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数江河为东西走向。当滚滚长江、滔滔黄河由西向东一泻千里时，一条开天辟地的人工运河却独辟蹊径，纵贯中国南北，这就是世界通航里程最长的京杭运河。
京杭运河在世界知名大运河中独占鳌头。它始建于春秋时期，北起北京，南至杭州，串起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及浙江六省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苏伊士运河1869年竣工，全长172.5公里，连接地中海和红海；巴拿马运河1914年竣工，全长81.3公里，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论开凿时间，京杭大运河要早许多年；看长度，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谈沟通水系，京杭大运河也是连通最多。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京杭运河历经沧桑。春秋末年，实力强盛的诸侯国为了在政治上加强控制，在军事上进行战争物资运输，大多开凿运河，后来又都演变为大运河关键河段。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挖邗沟，并修筑邗城，开通连接长江和淮河的运河，即后来的淮扬运河。魏国开凿的鸿沟，后变为东西大运河最重要河段通济渠，又称汴渠。此后，由短到长，由局部到整体，不断开凿整修，持续了千余年的时间，直至隋炀帝时期终于连成一线，而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又疏通修建，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
秦始皇在嘉兴境内开凿的一条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后江南运河走向。据《越绝书》记载，秦始皇从嘉兴“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西汉时期，重要运河逐渐具备了水源保障能力，通航条件已不同于天然河流。
从隋文帝开皇四年到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584—610年）的20余年间，隋代在前朝基础上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重修了江南运河，终于凿成和疏通了以隋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即今北京东，南达浙江余杭的大运河。对隋炀帝其人，可从多个角度评价，但这项工程确实为经济、社会、文化的空前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唐代运河基本上沿用了隋代大运河体系，只是作了局部变更和修改，所以后人有“隋朝开河，唐宋受益”之说。唐宋是大运河工程体系最终形成时期，尤以宋代成就最大。北宋建都汴梁，即今开封，由江淮至汴京的漕运量每年高达800万石。那时，淮扬运河与汴河间水路是通过淮河连接的，三河之间存在水位差，船只转运常受淮河干扰。为避风险，北宋沿淮河右岸，不断开辟运河，经淮阴、洪泽，向龟山延伸，历时百年，称龟山运河。接着在龟山镇过淮河，由泗州城入汴河。而与淮河相交的两个河口有闸控制，以便两河水位平顺衔接。龟山运河的开凿，标志着人工水路与天然河道的界限逐渐分明。
宋代还在淮扬和江南运河上创造了具有综合工程效益的复闸。复闸由闸门、引水和退水渠、澳（蓄水陂塘）组成，通过航道上多级闸门与引（退）水的操作，调节船闸水位，省去拖船过埭（拦水土坝）的费用和劳力，解决船只通行困难，其工作原理与现代船闸相同。这比建于17世纪，设施几乎完全相同的意大利米兰船闸早了好几百年。
元代定都北京后，开始营建江南产粮区至北京的漕运水道。13世纪末，兴建通惠河、会通河，将隋唐永济渠北段白河（今称北运河）、卫河（今称南运河），淮扬、江南运河连接起来，形成以北京和杭州为终端的南北水运通道。明清时期，运河泛指人工水路，但以漕运为主的官营河段则统称漕河。
通惠河开通后，曾面临两个新问题：一是水源，二是北京至通州间地形高差所带来的逆流运行。元代科学家郭守敬的设计都基本予以解决。通惠河水源来自北京昌平白浮泉、西山泉水，水源工程包括引泉、蓄水、供水三部分，造就了北京人工河湖水系，颐和园昆明湖、什刹海、北海、中南海及联系诸海的长河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元代时，通惠河全程置闸，船只可逆流而上，由东便门入城，直抵积水潭。明代时，漕船不再进京，但货运和客运持续到19世纪初。今天，通惠河主要承担市政排水功能，水源工程大部分仍在运用。
大运河开凿与贯通，极大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使这一区域成为繁荣昌盛的新经济带。而商品经济的繁荣，更直接推动一些运河城市的发展。现在，从北京南下，天津、沧州、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以及浙东运河沿岸的绍兴，直至宁波，这是一串镶嵌在运河上的明珠，耀眼夺目。
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北煤南运，减轻津浦铁路压力，国家多集中力量整治京杭运河。目前，京杭运河404千米苏北河段，即从徐州蔺家坝至扬州六圩口，已全部建成国家二级航道，2000吨级船舶可昼夜双向通行，从徐州通达长江，成为中国内河航道中仅次于长江的等级最高、渠化程度最好、船闸设施最为完善的河流。从镇江到杭州的208千米苏南段运河，达到四级航道标准，有的达到三级。京杭运河为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京杭运河历为水运要道，尽管现在受公路、铁路及航空等交通方式影响，但其部分河道仍在使用，山东以南段还是我国最重要的水运主通道之一。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内河航运的发展，京杭运河是国家高等级航道布局规划“两横一纵两网”中的一纵，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建设中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基本沿大运河逐级提水北送，长江之水将使古运河再度焕发活力。
京杭运河既是古代中国物质文明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长江流域的文明和文化形态散播到海河、黄河、淮河和钱塘江流域，五大流域的区域文化因它而相互影响，充分融合，运河成为传承中华文明和繁荣中华文化的桥梁和推手。
“千载御河蕴真趣，百代古镇绽丹青”。京杭运河畔的杨柳青镇，就得益于运河的滋润。繁忙的运河不仅成就了杨柳青镇的经济繁荣，还成就其独树一帜的文化。当年的杨柳青镇，民歌、小说、戏曲等文艺创作方兴未艾，剧院、说书场人头攒动，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
杨柳青年画是杨柳青古镇的文化名片。运河的畅通，使南方长于雕刻的民间年画艺人和精致的笔墨纸张、水彩原料源源不断地到了杨柳青，这为杨柳青年画注入了新的活力，使这里的绘画艺术得到新的发展。当这些年画通过运河运到各地时，杨柳青镇也就扬名海内外了。
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明代著名小说家吴承恩第一次乘船赴京，停泊杨柳青镇时，写下了一首《泊杨柳青》：村旗夸酒莲花白，津鼓开帆杨柳青。壮岁惊心频客路，故乡回首几长亭。春深水暖嘉鱼味，海近风多健鹤翎。谁向高楼横玉笛，落梅愁觉醉中听。诗中描绘了运河张帆的船舶，沿河的民居，傍水的酒肆，鲜活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
京杭运河孕育的文化多姿多彩。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两幅反映京杭运河的古画。一幅是北宋徽宗年间，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它以都城汴梁的汴河（隋代通济渠河段）为背景，通过千姿百态，各不相同的近千个人物和疏密有致的沿河街巷建筑景致，描绘了运河的繁忙，京城的繁华。此图在国内外声名远播，影响深远。
几百年后的清乾隆年间，江南画家江萱，也以时称潞河的北运河（京杭运河天津段）繁忙的漕运为背景，创作了一幅描绘运河漕运、商贸及民俗盛况的艺术杰作《潞河督运图》。这一绢本着色的巨幅画卷，比《清明上河图》还长1.5米。绘有官船、商船、货船、渔船等各类船只共64条，各种人物共计820人，河道两岸有码头、衙署、民宅、粮仓等各种建筑。河道上的各种船只有的扬帆离岸，有的落帆停泊码头。拉纤的、卸货的、推小车的，清晰可辨。岸上的通州城内，店铺、银号、酒肆林立，琳琅满目，生动具体，极富生活气息，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及官民服饰、民生百态、社会风俗习惯的真实写生。
唐宋至元明王朝期间，大运河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是海上丝绸之路向大陆的延伸。唐代，日本的遣唐使、高僧等都是沿运河到唐都长安。唐时日本高僧圆仁，北宋神宗年间日本僧人成寻，曾沿大运河旅行，留下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参天台五台山记》等珍贵文献，对唐、宋运河有完整、详细的记录。元代马可.波罗曾在运河城市扬州、杭州等地生活与任官。明代朝鲜使者崔溥在《漂海录》中亦有在京杭运河上旅行的记载。
在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京杭运河经历了舳舻蔽水的历史岁月，催生了两岸鳞次栉比的名城古镇，留下了纤夫漕役的声声号子，见证了枕水而居的百姓生活和芸芸众生的世井百态。普通劳动人民在与运河打交道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与水运生产相关的艺术。如形形色色或粗犷简朴，或雄劲苍凉的船工号子、纤夫号子、河工号子等。
京杭运河沿线城市还遗留下大量类型多样的城址、衙署、驿站、钞关、仓库、寺庙、商铺、桥梁等和地下古墓、沉船、关闸、石坝等丰富文化遗存，其时间、空间跨度之大，文物古迹遗存之多，世所罕见。运河畔的古城苏州，就是一座河道纵横的水城，至今仍然保留着“河街相邻、水陆并行”的双棋盘格局和“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
千年流韵，万古流芳。大运河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乃是中国悠久历史文明的最好见证。它不仅是中国的财富，也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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