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快到了，请先品读一首晚唐诗人杜牧的《清明》。这首诗家喻户晓，连五岁左右的孩童也会吟诵：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从艺术上看，这首诗音节和谐圆满，朗朗上口，境界清新、生动、优美。我们既能体会到祭祀长辈的“断魂”哀伤，又仿佛看到春雨濛濛、芳草萋萋、杏花漫飞的美景，听到诗人与牧童的一问一答，还似乎听到悠扬的牧笛，同时感受到诗人在村头杏花丛中饮酒宴乐的情绪。这一首绝句把扫墓与踏青、悲哀与欢乐、死亡与新生完美融合了，成了一首清明节的代言诗，真是千古一绝！
从意蕴上看，这首诗至少带给我们关于中华孝道、理性、乐观和诗意等四个方面的思考。
先说说孝道。《孝经》说：“百善孝为先”。清明节是体现“孝道”的重要节日，上慈下孝是中华文化的底色。《论语·为政》记录了孔子弟子樊迟问怎样做才算是“孝”，孔子回答：“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的意思是对待长辈的“孝道”要终其一生，父母在世时的“孝养”比死后隆重的葬礼、慎重的祭奠更重要、更务实。
纵观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民族具有像中华民族一样的“孝道”文化，拉丁语系甚至没有“孝”这个词汇。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独创的民俗节日。前不久听说东亚某国要将我国的“端午节”占为己有并向联合国申遗，闹了一个国际笑话。现在我们也要防止“清明节”被他国抢注，建议国家将“清明节”申遗，还要将三天的假期再延长一两天。
次谈谈理性。中国人传统的理性以实用理性为主，其实就是一种务实精神。《礼记》中记载了两个关于丧礼的故事。一个是孔子的弟子子路，他为出嫁的姐姐服丧九个月，按照古礼早过了服丧期。孔子问道：“为何不除服呢？”子路说：“我的兄弟很少，因此不忍心就为姐姐除服啊！”孔子说：“先王制定了（一定期限的）丧礼，对君子而言就是教他如何适当控制自己的情感。”子路听完之后，便脱下丧服。
另一个故事是孔子的儿子孔鲤，他的庶母去世，一周年过后，他仍然在哭。孔子听见了，就问道：“是谁在哭呀？”他的弟子说：“是鲤在哭。”孔子发出不满的声音，说：“太过分了！”孔鲤听后，便不再哭泣。在这两个故事中，孔子分别批评了弟子、儿子沉浸在悲伤中太久，而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感，充分体现了以孔子（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务实态度和理性精神。
回到《清明》这首诗，你看大好春光，借祭祀共同的长辈，后辈们从不同的地方相聚一起扫墓，人们会哀伤，会断魂。但是，扫完墓，断过魂，直面了一次对死亡的追思，人们马上会从感性回归理性。大家憧憬未来，获得一次新生的力量，各奔东西走上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岗位。
再议议乐观。这首绝句体现了中华民族乐观豁达的精神面貌，即所谓的“乐感文化”。著名哲学家李泽厚提出基督教文化是“罪感文化”，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唯独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清明》一诗中“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体现了这种文化追求。西方的尼采提倡缥缈的“酒神精神”，以不可知的“神”为核心，这是超世间的精神追求；而中国人讲究现实的“酒文化”，以喝得到的“酒”为基础，这是在人间的酒的芬芳。对于中国人来说“酒文化”是快乐的源泉之一。
中国的“乐感文化”并不浮浅庸俗，往往在尘世中见高远，在平凡中显伟大，这种文化以“在世间又超世间”的情感为根源、为基础、为实在。正如李泽厚所说：
“生烦死畏,追求超越,此为宗教;
生烦死畏,不如无生，此是佛家;
生烦死畏，却顺事安宁，深情感慨,此乃儒学。”
在对待生死问题，中国人“顺事安宁，深情感慨”的态度体现了一种骨子里的乐观。中国人明白，死者已逝成追忆，生者还生须乐观。“乐感文化”“实用理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
最后品品诗意。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从《诗三百》到唐诗宋词元曲，一首首诗词歌赋宛如浩瀚天空中无数闪耀的星星，我们是生活在充满诗意的国度而不自知。就拿杜牧的《清明》来说，仲春时节，桃花、杏花、梨花次第开放，濛濛春雨，簇簇繁花，一片大好春色；也许祭奠之后天色放晴，更添姹紫嫣红、鸢飞戾天的美景，人们扫墓时阴霾的心情一扫而空。这时牧童的短笛响起悠扬的曲调，美酒佳肴的芳香沁人心脾。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正如孔子站在河岸上感叹时光和生命川流不息，面对长辈们的逝去，如果你感悟到生命的有限，时光的宝贵，也许你会更懂得珍惜当下的人生，激发你“向死而生”的勇气和力量，直面生命旅程中一切艰难困苦。
作者工作照
作者简介：沈洪斌，1968年生，武汉市汉阳区教育局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博士。曾出版《云端寻梦——武汉教师建设教育云风采录》，发表学术论文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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