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犁、耙、耖、辊、车等，是古往今来乡村最主要的劳动工具。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当前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器物正逐惭逝去。作家周镇明观察之细微，并赋予这些器物人性化，用点点滴滴的琐事将这些器物串将起来，便有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昔日乡村风景画，愈品愈让人留连不已。本网特予以连载，以飨读者。
我常常梦见钉钯吃土的声音：卟——！沉闷而尖锐的，颇像剌刀剌进人体时发出的声响。我能感觉到土地的疼痛，四根铁齿粗暴的入侵使它一块微小的皮肤起了痉挛。这痉挛像电流一样传到我身上，使我在异乡的深夜里睁开眼睛，看着梦像轻烟一样中散开，然后化为虚无。
我想念家中的那把钉钯了。
此刻它应该躺在老屋的某个晦暗的角落里，在蜘蛛编织的尘网中寞落地回忆往事。有光从破瓦的缝隙间漏进来，像一缎白色的绸练落在那把桑木把上，像是上天在给这柄钉钯带孝。
用它的第一个主人去世了，那是我祖父。
用它的第二个主人也去世了，那是我父亲。
当这柄钉钯传到第三个主人的时候，它就不可避免地走上末路了。
这个不称职的主人便是我。
关于这柄钉钯和祖父的故事，父亲常跟我说起。
其实我的祖籍，并不是我现在笔下所写的周庄，而是相隔三十里外的荷花池。
荷花池的周姓人家也不多，总共也才四五户，散插在刘姓人家里面。由于族小人少，故常被人欺负，然祖父也没其他可遁的地方，只好忍气吞声地活着。未料1954年长江发大洪水，把我们一家从荷花池赶了出来。
祖父一生对那场洪水心存余悸。“那水有一屋脊高呢！”他无数次跟我们讲起当年的逃难经历，
那天祖父还在田里忙碌，村里突然想起“铛铛”的铜锣声，生产队长没命地狂喊道：“分洪啦——，快跑呀——！”“分洪啦——，快跑呀——！”祖父听得 ，疾风也似卷回家，匆匆抢出要紧的家当，然后顺手拿了一柄钉钯，便和我祖母以及我父亲还有两个姑姑慌跄跄地爬进家中的那条木船，顺着内荆河随波逐浪，一家人的性命就在水面上颠簸，随时有灭顶之灾。当一家人流至鸡鸣闸时，一个浪头打来，险些翻船，坐在船头的祖母手疾眼快，一钉钯搭在岸边的一棵柳树上，这才化险为夷。
祖父再也不敢在河里行船，只好把行李搬上岸来，用一根桑木扁担挑了走。挑不尽的，便让我祖母他们分别背着，一家人大包小包的极是凄惶。这时一个瘦高的中年男子迎面走来，见是一家陌生的难民，便驻足问起缘由，一说开来竟还是同堂的本家，不禁起了恻隐之心，于是便把我祖父他们领到他家安顿了下来。
接下来的几日，他马不停蹄找周姓的族长和生产队的队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我们一家的户口迁移安顿在周家湾了。
而这个人，正是我前文写到过的蔑匠伯——周玉寿伯父！
又好不容易分了宅基地，但做房是个大问题。从荷花池逃难出来，几乎是白手上岸，上无片瓦，下无块砖，哪来得材料做房子？然乡下人总是古道热肠的，东家几捆草，西家几根枝，七七八八凑了一些东西后，又合力搭了一个茅棚，于是在周庄有了我的第一个家。
那个茅棚于我没有一点印象。但祖父和父亲不止一次地跟我讲起有茅棚的故事，每当讲到逃难的经历，他们都眼噙热泪，说有一人一物我们做子孙的绝不能忘记：人是玉寿伯，而物，则是那柄钉钯——要不是当时得它搭在一棵树上，我们一家人已葬身鱼腹——就更没有我此时在电脑前敲下这些文字。
是钉钯救了我们的人，是玉寿伯给了我们一个家。
这把救命的钉钯被祖父精心呵护着：那根桑树把被涂了一层又一层桐油，黄润润地放着迷人而朴实的光泽。就是那四根耙齿，也被祖父擦得精光锃亮，无有一丝锈迹。
在搞大集体的时候，父亲是生产队数一数二的庄稼把式，庄稼的十八般武艺，无一不精，无一不晓，加之又极肯吃苦，所以深得生产队长亮叔的器重，要是生产上有什么难啃的骨头儿，他总是交给我父亲去完成，所以父亲每年都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记得那时的奖品，就是一张奖状和几条毛巾或枕套，最多的时候好像还奖过一张床单。
有一年，生产队有一个任务，要把大队农科所（知识青年下放时住的宿舍）后面的一片大荒地开垦出来，那荒地怕是有百十来亩，荆棘密布，杂草丛生，大队书记早就打上了他的主意，于是便在全大队挑了二十个精壮劳力，组成垦荒队，父亲便是队员之一。
为了赶时间，垦荒队吃住都在农科所。所用的工具，主要就是镰刀、锹、镢头和钉钯。他们用镰刀砍去杂草，用锹斩断蔓藤，用镢头和钉钯刨出荆棘，披星戴月地苦干。渴了，喝一碗凉水。饿了，啃一个红苕。真要到收工的时候，总有人建议 “再突击一块地”，往往一鼓劲，就干到月上柳梢头。愣是凭着这一股拚命劲，不到一个月时间，这百十亩荒地就变成了一片良田！
自到广东打工后，我每次回老家都要到农科所那片田野上去走一走。这时我脑子里就不由想一句话：“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百感交集中，常常止不住潸然泪下！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祖父患脑溢血去世。临终前，他郑重其事地把那把救命的钉钯交给了父亲。
我不知这柄钉钯在祖父手里翻了多少地，敲碎了多少土疙瘩，筑起了多少田垄，我只知道它传到父亲手上时，四根铁耙齿都磨短了一截，那把桑树把摸得油光水滑，握在手里能感觉出淡淡的体温！
父亲舍不得用这柄钉钯，他太知道这柄钉钯对于这个家庭的意义了，便把它珍藏了起来，又从铁匠铺里另打了一把。
1983年分单干的时候，我家分了一块只很小很小的白田，大概不到两分地，又窄又弯，牛根本无法耕。这时父亲便请出了那把老钉钯，去开垦这块土地。
那是一个春日的早晨，父亲扛起钉钯，牵起牛走进晨雾里，而我则跨坐在牛背上，看着雾像米汤一样在身边淌过，我不时张开手，想抓她带回去装进我那个透明的瓶子里，然后喝下去，看她是不是真有米汤的味道。——但是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喝到由雾做成的米汤。
父亲到田里后，便把牛绳交给了我，让我在附近放牛。而他自己则脱了外衣，又朝手掌心吐了几口唾沫，紧了紧手，接着双手抡起钉钯，举得高高地，然后重重地砸下去，但听“卟——”的一声响，沉闷而尖锐的，四根耙齿尽根没进土壤里，父亲顺势把钉钯把往上一撬，一块土坯被翻撬出来，它是那么新鲜，像刚出笼的包子，散发着淡淡的热气。
父亲挥臂垦田的动作是那么有节奏，而钉钯吃土的声音又是那么有韵律。我觉得这是天底下最美妙的舞蹈和音乐。江汉平原肥沃的的土地是父亲华美的舞台，飞舞的钉钯则是父亲拿手的乐器。作为土地的歌舞者，父亲在这个舞台上永不知疲倦的歌唱着、舞蹈着。
把地翻过来后，父亲又用钉钯背去敲碎泥坯。此时的钉钯像一双温暖的手掌，无声地熨平土地的心事和绉纹，使她胸膛中的心跳发出亲切的回响。父亲的动作变得如河流般平和缓慢、均匀娴熟却又超然物外。他要把细碎平整的土地留给金色的种子，留给绿色的庄稼。此时我仿佛听到了雨的声音、雪的声音、风的声音……，看到了圆润饱满的的玉米在蓝天白云下吟诗，涨红了脸的高粱在纯净的秋空中燃烧，鼓胀婆娑地的大豆在风中欢唱……
对于父亲为什么要用这把祖传的钉钯开垦这块荒地？多年后我才慢慢悟出其中蕴藏的含义：继往开来！
作为农民的父亲，他也许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词，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完全诠释了他全部的心思。
父亲的这个心思令我沉重，它寄托了太多的回忆、希望与憧憬。
在很大程度上，我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农民，我的心思不是如何去种好庄稼，而是如何去搞好写作，因此我的种田技术常常沦为周庄的笑话。在周庄里人看来，一个戴着眼镜耕田使牛的人根本不配做农民，戴眼镜种地？那简直是对种田这个行当的侮辱！
我也偶尔使用那把祖传的钉钯，大多是在翻菜园的时候。每当握起它，我就满心的羞愧。我觉得愧对先人。于是我常常问自己：一双拿钉钯的手真正能够拿笔吗？
我陷入了深深的徘徊和苦闷中。我依恋土地，但我厌烦那无休止而繁重的劳作，并且这无体止而繁重的劳作换来的收入是那么地微薄，仅仅能够活命。村里也有太多的人弃田去外面打工了，留下的尽是老幼妇嬬。——是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像逃瘟疫一样逃避着土地。
但我暂时还不愿意逃离。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说是更多的无奈。——我曾在1994年在东莞有过一段短暂的打工经历，那种尔虞我诈的生活令我极其厌倦甚至心生恐惧。如果说种地只是体力的劳累，那么打工则是身心俱疲的煎熬。与世无争的性格使我更喜欢乡村生活。于是自1992年从部队复员后（除了1994年有过三个月的短暂打工外），我在土地上一直坚守到2002年，整整十年时间。如果从我9岁开始参加劳动起，那么我的劳动史足足有三十年！在我的左手大拇指上，至今还留有一道伤疤，那是我十岁割谷时镰子留下的，当时留了很多血，但只是用布片草草包扎了一下又继续割谷。
我第一次使用钉钯是在我读初一的时候，跟着母亲一起去挖红苕。
那块红苕地就是当年父亲他们二十个人开垦出来的某一块。1983年分单干后，我家也分到了一亩四分地。那地名仍叫“农科所”，但知青住的那排宿舍早已烟消云散，只是地上还时时翻出一些残砖断瓦，悄悄掩藏着历史的陈迹。
我一边用钉钯挖苕，一边怀念那消失的农科所，因为那些知青里面有我的小学老师。我记不清他们是什么时候返城的，我只知道，有他们在时，我所读的光荣小学达到了顶峰，鼎盛时期时竟有七八百名学生——你要知道，这可是20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
这一切都令我留恋。
但一把五六斤重的大钉钯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来说还是过于笨重。我学着父亲把钉钯高高举过头顶，然后重重砸下去，然只不过六七个回合，我的双臂就酸软了，再也提不起来。
我忽然对父亲充满了无限的崇拜。
父亲只是个中等个，甚至有些瘦弱，但他用钉钯翻地一翻就是个把小时不抬头歇气。他那不算高大的身躯哪来得这样源源不断的力气？
那天我的双手被打起了血泡，只得放弃了用钉钯而去捡红苕，我手掌的血不时沾在泥巴上，但也不是那么疼痛。母亲走过来，捡起一小块干泥，捏成粉末，撒到我磨穿的血泡上。说也怪，血一会儿就止了。原来泥粉也是药！
从那天起，我就对农具有了一种敬畏。农民常说自己是“土里刨食”，这个刨字指的就是钉钯。
我结婚后，父亲把那把祖传的钉钯传给了我。我知道他是有些担心甚至不情愿。知子莫若父，他知道自己的小儿子的心思不是放在种田上，但相比我的两个哥哥，我更懂这把钉钯对整个大家庭的份量，这才是他最后选择传给我的原因。
不出父亲所料，我最终还是逃离了所有的农具，还有脚下那片我又爱又恨的土地。2004年春节刚过，我就像难民一样到广东来打工了。
我的身体虽然离开了故土，但我的灵魂依然飘荡在那个叫周庄的上空。在无数次梦里，周庄的一草一木都像放电影一样不断在我脑里重复地播放。
父亲是 2005年农历9月29日去世的。那年我在深圳西乡一家音响厂打工，接到这个噩耗时是深夜二两点多钟，当时我的人整个都蒙了，半晌才回过神，心里堵得痛，却哭不出来。我不相信一向硬朗的父亲突然间就这么走了。站在异乡空荡荡的房间里，我怀疑是在梦中。但窗外工厂辉煌的灯火告诉我这是真实的人间。我连夜孑身一人赶回家。在火车上，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汹涌出来，蒙在卧铺的被子里咽泣，心口上就像有一把钉钯在狠狠地刨剜，失怙的惨痛令我痛不欲生。
把丧事处理完后，我清理父亲的遗物，包括他生前用过的农具，在老屋的墙壁上，我发现了那把祖传的钉钯，它孤零零地挂在那里，像岁月留下的一道剥痕。
家族的往事像秋天的落叶在脑里翻飞，我的泪又止不住淌下来。
在墙的另一角，我发现了另外一把小钉钯。
站在一旁的母亲说，这是你小时候拾粪用的。
母亲的话像一柄鱼钩，一连串的儿事在记忆的湖里被钓起。
在荆南农村，钉钯分大小两种。大的即我父亲常用来开荒的那种，宽高皆近一尺，小钉钯则只有大人巴掌般大小，甚是轻巧，是专门用来拾粪的。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商品肥还没有普及，庄稼大多施的是农家肥。而猪粪，则是农家肥的大当家。
为了拾更多的猪粪，我们这些小孩们不得不常常去拾别人家的粪。拾粪的工具，就是一把钉钯，一个篾筐：这篾筐成“匚 ”形，上面绑一根三杈形的树枝做架子，走路时，用钉钯把一头挑着，待看到哪家的灰坑（荆南农户用来倒生活垃圾的场地）有猪粪，便放下粪筐，匆匆扒进来，有点像做贼的感觉。
我拾猪粪大体是在读中学以前（年纪稍大便不好意思了），只要是有空的晴天，就要出去拾一趟。
我拾粪的筐是父亲定做的，因为个子太小，所以他选了一个较短的树杈做粪筐架子，以便我走路时不至于磕绊在地上。
那时一户农家一般只养一两头猪，鲜有养三头以上的。那猪不是圈养，更不是散养，而是手牵的：把两只猪耳朵各钻一个洞，用两根布条绳穿过打一个结，然后再系一根约一米多长的麻绳作为猪牵绳，猪要拉屎尿时，便牵出去拴在灰坑里（灰坑里钉有一个木桩或在旁边的树上系有一个钩子），让其拉在里面。有主人未及时把猪粪拾起泡在粪池里的，这便给了那些拾粪人的机会。
在十岁前，我常常挑着一个粪筐穿行在周庄各家各户的灰坑之间，一双眼睛一边在灰坑里搜索，一边警惕朝巷子里张望——怕里面突然窜出一条凶猛的狗来。
说实话，拾粪我不怕脏，也不怕臭，就怕狗咬。
在我九岁那年，就曾经被我们队里周和发家里的大黄狗咬过。
那天我在和发哥的灰坑里拾粪——他大概有好几天没拾过粪了，灰坑里怕是有半框粪之多——，我暗想这次真是发财了，喜之不尽地用钉钯将猪粪扒进筐里。正扒得起劲，忽然感觉右腿一疼，回头看时，只见一条大黄狗不声不响咬着我的裤腿往后拖。我浑身一炸，汗都出来了，情急生智，抡起钉钯狠狠朝它脊背上砸去，未料手慌，钉钯竟砸在狗的后臀上，那狗吃了痛，“呜呜”地吠着落荒而逃。我搂起裤腿，发现右小腿肚上有一个完整的狗嘴印，有血丝丝地从伤口里渗出来。不得已，我只好挑起粪筐一拐一拐地回去。
父亲见我被狗咬伤了，忙用温水化了盐清洗，然后又送到大队医务室去打针。记得当时好像没狂犬疫苗什么的，只打了两三天消炎针便完事了——至今也没见什么异常。
打针时和发哥来看过我，代表他家的狗向我道歉。但我恨死那条黄毛狗了。有一次，我约了四五个小伴，抄着钉钯和棒子把它痛打了一顿，以后这条狗一看见我就夹着尾巴躲得远远的，吠也不敢吠一声。
这件事让我整整得意了一个少年时期，不停在伙伴们面前炫耀。后来传到和发哥耳朵里，他也没说什么。只是有一回在路上碰到我了，笑嘻嘻地说：“你胆子倒不小呢！”我一点不也不服气，大声说：“谁叫它咬我？！”
次年春天菜花盛开时，这条黄狗像发了疯似的乱咬人，和发哥没法，只得把它打死了。而敲破这条黄狗脑袋的，正是和发哥家里的那把四齿大钉钯。
钉钯能帮庄稼人土里刨食，有时也能当武器除恶。
其实每件农具都是武器，但我祈愿农具永远只是农具，永远不要变成武器。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楚云，本名周镇明，湖北人。曾在兰州军区某部服役，退伍后，在家乡任民办教师多年，后羁旅岭南，从事媒体等工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土地》、长篇乡土散文《失落的周庄》、长篇人物传记《一代象棋宗师杨官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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