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那么，乡村振兴的核心与关键是什么？能否抓住要点一举打开突破口？怎样创新经营体系适应变化了的产业格局？谁是乡村振兴的经营主体？用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才能凝心聚能，让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按照预期目标推进？能否创造无愧于历史的新时代的辉煌？！为此，《当代名流网》特别策划：从今天起，开辟《乡村振兴纵横谈》专栏，围绕乡村振兴这一话题，各位网友既可长篇大论争鸣，也可片言只语点评，发表真知灼见，我们期待“希望的田野百花齐放”。对卓有见地的文稿，将编辑《乡音锦言》文集出版发行。
本网近期将陆续推出陶武成先生关于“乡村振兴”的系列文章。陶武成先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产业改革与企业发展委员会特聘研究员，世纪之交曾主动请缨参与大别山扶贫攻坚，“解剖麻雀”，成为全国第一位具有大学和研究生学历的村官，第一位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长期以来致力于实践、探索“三农”发展与乡村振兴。他的系列文章，善采百家之长，敢开一家之言，阐述乡村振兴中的核心——“产业兴旺”必须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及其破解难题的思路与方式方法，可操作性强。当然，仅是一家之言，在此发表，以期引发“三农”专家、经济学家以及研究、关注“乡村振兴”的各界人士、热心网友积极参与讨论，为“乡村振兴”出高招，支实招，“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和美家园。”
这里要回答的是“谁来种养殖”的问题，即谁来承担农业的经营主体。
大多数农民“洗脚上岸”后，涌现出了一批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特指专业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经营者。这些经营主体运行的状况如何？存在哪些问题，需要怎样创新才能使“空壳村”振兴？
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时代的产物，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且现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当农民大规模“洗脚进城”后，土地大面积撂荒，支撑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萧条，是这些有经营头脑又有门道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将部分撂荒的土地或水域承揽下来，他们成为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为抵御市场风险，他们又用智慧与相互之间的信用，组织起专业合作社，拼成“驳船”壮大规模搏击市场风浪；一些企业家出于社会责任感，或为拓展企业新的发展领域，抑或为寻求企业转型升级，投身于农业产业，他们以公司（基地)+农户，或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模式，逐步建立起产加销的农业产业化链条。正是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遍布神州大地，才托举起泱泱大国转轨变型时期农业的塌陷。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实事求是的多维度分析、评价这些新型的农业主体，其中也有一些人是常被诟病的。我国多数“种养殖业大户”、“家庭农场”，只有规模与国外相似，而耕作管理，雇佣的仍然是普通的农民，除了机械播种与收割外，其他环节基本上是传统的农耕方式。市场运营方面，虽然有的统一了品牌营销，但运营层次不够高，影响力不大；近年来网上销售产品渐成趋势，但并非是互联网的思维，更没有形成网络的布局与运营。所谓的“农业合作社”，要么是若干承包经营责任田的农户简单组合，要么是“家庭农场”的数字叠加，真正合作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寥寥无几。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呢，有不少企业，确实带动一方的农业形成了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让当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农民也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然而，也有不少手眼通天的企业主，却打着“现代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招牌，上套国家的扶持资金，下圈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搞非农经营，即使有干农业的，要么雇佣当地农民种养殖一些投入不大的常规品种，要么就给当地政府“挖坑”，串掇政府与农民签下特色农产品订单后，根本不组织收购、加工、销售，只要国家资金套到手就“拜拜”跑路！
这些种养殖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合作社的创办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主，确实有不少人发了财，多数人轰轰烈烈一阵子，而后难以为继，偃旗息鼓；可发了财的这部分人，并没有创造比一家一户的责任田更高的单位面积效益，有的甚至连“吃大锅饭”时期的单位面积效益都不如，靠的是土地资源集聚的效益和国家补贴的收益以及新产品+化肥增产的结果，单位面积的农田非但没有增效，反而造成土壤板结、地力下降。由于农业的扶持政策向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大多数农户责任田产出与投入比不划算，比较效益不如外出务工，土地撂荒所占耕作面积的比重相当惊人。因此，这些所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虽然支撑着农业的“门面”，而农业增效、大多数农民增收则成为笑谈。
无需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颁发了25个一号文件，其中从2004年至2023年，连续颁发20个一号文件，推动解决三农问题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与国家的投入、与党中央和人民群众的期望目标相距遥远。于是党中央加大力度，党的十八大将三农提升到“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度。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三农”问题依然左冲右突，“乡村振兴”难以找到理想的突破口，这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党中央审时度势，在二十大报告中作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提出“五个振兴”的具体要求，“人才振兴”位列第二。
这里的“人才”，是个宽泛的概念，笔者认为，农业经营主体的振兴，才是“人才振兴”的首要问题！目前留守在农村的绝大多数是“386199部队”，靠妇女、儿童和老人来发展现代农业，那是天方夜谭；是否就让洗脚上岸的农民全部重新回归农田呢？显然也不可能。那么，未来乡村振兴的农业经营主体靠谁来担纲？
笔者以为，未来农业经营主体，应该由下列人员构成——
一是返乡能人。这部分人，从农村走出去，成功地实现了华丽转身，他们有家乡情结，有经济实力，有文化，有智慧，有经营管理能力，有市场开拓能力，他们要反哺家乡，要实现更高理想的人生价值。回到家乡，通过土地或养殖水面与其他设施的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的专业种植或养殖，发展农业成为他们的第二次创业。这部分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现代农业生力军、“领头雁”！
二是为求安居乐业的返乡农民工。主要是融入城市无望、返乡又不甘心、游走在二元社会边沿的农民工及其新生代的回归。只要农业不“瞎折腾”，经营自家责任田+捡拾一部分撂荒地，种养殖品种融入农业产业化，农资投入有贷款，农作技术环节有专业团队服务，产品不愁销路，收入相对而言不比打工差，农业补贴合理到位，他们的回归实属正常，不仅增添了乡村人间烟火气，也会让城乡社会都增加稳定因素。只要做好相应的培训，这部分返乡农民工和他们的新生代，才是未来乡村振兴扛大头的主力军。
三是寻求转型升级的中小微企业主。面对双循环格局形成的市场经济“大洗牌”，在激烈的竞争中，缺乏专精特新元素的中小微企业苦苦挣扎，不得不另辟蹊径谋出路。乡村振兴八大“？”倘若能拉直成“！”，他们转型投身乡村振兴，在广大农村诸多主导产业的全产业链中选择合适的某个环节，尤其创办现代农业服务公司，在专精特新上下功夫，较之回归的农民工，他们更有优势，在实施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中，或许可以大显身手。
四是志在农村有所作为的大学生、退役军人和城里创客。这类人，应该说是第一生产力的代表与体现，他们有文化、有志向、有创业冲动，如果选准行当，政府稍加引导与扶持，无论他们从事种养殖业，还是从事专业化的服务行业，都会做得风生水起。
五是确属志在农业的龙头企业。资本下乡，随着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融入县域经济的整体规划，龙头企业应适时调整投资方向，不要流转土地建所谓的“农业产业化基地 ”，而应将投资转向农产品的加工与销售上，侧重于精深加工与品牌营销，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这五类人群将是未来农村的新型农民，是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是乡村振兴的主力部队！
至于以体验农村生活为主、参与共享农场建设的城里人，他们耕作的土地面积微乎其微，不能算作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只能算作体验、享受农村生活的“两栖国民”。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陶武成，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产业改革与企业发展委员会特聘研究员。1956年出生于湖北仙桃农家。1977年，在湖北国有中洲农场工作，先后在办公室从事地方志《中洲农场志》编簒、在政治处负责宣传等方面工作。1997年，主动请缨参与大别山扶贫攻坚，湖北省委经严格考察后，选送到罗田县凤山镇晒谷石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次年，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代表履职期间，提交“取消农业税”、“改革县级领导选拔制度”、“重视城乡二元社会桥头堡——中心乡镇的建设”、“三农建设重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产业的七个问号必须拉直成感叹号”等议案，被多家主流媒体关注。2002年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湖北记者站站长。期间，与湖北电视台合作，撰写脚本并指导拍摄《三农困境突破口》三集电视专题片，获湖北省新闻一等奖。曾受聘兼任《美中晚报》国内主编。先后在国内外媒体发表长篇通讯、报告文学、新闻评论、杂文逾200万字。作品多次获奖，其中撰写的论文《传播优秀文化 促进世界和谐》及采编的报纸图文报道《天府风光惹人醉》，于2007年在成都市举办的第四届“世界华文媒体论坛”上双双获一等奖第一名。2007年，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开办的《名家讲坛》栏目连续三年主讲“三农问题”。善取百家之长，敢开一家之言。2013年至今，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聘为产业改革与企业发展委员会研究员，研究的主要方向：农业产业、健康产业、文旅产业。关于县域经济、重点小城镇建设、乡村振兴的创新思路，具有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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