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 震撼人心的两部微电影

——青年导演戴高乐的抗疫影视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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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的文学创作很火热。

不少文学工作者和普通民众都创作了和疫情相关的文学作品,其中以诗歌、散文体裁较为多见。人们纷纷用文学抒发自己特殊时刻的心灵感受,这些“为事而作”的作品反映了社会现实,歌颂了抗疫战线的感人事迹,表达了对医务工作者的敬意。很多优秀作品在新媒体平台上得到广泛传播的事实证明,这样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心灵,让人们的精神不再只是沉浸在恐慌与悲伤之中,让一线医务工作者在极端高压的工作之下感到欣慰,作品流露出的真情实感以感动与悲悯引起大家的共鸣,从而凝聚人心。我想,这是疫情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具有现实意义的特殊功用。

当然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其中,题材甚至题目的雷同、叙写语言的相似已到了众口一词,千人一面的地步了。比如,很多诗歌都赞美了钟南山、李兰娟、张定宇等英雄人物,歌颂白衣战士和抗疫逆行者,所写的内容几乎差不多,给人的感觉类似于电视新闻画面的聚焦与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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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左一)在拍片中


越来越多的英雄和时代赞歌(无可厚非),让人忽略了最根本,最基础的一点——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

什么是社会底层呢?——那就是必须要进行不间断的、不停歇地努力工作才能生存下去的一个群体。一旦这个群体的工作稍有一丝中断或停止,那他们几乎就无法生存下去了。

对富人而言,宅在家里,不用考虑物价、生计,最大的烦恼就是不能出门逛街、下馆子、喝30元一杯的奶茶。但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有多少穷人们,靠着过年时赚的钱来维持一整年的生活开销啊。一般小卖部、小超市里囤的年货,今年几乎都卖不出去,等年后更是很少有人会去买了。那些小饭店,过年前进了非常多的货,因为定年夜饭和年后聚餐的人特别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蔬菜和熟食都快烂了,没有任何办法。那些果农,原本指望着趁过年把熟透的水果卖掉,现在只能让它们全都烂在树上、地里。打工的出不去,即使出去了,也无工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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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深入生活


说实话,我们非常感谢解放军出手救援、感谢医卫人员冒着被感染的危险救死扶伤、感谢政府官员日夜重载防控一些执勤。他们最需要的是药品、防护设备、精神鼓励、休息,但真的不缺一口饭吃,那是绝对有保障的。而这些底层百姓就不一样!

在当下这个时刻,我们格外需要守望互助,格外需要注意到被浪潮淹没的个体。尤其是那些无法自己发出声音的部分。宏观的数据上,他们轻如鸿毛,会化成百分比小数点后被四舍五入的部分。但他们具体而微地生存着,生活着,与周围的世界发生联结与互动。与其从抽象虚幻的歌颂中自我安慰,不如在真实的细处寻找力量。正如我们看到层出不穷的,社会各行业各阶层的人们的自治和自救。

当我们说着“大局观”时,希望这大局的主体是每一个普通人的重量。而不只是在集体地歌舞升平。

也正因为此,北野武的这句话再怎么说都不嫌多:“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武汉来日方长影视公司”年轻导演戴高乐在疫情中的两部短片在网络上推出,我是含着泪水看完的。说实话,我感受到了久违的震撼!

从冬到夏,疫情爆发,武汉封城,他被迫中止了手头拍片的活儿,在家里羁留了一百来天。

这三个多月,对戴高乐来说是非常煎熬的,信息不通,工作停顿,情感煎熬,预想的计划全部无法实现,更渣心的是,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无事可做。闷得慌,闲得慌。

好在,他是那个对影视有着才气和执念的戴高乐啊!

这三个月,他利用难得的大块时间来沉淀、平稳疫情期间所产生的各种复杂情绪。他没有停止思考。

面对疫情,影视作品的定位与走向在哪里?

说实话,“震撼的艺术或文学创作”能直白的告诉全国十四亿人民疫情期间发生了什么吗?雕琢的“大题材”“大制作”和风花雪月惊悚魔幻是疫情进行时的“奢侈品”,它不具备直达普罗大众的属性。

如果有人想做安迪沃霍尔,蹭各种八卦、灾难的热度,那得正儿八经的问一问自己,这有意义吗?

疫情严重的时候,武汉老百姓买菜都困难,让他们去欣赏艺术品、文学创作是不是太残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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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景


疫情期间可以没有震撼的艺术、文学创作,而且最好少一点,它的服务对象是有特定人群的,而那些人群是不会担心土豆涨了五毛、猪肉都30一斤了!

不如多拍一点真实的记录片,让老百姓真正的了解、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才是最直接的方法。

走过最初激荡而并不总是幸福的青葱岁月,戴高乐创作成熟的时刻降临了。这期间,他把自己的特长,在幽闭阶段发挥到了极致。带着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底层人物的关注,一连自编自导了两部短片:《走下去》《一无是处的我 2020年 活着》。

《走下去》,说的是汉口一家日式居酒屋在封闭90天后,重新开业第一天的事。他们购买了上好的食材,精心制作、烹饪,忙乎一天,久违的客人只是他们自己。“禁止堂食”的规定让居酒屋名存实亡,尽管他们曾经做了志愿者,为社区居民送菜,为医护人员送饭,但面对着难以为继的窘迫,他们只有默默承受,黯然神伤。他们说,生活的路再难走,为了对得起一线的抗疫者,为了家人,为了自己,也要走下去。

《一无是处的我 2020年 活着》,实际上是通过一个人在封城期间的内心独白,将底层普通人在病毒的威胁下,在逼窄的生存时空中的挣扎、破灭、崩溃、绝望、恐惧、痛苦、无奈、坚忍、爱心、孝心、不甘沉沦、希翼、振奋等等精神脉动,一起呈现在我们眼前……

 

    《一无是处的我 2020年 活着》

短片里没有政论性的总结,也没有拔高和煽情。并不华丽的文字,却更真实粗粝地展现了生活的艰难。身处社会底层的人,往往无暇顾影自怜。哪怕是一座山,他也拼命要背下去。

在当下林林总总的疫情文学作品中,戴高乐的这两部短片之所以能震撼人心,引起广大共鸣,这里面是有说道有悟道的。

首先,戴高乐的眼光只盯着最底层社会,而不象有的作家视觉总是“高高在上”的(如郭敬明等)。因此,尽管戴高乐是一位作品颇多的新锐导演,但他的生活却是平民化的,他的影视作品也多是这种平民化的风格。

业内有这样一种看法,影视作品抓住了大题材就是成功了95%,这种看法对,也不对,因为大家都在热衷于所谓的抓住大题材,而忽视了潜藏在生活最底层的更丰富、更本质、更深厚的真善美。

书写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以博大的悲悯情怀和深厚的人文精神来关注底层人物的命运,是每一个有道德有良心的作家的价值取向。戴高乐拍摄在疫情中的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记录他们的艰苦和无奈,内心的屈辱和渴求的尊严,表现他们的坚韧与顽强,这些是戴高乐短片的重要主题。自俄国作家首创书写底层人物以来,中国现当代作家如老舍、张天翼、王朔、池莉、方方、刘震云等等都曾极力刻画出了众多小人物典型形象,揭示了小人物们这一弱势群体难以言说的艰难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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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拍


走进这一群底层人物的内心,去探寻他们心灵深处的隐秘,感受其心灵的疼痛,呼唤道德和人性的回归,使社会秩序回归到一种真正健康的本真状态,这也许就是医治他们心灵伤口的最佳良药,这是戴高乐拍摄这类短片的初衷,也体现了作者的艺术理想吧。戴高乐真切的爱他笔下的所有的人,与他们灵犀相通。他认为,这场必须赢得胜利的战役,全国人民没有人可以身在局外,都是其中一员,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的。撇开同情心里,理解、同情、帮助这些严酷疫情下的底层人民的心酸与苦愁,也是打赢这场战争的重要一环。

其次,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作为一种即时性的见证,疫情短片还具有记录历史、抵抗遗忘的功能。灾害文学的记忆功能,远优于冰冷的历史档案与枯燥的数据材料,保留着无比丰富的历史细节。试想我们经历了多少大灾大难,但留下来可供后人反思凭吊的东西有多少。因此,抗疫短片所记录下来的点点滴滴,那些防护服下坚定的眼神、隔离的小区、封闭的道路、悲壮的逆行、呼号的哭泣,无奈的独白,可以让我们重温苦难深重的灾难现场,时刻提醒并刺痛我们麻木的神经。

作家陈启文曾说过:“对于一场罕见的巨大的灾难,我们真的需要一种诚实的记录,我甚至希望,我写下的每一个汉字都能够成为灾难的铭文,甚至成为一部关于灾难的形象史。这是我无可逃避的责任。”

在戴高乐导演的短片中,不仅有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还有冷清沉寂的大街小巷,不仅有奋战一线的白衣战士,也有辛勤劳作的市井平民,这里面的每一位都是当今大时代下的小人物,他用短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亦如镜子一般,折射出生活百态,让普罗大众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戴高乐的短片让人想到针脚,这种绵密的针脚把琐碎庸常的生活缀连起来,作品讲了很多人的心事,大家都在找出口,把当下人们情感疲惫,精神迷茫的状态写得非常真实,细细读下去就发现像在读生活本身一样,这部作品真是以小博大,把看起来细小的东西写得非常好。他的功夫已经到了一个和生活能够拉得很近的状态,因为那人那事原本就在身边。

第三,影视文学就本质而言也是一种人学,是需要对艰难世界沉重跋涉的人生的幸福旨归予以关照的。这便不由让人想到米兰.昆德拉在其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首处的一段文字:

我们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巴门尼德于公元前六世纪正是提出了这一问题。他看到世界分成对立的两半:光明/黑暗,优雅/粗俗,温暖/寒冷,存在/非存在。他把其中一半称为积极的(光明、优雅、温暖、存在),另一半自然是消极的。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积极与消极的两级区分实在幼稚简单,至少有一点难以确定:哪一方是积极?沉重呢?还是轻松?巴门尼德回答:轻为积极,重为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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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镜头


在此,米兰.昆德拉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的理解,更倾向于选择“沉重”的一方。因为生活本身是难的,而过分的看似“轻松”的取向,似乎更容易使人生滑向轻浮、无依与不安的泥淖。这也似乎折射了文学本应承担的职责——负重与担当。

总体而言, 戴高乐的《走下去》、《一无是处的我 2020年 活着》两部作品中已然潜隐着这种文学的质素。应该说,两部作品都是具有很强现实突进意味的,这使其得以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洞察人性隐秘、书写生命痛楚、激发生存思考的旨归。它们都一定程度上拥有了“沉重”的潜质。

 

戴高乐导演也以青春的锐气和锋芒,触及并精准阐发了对于当下现实人生中生存境遇艰辛、茫然与幸福福祉执着探寻的使命意识。换言之,在他的短片中,已然能看到一种“负重前行”的责任担当。同时,让人惊喜的是,他的作品中还隐约闪现着捕捉影视作品在当下传媒时代,能凸显其优势的诗意“星光”,这使其作品在“沉重”秉性之外还兼具了某种“轻盈”飞翔的潜质。

正是这种对于人性中美好情愫和生命价值的追寻和探索,使得作品中这些活生生的形象初步具备了“善”“美”“爱”“痛”“思”等人性的光辉,从而让读者仿佛经历了一场虽略显稚嫩却真诚闪光的人性短旅,体验到一种超越俗世的高贵的精神飞升之艺术美。

走笔至此,想起两个神话形象,一个是负重滚石的西西弗斯,一个是飞升月亮的嫦娥。笔者以为,此二形象似乎应该成为当下影视创作的两个重要参考维度——双脚坚实地站在大地上,但摘取美丽星子的梦想永远不要凋谢。我们期待着,在“沉重”与“轻盈”之间,这些走心的短片能熠熠闪光,让新时代影视天空美丽耀眼,同时期待戴高乐导演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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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


卢发生简介:卢发生,资深媒体人,民俗文化学者,当过工人、美工、设计师、报社记者和期刊编辑,做过职业策划人、广告公司经理,曾任中华魂基金会会长助理、中国电影基金会企划、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法治中国》栏目运营总监等,在主流报纸上发表报告文学30多万字,有电视作品被推上中央电视台和省、市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