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自小家境贫寒，是党和政府的关爱，让他读完了小学、中学，直至步入大学。在大学里，先贤们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对学业的攻关之精神，对学生的拳拳关爱之情，让作者铭记终身。自此，他投身于文学评论和写作学、国际报告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作者是我国写作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是国际报告文学研究的首倡者，是为《红星照耀中国》作者斯诺平反的主要推手……其著作等身，并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著名文化学者之一。作者对共和国的感恩之情，发自肺腑，笔端如行云流水，读者读后能感受到心灵共振。
一、从山区小学步入大学
我出生在鄂西北山区的一个小县城，家境贫寒 上无片瓦 ，家无升米，租屋而居。靠父亲行医谋生，属于城市平民家庭。解放前夕，我小学尚未毕业。为了要买一本《升学指导》的书，母亲每天从口粮中省下一把小麦，攒了几个月，凑够三斤，才换来一本《升学指导》。但父母又为无钱供我升上初中而烦心，面临失学局面。1949年新中国成立，县里成立了公办均县城关小学，老师特地上门问我是否愿意复学？我自然高兴地答应了。然而那时家中缺衣，少吃，弟妹嗷嗷待哺。班主任杜泽华老师要我申请助学金，每月发28斤大米，我每月从县粮食仓库里领回来。这虽然是我的助学金，但也解决了全家的困难，一家人从此记住了党和国家的温暖和恩情。
1949年秋，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毕业成绩免试进入均县第一初级中学，在中学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读初中时，国家招收空军飞行员，我踊跃报名，受到校长表扬。 但体检时身体瘦弱，身高、体重都不够标准，所以没有被录取。1952年，我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升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还有三个弟妹在读小学，我就自愿选择了公费师范学校，进入郧阳师范学校学习。在毕业实习期间，我当时18岁就担任了郧师附小的教导主任，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安排课表，并担任语文、地理两门课的教学，组织师生教学活动。1955年，我正满怀信心地到山区担任小学教师工作，又传来了好消息，学校从四个班级中挑选了八名同学报考师范院校。 1955年我进入武汉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 。
对于一个连电灯和自来水都没有见过的山城小伙子，这个九省通的大都会是多么新鲜。但是满怀学习知识渴望的我，不是来欣赏大城市风光的，而是中文系那些名教授的课深深地吸引着我。系主任方步嬴教授讲起元曲和关汉卿低咏高唱，如醉如痴；石声淮教授上课一会用古韵高咏屈原的楚辞，一会对我们喊着“孩子们”；高庆赐教授以打机枪的语速讲现代汉语，口里一讲毕，板书刚好写完；杨潜斋教授讲课时说：我站在讲台你们就记，我离开讲台你们就不记，但他常常站错地方；许清波教授虽然个头矮小，但讲现代文学时声音特别尖细而高亢；谢善继教授讲唐诗摇头晃脑，十分投入；熊庚甫教授讲写作课丝丝入扣，王仁载老师上写作课时对我写的一篇童话大加赞赏；胡雪教授讲外国文学，慢条斯理，如烹小鲜。我还有幸聆听了原华中大学校长、著名哲学家韦卓民教授的逻辑学，先生声若洪钟，气度轩昂，讲课时却幽默风趣，且善于奖掖学生，我在面试时就受到过先生的褒奖。教授们以他们丰厚的学养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以他们对教育工作的热情培育着我们对教育事业忠诚，以他们高尚脱俗的人格影响着我们灵魂。正是在那较为平静的两年，他们的教学为我们将来做学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他们虽然全都驾鹤仙去，但我们怎能忘记他们的恩泽和教诲。1956年，党号召“向科学进军”，我便立下“学术追梦”的宏愿，将文学评论研究作为努力方向。
然而，1966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校园的平静。“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白专道路”、“白专典型”的帽子满天飞。敬爱的老师们无不受到冲击。口号呐喊冲走了朗朗的读书声，大字报湮没了教材和讲稿，校园一片荒芜。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后，恢复高考和大学招生，校园才恢复了生气盎然的景象。1977年，工作调整，我回到中文系教学岗位。时代风云的变化，让我重新搞业务，这正是我的期望。
作者简介：尹均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校出版社原总编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秘书长、湖北省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常务理事、武汉斯诺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出版《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写作学概论》、《20世纪永恒的红星》、《中外名记者的新闻风格》等著作18种，发表论文3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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