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同代人和“新锐作家”的作品中抽身出来，读完《河东河西》里收录的十部中篇小说，就有一种感慨萦在心头：姜还是老的辣！——尽管作者刘益善从年龄上说还算不老。每一篇中都有一股摄人心魄的力量，好像急速流动的江水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将我裹胁而去。十部小说都不署创作时间，而我对有些背景时代也不熟悉，只据内容上来判断，比如通过人物用BB机，手机也不普及，猜测都不是新近的作品。当然不排除作者在时间上做了手脚，但终究作品里写的不是当下流行的生活。历史被小说还原，却仍旧震慑人心，那并不是生活和时间天然就具有的力量，而来自于作者“输入”的能量——充盈在作品中的人与历史、现实和人性蜕变之间博弈时的善良和温暖、紧张或残酷，都是。
力量的产生，来自小说再现生活时的真实性。作者缜密的叙事最大限度呈现了生活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其实这是一个给人物定义的过程，人真正作为社会中各种伦理关系的总和在小说中被确证。因为有了生活的完整性和复杂性，即使像《巫山》那样虚实相生的作品，也充满实在感。在前代的革命现实主义和后代的各种切入现实的新潮技法面前，《河东河西》里的作品没有简化现实的嫌疑，而张扬着现实主义的风帆。我们未必一定将作者的写法归入哪个概念下，但仍可用王德威在《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中对写实的总结加以确认：“写实主义更诉诸书写形式与情境的自觉，也同时提醒我们所谓现实，其中包括了文学典律的转换，文化场域的变迁，政治信念、道德信条、审美技巧的取舍，还有更重要的，认识论上对知识和权力，真实与虚构的持续思考辩难。”因为有真实性作为前提，读者把自己作为小说世界的一部分，感受到人物在小说里对生活的感受，就合情合理了。
一、 苦难与生存的关系描述
刘益善生于1950年，是伴随新生的国家成长起来的，出身农村但又到城市生活；经历了中国社会由凋敝到兴起、从穷到富，以及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生活的兴起这些全过程，有着丰富的人生体验。《河东河西》里的小说，可看作是他个人经验的产物。这些作品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书写人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苦难，表现生存的艰难。
苦难作为书写的内容或者一种叙事的调子，在当代文学中大致有三个阶段集中出现，一是“十七”年时期的小说中，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中的一些作品，三是出现在商品经济大潮兴起后，一些描写打工者、农民等底层生活的作品中。这三个阶段对苦难的书写，其性质和作用是不同的。在第一阶段，苦难作为旧时代的罪恶，被用来证明新生无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在第二阶段，苦难则是对解放后不同政治运动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进行反思的方式；在第三阶段，底层的艰辛生活批判了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体制性问题，有的与人物性格相结合，成为对命运的嗟叹。
刘益善的小说描写人在生存意义上的艰难困苦，融合了上述不同阶段书写苦难的作用，传递着复杂的批判精神和悲悯关怀。《向阳湖》里的时代是一九六八年冬天，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为了办咸宁干校，发动人民群众围湖造田。冬天围湖造田，本身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事，但作为政治任务又不能不进行，十几万民工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这样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生活尚处在艰难困苦之中，每个人面对这项任务时表现出不同的心态，特殊的环境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小说由此发生。主角老矮本来没有被选中去围湖造田，但他卖掉了自家的猪替人还上赌债，以此换来了机会。按照他之前的谋划，出去当民工，“一天五角钱，一个半月能攒下二十多块钱，过年时能买点好东西。”同时，自己欣赏的姑娘桂桂也去了，他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说，老矮是为了生活才去当民工的，但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小湾村民工排四个人费尽周折才赶到工地，但那是怎么样的工作方式呢？在冬天的泥水里打了赤脚挖泥：
“脱了赤脚，第一步踩在泥水里，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皮肉立即感到刺骨地疼。没有逃避处了，就大胆往泥水里踩吧！立即，双脚麻木了，浑身冰凉得也有一种麻木感。
我看到各民工排的人都是赤脚上工地。
我挑起装得满满的两箢篼泥，朝堤坝上爬。堤坝也初具规模了，现在就是要使它加高筑牢，达到技术要求。
湖滩地更湿更软了，迈第一步，脚就陷进泥里，再超前一步，拔起这只脚，另一只脚又陷进泥里。
北风呼呼，棉袄穿在身上，像纸壳壳一般，不起作用。”
刚开始时在我们看来已令人恐惧的劳动，与后来更加残酷的现实相比简直不值一提。种种非人的环境、任务和待遇，此处不再做过多引注。“我们四个人，在漫天风雪的湖滩工棚里，庄重而严肃地喝掉了我们最后一餐粥”后断粮了，工地被迫停工，此时恰逢驻地的鱼塘里开塘捞鱼，民工们疯狂跳入鱼塘抢鱼，混乱之中，老矮被踩到了塘泥里失去了生命。当他被打捞上来，手里还紧紧着自己的一只解放鞋。此时作者写到民工们的表现：
“在我们这最小的民工排最小的工棚外，聚集起几百名民工，他们知道了消息后，自动地聚拢来，默默地站在湖滩上，悼念着他们中的一个。”
“他们中的一个”写出了整个民工群体遭遇到的死亡的威胁。可是民工却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苦难中忍辱偷生。老矮是个恳切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并且遇到困难就用语录歌《下定决心》鼓励自己，但却无法在荒诞的现实面前获得生存的机会。《向阳湖》所描写的现实真相与精神主题，与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可谓殊途同归，堪称描写那一段历史的重要作品。
另一篇小说《回家过年》中，由于政治原因导致的苦难被城乡和阶层差别造成的贫困生活所取代，《向阳湖》中对现实的潜在反抗转换为通过挣钱改善生活以达到改变命运、享有尊严的目标，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社会矛盾转化在文学中的表现。刘老四带领乡亲到武汉打工，承建的楼房在腊月二十三下午完工，兄弟们就等着发一千元工资回家过年，并已经开始算计这钱怎么用。老板又提出想让他们将楼房的内墙粉刷，二十九完工，三十可以回家，并承诺再加发一千元工资。老四答应下来，原因除了他义气、感恩和讲信誉的性格外，最重要的一条是钱的问题：
“老四经不起那一千元钱的诱惑。一千元钱，老四要是不出来，在四方村种田，那要流多少汗水才能挣得？如今有这么容易挣钱的机会，为什么就不挣呢？老四想起乡下的一对儿女，马上开年上学，要交几百元的学费。老四想起我那四弟媳，一个人在乡下种几亩责任田，把各种费用一除，没剩下多少钱了，多挣一千元钱回去，让她高兴高兴吧！老四想起他那因超生一个孩子被拆了一间房子的住屋，要重新做起来。如果钱多，隔一两年，做幢小楼房更好。四方村做楼房的已有好几家了。老四或许还想到我这个当作家的大哥，今年带着一家回乡下过年，他是要请吃一顿饭的，有了钱，就可以把酒菜办得丰盛些。”
除了老四，其他人也无一不是急需要多挣钱的。随后，老四带领大家投入了施工中，为了尽早完工不失信于人，他不惜牺牲休息时间，拼命干活，而全然不顾频频到来的胸疼和疲惫。工程按期完工，老四决定到医院检查一下身体然后回家过年，在医院里，他看到检查单据上三百六十元的划价，决定放弃检查：
“老四抚着胸部装钱处的手放下来了。三百多元钱呢，是我的血汗钱呢，是给儿女交学费的钱呢，要几担谷子呢。……检查一下就要几百元。回去回去，不查了，药也不买了，我就不信能痛死了我。”
刘老四躺在了医院的椅子上，再也没有醒来。弥留之际，他仍然在想念钱，他恍惚中觉得自己在沙漠里吐血，“那血在沙漠上停了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张百元的票子。老四又吐了一口，那血又变成一百元的票子。”作者将一个人劳动的艰辛，以及渴望生存、渴望富裕、渴望改变命运的期待，用鲜血淋漓的场景表现了出来。坚强的生命面对更加坚硬的现实，其结局总是悲剧性的，刘老四这个形象身上汇聚着众多打工者的现实遭遇。
二、真情作为一种道德
在苦难和悲剧之外，认真体会，会发现在这些小说里，有一种能够温暖人心的情感，与现实的冷酷和残忍互相角力，使小说有了内生的温度。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在描摹现实和塑造人物过程中，作者把人间真情作为一种道德加以弘扬，以此抵御外来力量对伦理的破坏。正是有了直白的或隐秘的情感的存在，小说才没有被窄化为认识和批判社会的工具，凸显出护佑人心的作用，这是情感审美的价值体现。小说中人与人之间传达出的情感关系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基于人性的普泛意义上的善；一种是男女之间羞涩、含蓄、纯真的爱情，它们共同面对生存的苦难和生活的艰辛，使社会和人生有了亮色。
在《向阳湖》中，除了同性之间在劳动过程中的互相帮助，老矮与桂桂之间含蓄的、隐讳的，只表现为好感的爱，在推动故事进展中起着重大作用。老矮之所以肯花十二块钱换取当民工的机会，跟桂桂有直接关系。在去工地的船上，老矮挥舞铁锹，打退了企图调戏桂桂的三个小流氓。到了工地上，工友之间彼此通过身体为对方捂脚，老矮的脚就总是由桂桂捂热。桂桂照顾大家的生活，“我们像是一个家庭”，无疑桂桂就像个女主人。当老矮的尸体被打捞上来后，桂桂为他擦拭，“就像他的妻子”，并将为他专门做的一双新布鞋穿在他的脚上，作者写“可惜老矮生前并不知道。老矮深深地爱着桂桂，爱得淳朴而强烈。如今老矮去了，终于穿上了心爱的姑娘给他做的鞋子。”桂桂对老矮的爱，让老矮故去的灵魂得到慰藉，更因为桂桂这个女性角色的存在，和她对工友、对老矮表现出的真挚感情，使故事在残酷中充满了温暖的感召。
《向阳湖》里的人物过渡到《河东河西》这部中篇中，没有多少身份的改变，韩瘌痢是队长、童吉喘是会计；只是那个参加围湖造田的初中毕业生“山娃子”，在后者中叫菱角，作为叙述者的角色也没有改变。但是叙事的目标已经变化，《向阳湖》里的人物在完成政治任务，作者表达的是人与现实的关系，重在强调现实对人的伤害；后者像《创业史》里梁生宝买稻种那样，童吉喘带着菱角去找秧苗，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在找秧苗的过程中经历的人和事，折射的是人与人之间纯洁、质朴的乡间伦理和血浓于水的真挚情感。一是吉喘大叔对“我”的呵护，“吉喘大叔是棵老杨树，我是老杨树身边的一棵蒿草”，一路上对“我”关怀备至。当找到秧苗需要向村里报信时，因为借电话需要向西南方向走，而此前白云庵的老婆婆已经告诉他们“你们的气数不宜在西南，凶多吉少”，因此吉喘大叔决计一个人前往，无论“我”怎样哀求。吉喘大叔的决定直接导致了他在夜晚坠崖，而在“我”看来，他是为了保护“我”而失去生命的，“我”由此比别人更加悲痛。
乡间日常伦理也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朴素情感。白云庵的老婆婆与吉喘大叔多年未见，但当“我”和吉喘大叔找上门来，老婆婆热情招待，通过对话也看得出她对这一带的人都很熟悉，因为她知道“我”是“刘家四伢子”家的老大。老婆婆不仅在“我”和吉喘大叔旅途劳顿行时给予了生活上的关照，而且为找秧苗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并叮嘱吉喘大叔照看好“我”。当“我们”来到竹林村，与在第一个村的遭遇不同，事后才知道姓名的寿昌爷热情地将他们指到锁队长家里。锁队长的娘子听说两个陌生客的来意后，其热情也令人感动：
“快进屋坐快进屋坐，就这码子事么，我当家，秧给你们了，秋后收起谷子，给我们这里送些来就行了，好啵！”
他们费劲千辛万苦寻找秧苗的难题迎刃而解。队长娘子这个人物是作者着力塑造的“爱的给予者”的形象，当看到“我”半夜执意去寻找吉喘大叔时，她喊起自己的女儿娇娇，一同前往。当找到吉喘大叔时，她毫不犹豫地将他一路背到家里。作者写道：
“一个大个子的身躯压在她的肩膀上，她是个女人啊，虽不说是娇小的，但也不是高大的。那是我的竹林村的婶子，一个女人家，咬着牙，把那一百五六十斤的大男人背着，摇摇晃晃，走七八里崎岖不平的山路。这需要多大的勇气，需要多强的意志。她是在拼命，为了救人，救一个与她并不太相干的人，她忍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她一步步地迈着她那好看的腿。我的竹林村的婶子哟，你黑夜山道背人的形象已经烙进了我的心田，使我终声难忘。”
直白而强烈的抒情充盈在这些文字中，不仅“我”被队长娘子身上表现出的人间真情打动了，作者自己也被感动了。常言说，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物，只有打动了作者，才能打动读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队长娘子是这样，而她的女儿娇娇也秉承了母亲的善良，她看到“我”哭的伤心，就拉着“我”的膀子，陪着“我”哭。此处作者写到，对“我”有好感的春桃看到抱着“我”膀子哭的娇娇，“她有些不高兴”，这个细节不仅传递了春桃对“我”的暗恋，更通过她的态度反衬了娇娇的善良和纯真。
作者笔下的美好道德伦理，曾经长期存在于传统乡村生活中，但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将讴歌真情作为主题之一的作品还有《远逝的窑厂》和《远湖》。《远逝的窑厂》以“我”高考落榜后到村办窑厂打工的经历为主线，通过不同的性格形象，表达了特殊环境下人际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对现实和人性中的恶有批判，但善良的人性和对他人的温暖关怀成为支撑主题的重要内涵。老万叔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生活清苦，但他热心帮助并没有多少劳动能力的“我”。他的帮助不仅让“我”在恶俗的现实中获得人生的启迪，而且还主动借给“我”上电大的学费，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但当“我”再回到村里时，才得知老万叔已经死去，“我”也没有报恩的机会了，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远湖》是一部具有复杂艺术结构的作品，人物设置具有对称性，善良悲悯与邪恶的对比成为贯穿全文的修辞。被当作筹码抵了赌债的红眼被劁猪匠带走，不仅成为自己泄欲的工具，而且被囚禁起来成为姑爹及其两个智障儿子“爷仨的老婆”，惨剧在红眼身上上演。逃离虎口的红眼跑进远湖，被王家三兄弟搭救，给予了她生命的希望。嫁给三眼的红眼不仅得到了丈夫的爱，也得到了兄长大眼、二眼的呵护，从此过着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当然小说的主题远比这简单的总结复杂得多，但围绕红眼和三兄弟之间发生的爱情、亲情，被用来与恶行对比，成为抵御邪恶现实的道德屏障，令人备感温暖。此外，《巫山》中的巫月等人与严教授萍水相逢，却热心帮助他走出阴霾，也体现着作者的态度。
三、批判蜕变的人性
如果说《河东河西》十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的话，就是对人性的观照。“人性”通常被解释为“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换言之，人性是与动物性相对的，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用来压制人身上具有的动物性而产生的约束行为的情感和理智。所以善才可以被称作人性，而恶应当是人的动物性的表现。良善的道德品质和真挚情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作者通过人物的行动弘扬人间真情，客观上看也是对人身上恶的动物性的批判。但人的行为并不能单纯以善或恶来判断，而有着复杂的现实表现。其中之一，就是人性在生存压力或欲望刺激下发生蜕变，《河东河西》中有多篇作品将人置于苦难或诱惑面前，观察人性在非正常环境下或微妙或剧烈的变化，在这一点上，这些小说有很明显的批判性。
《河沙场》是以改革开放后人们投身经济大潮，通过开厂开店发家致富为背景的，情节带有传奇性。牛老七率领弟弟牛老九、妹夫李文武在潘镇的江边上开沙场，妻子莲蓬则带着弟媳、小姑子、妹妹一干人等在镇里开饭馆。船老板胡成进每天送来河沙，正处在开发高潮的潘镇让牛老七赚了个盆钵俱满。俗语讲“钱是惹祸的根苗”，平淡的故事忽然就因为人物的贪欲有了重要转折，牛老七决定让急需钱的弟媳春儿以色相套牢船老板，以确保沙源不断。船老板果然上钩，最终被春儿的丈夫牛老九捉奸在床，因此送掉了性命。小说对一家人辛苦经营沙场和饭馆，满心打理自己的生活有鲜活的呈现，但金钱的诱惑致使牛老七走上邪路，蒸蒸日上的事业和生活毁于一旦。
促使这篇小说发生的动因，是作者抓住了贪欲的诱惑能够让人性发生变化这一特点，为人物命运设置了悲剧性的轨道。一方面是面对牛老七赚钱，船老板觉得不公平，自己辛辛苦苦跑船，牛老七比自己挣得更多，却不肯分他一杯羹，只拿些烟酒打发自己船上的人，于是借口船坏了不按时送沙，使牛老七感到了威胁。另一方面，牛老七在他人的指点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却舍不得钱财，反而让家人抛弃尊严去利用胡成进的弱点达到目的。他的做法显然违背了人与人之间基本的道德准则，出事是必然的。小说结尾的一段话最能体现作者的批判立场，当牛老七看到春儿披头散发坐在楼道里，胡成进头颅开花倒在血泊中时，作者写道：
“莲蓬听到牛老七不断叫着：‘我的河沙场啊！我的河沙场啊！’”
不担忧合作伙伴的生命，也不担忧家人的声誉，忧心的却是自己的河沙场，可见牛老七已经利欲熏心到何种程度。作者在小说中深刻揭示了人心蜕变的真相。
《包工头余从众之死》里的余从众与《河沙场》里的牛老七和胡成进有相似之处，作者也将其处理成一个在“新生活”的诱惑下走向歧途的形象。退伍军人余从众为了改变贫穷的家境外出打工，在战友的帮助下结婚成家，并从一个搬运工成为一个小包工头。当了包工头，渐渐就觉得应该有包工头的生活，于是就有了女秘书、有了只有女秘书才能进的办公室，然后就有冷硬的心肠对自己的结发妻子。再之后，女秘书怀孕了，生下了“私生子”，给自己几代单传的家族延续了血脉。到了结尾处，那个仍旧深爱着他的妻子吴完珍用一把斩骨刀将他的头和身子分开了，然后又试图用线缝合——但是人心上的伤岂是能够缝合的？
余从众的命运结局对所谓象征“进步时代”的新的伦理道德有着深刻的批判性。在社会世俗化的演进过程中，以忠诚为基础的传统婚姻伦理在一些人面前变成老旧陈腐之物，婚外情、包二奶、非婚生育等被传统唾弃的行为反倒成为某些“成功人士”的身份象征。余从众的毁灭是对这种生活观念的严厉警示，小说具有劝谕作用。令人深思的是，作者为主人公的道德堕落赋予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就是余从众出身于一个几代单传的家庭，他的父亲余老八迫切希望能有一个孙子，甚至为此而精神失常。在家族血统面临断裂、父亲迫切期待的前提下，余从众的行为似乎有了合法性，而他自己也的确以此为理由多次开脱自己的罪责。作者用余从众的荒唐行为和悲剧命运告诉读者，无论寻找什么借口，打着什么样的幌子，那些违背正常人伦道德、违背人性的行为，其结局一定是悲惨的。
除了通过人物命运的完整走向展开人性批判外，在本书另外的小说中也不乏批判的情节。《金手镯》具有繁复的现实呈现和矛盾冲突，从事肉体交易的胖女和瘦女没有赚到钱，但她们“想老公和女儿”，想换到买车票的钱，于是见财起意，看到房东熊婆婆戴着金镯子，于是残忍地谋杀了她。但是往前追溯，胖女和瘦女之所以没有赚到钱，是因为王七利用了劳改农场周围出租屋的漏洞，欺骗了胖女和瘦女，行乐之后没有给钱就跑掉了。他们的行为都令人不齿。更让故事有幻灭感，反映出荒诞和虚空的现实景象的是，胖女和瘦女以谋杀他人抢来的金镯子却是铜包金，根本不值钱。作为一篇脱胎于社会常见事件的小说，作者在其中极为讲究叙事技巧，从而消弭了庸俗的痕迹；又因为“铜包金”的金镯子这个形象的设置，使其更加具有现代意味。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莫泊桑的《项链》来。《远逝的窑厂》情节跌宕，人物众多，各有性格品质，皮猴是一个被批判的形象，他贪财嗜赌，奸猾阴险，不惜以诬告他人的方式发泄私愤。还有一个颇为复杂的形象，即憨子这个人物，憨子在作者笔下并不坏，他与“我”的关系也不错，被“我”称作“老实哥哥”。但是这样一个人物身上有着自己的性格弱点：抵挡不住赌博的诱惑，多次输钱欠下皮猴的债。当他无力还债的时候，与皮猴合作干出了一件令人不齿的勾当，虽然作者没有明写，但通过前后文照应，便可看出端倪：憨子无耻地帮助皮猴骗奸了自己的老婆莲香，以此抵偿了欠皮猴的债。尽管事后皮猴将此事拿出来炫耀时被憨子打了，但是憨子自知没有办法再在此地生活下去，也无法面对莲香，于是一走了之。这一错一打一走之间，显出的是憨子内心被赌博扭曲了的复杂世界，也写出了皮猴身上邪恶的人性。
在《诗人谷子》中，爱好诗歌的谷子在虚荣心的鼓噪下，混淆了现实与理想的界限，从而导致生活失序；而那个看似脚踏实地的乡土诗人王金，却走向了理想的反面，蜕变成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作者尽管批判了以两个人物为代表的生活方式，但在另一方面，看得出来作者对于被“文学理想”搅乱了头脑的人，还是心怀怜惜之情的。
四、“超验感觉”搭建“叙事迷宫”
《河东河西》里的小说或弘扬、或批判、或呈现的主题，体现着丰富的现实关怀，但其中几篇小说推进叙事的方法，却通过一些超越感官的知觉（即“第六感觉”）来进行，现实主义色调因此闪出斑斓的光彩，小说有了空灵的感觉，在此类题材中令人耳目一新。第六感觉被人们理解为能透过正常感官之外的管道接收讯息，能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而且这种感觉是超验的，即与当事人之前的经验累积所得的推断无关。在《巫山》《金手镯》《河东河西》等作品中，一些可能存在的、无法被科学探知和理性解释的奇妙感觉成为建构小说伦理、推进情节的重要力量。将人物的此种感觉放置在以现实逻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故事中，再加上文学本身就有的“格式塔质”效应，非但没有产生离奇、虚假的感觉，反而产生了奇妙的审美效果。
《巫山》是从一个悲剧开始的。为完成女儿甜甜的遗愿，严教授抱着她的骨灰盒踏上游三峡的旅程，一路上亲切地呼唤着她的名字，就像女儿还活着那样呵护她。这是一个让人掉泪的场面。在游船上，练气功的巫月和三位伙伴与严教授同舱，她凭着特殊的感觉感知到了严教授的悲痛心情和压抑情绪，决心助他走出妻子抛弃夫女出走国外，女儿又病死的阴影。在她的建议下，严教授将骨灰盒留在船上，登岸游玩，在舞厅里认识了合作默契的倾心舞伴；在返回的路上，他看到了与巫月同行的两位旅伴苟且偷欢，使他理解了现实的荒诞真相。上船之后，严教授的情绪渐渐好转，巫月断言旅行结束后将会有人在码头迎接他，她的预言果然成真，严教授彻底摆脱人生的阴霾，和他的舞伴组建了新的家庭。
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故事，因为作者对人物身份和背景情境的精心设置，就有了逻辑上的合理性。首先是严教授深陷在人生遭遇中不能自拔，这种表现符合正常人的心理和情感，为后文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作者的叙事目标。其次，巫月的气功师的份，为她感觉到严教授的情绪提供了合情合理的解释。读者或许也可以理解为是巫月观察仔细，能够体会他人心情，增加了作品的丰富性。第三，严教授在上岸后一正一反的亲身体会，使他个人有了改变心情的主动性。这几方面结合起来，促进了人物命运发生变化，但巫月特殊的感觉起到了关键作用，既为她关心严教授找到了理由，也暗示给了严教授信心。
当然，在这篇小说中，作者绝不是以此故弄玄虚，而有着叙事效果上的考虑。人物的“第六感觉”让情节有了合理性，同时与人物的幻觉相结合，共同营造了外于情节本身的神秘氛围。严教授远望神女峰时产生各种幻觉，神女峰一会儿变成抛弃他们的陈娜、一会儿变成女儿甜甜，当他把神女峰当成甜甜时，他差点跳江去与女儿相会。作者对这一段的描写极为精彩，将严教授在孤苦无依时对女儿的思念逼真地写了出来。我们因此也知道，巫月对严教授情绪的感知属于“第六感觉”，因为她与严教授并不认识，也不了解严教授的遭遇；严教授产生的幻觉，却是在个人对妻子的恨和对女儿的爱的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作者对两种感觉是有严格区分的。
前文已经分析过《河东河西》的情节，其中促使人物行动发生转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熊婆婆对寻找秧苗这件事的判断。当她听童吉喘说到“我”父亲两年前已经过世，她马上说：
“四伢子死了哇，造孽造孽！我看你们俩面带晦气，是遇到难事了。”
如果说这句话是熊婆婆知道“我”和吉喘大叔出来找秧后，表示出的关心和客气，那么接下来指路的话就带有神秘感了：
“千万莫要朝西南那条路走，你们的气数不宜在西南，凶多吉少。童家老三，听我的没错，带好刘家四伢子的嫩秧秧，他的日子还长呢！”
对于熊婆婆的这句话，“我”是不信的。但是吉喘大叔却深信不疑，他还主动向讲起熊婆婆预言吉凶的往事，来佐证她这次预言的正确性。后来“我”才知道，熊婆婆的话不仅顺利地让“我们”找到了秧苗，而且救了“我”的命，因为无法避开熊婆婆的警示，吉喘大叔也死于非命。但是熊婆婆预言吉凶的能力来自哪里？这是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从读者角度来看，熊婆婆预言吉凶的能力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她具有超越感官的感知能力，而这种能力被作者预设为她在白云庵修行得来的，与“佛法”有渊源，从而具有可信度；二是熊婆婆年高德勋，熟悉当地的山川地理、民俗风物。但在文中作者显然暗指的是第一种情况，这就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感。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金镯子》。但与《巫山》和《河东河西》不同的是，从情节上看，《金镯子》中的鲁大元对案件的侦破带有合理判断的成分。当黄宝把王七打“野鸡”当作谈资在牌桌上讲出来时，鲁大元暗暗记下，这是基于一个警察的经验直觉，预感到胖女和瘦女与此事可能有关系，在侦察过程中将她们列入范围，从而发现了真相。但是作者在文中不仅通过不同叙述者的视角变化，和在现场与回忆之间跳出跳入的时间安排来使故事更加繁复，更故意渲染鲁大元在此事上的自我感觉，诸如“破这个案子主要是直觉预感在指挥他”之类的叙述不断出现，使情节扑朔迷离，小说一直笼罩在迷宫般的神秘气氛中。这种写法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手法，而带有“先锋叙事”的特征。如果在这个视阈下观察前两篇作品，人物具有的“第六感觉”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作者在建构“叙事的迷宫”时创设的情境。
事实上，作者在小说中加入超验的、超现实元素，并没有脱离中国人的审美经验。在中国民间，一直存在着这些带有神秘感的力量，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韦勒克和沃伦在他们所著的《文学理论》中说：“把艺术品贬低成一种教条的陈述，或者更进一步，把艺术品分割肢解，断章取义，对理解其内在的统一性是一种灾难：这就分解了艺术品的结构，硬塞给它一些陌生的价值标准。”也许上述“肢解”式的分析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创作方法上，《河东河西》里的作品都显示出作者宽阔的个人视野。既有对历史和群体的观照，又有对生命和个体的关怀；既是对时代的写照，又表达着个人的体验。作者始终是冷静的，时而化作作品中的叙事者，以“我”的身份和视角讲述故事；时而又走到情节的外部，坦率表达个人的观点，不吝于抒情，也不模糊批评倾向。小说中反映的时代背景多半已经离开了当下的生活现场，但人物本身让我们感受到了小说穿透历史的力量。我总是会想起童吉喘这个形象，那个朴实、勤劳、忠厚的乡下人，恪守着良心的法则，但终究没有走出神秘的警示。也许我们像他一样，都是生命蹇途中的“夜盲眼”——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它可以在个体抵达生命的终点前，能够预言无数可能的命运走向。
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沈从文，老舍，矛盾》中文版序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
刘益善，《河东河西》，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年9月版，第12-13页
同上，第47页
同上，第173页
同上，第189页
同上，第192页
同上，第48页
同上，第214页
同上，第216页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65页
同2，第169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C%E5%85%AD%E6%84%9F/397?fr=aladdin
参见《文学审美特征论》，童庆炳、钱中文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羽、邢培明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23页
作者简介：
桫椤：本名于忠辉，河北唐县人，中国作协会员、河北作协特约研究员，现供职于河北保定市文联
喜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