的母亲河》、《诗情画意说长江》、长篇小说《雪云顶上》、《又见红叶》（与羊角岩合作）等影响较大；主编出版《中华长江文化大系》、《中华文化系大江（丛书）》、《长江诗词三百首》、《长江航运七十年》、《放眼澳门诗词选》、《当代长江航运发展史（丛书）》、《长江航运文化》、《长江儿女》、《跨世纪的长江航运》等长江文化专著多部。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孙新华，笔名新华，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1972年参加工作，在部队和公安战线工作多年。1994年起先后担任芜湖港务局局长、党委书记;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以及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司总裁等职务。先后荣获全国自主创新优秀企业家、中国海员工会全国委员会金锚奖、中国港口十大风云人物、交通部人事部全国劳动模范、长航十大杰出人物、安徽省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人等称号。长期致力于长江港口文化建设，成果丰硕，成为全国交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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