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南洋寻根》是作者早些年考察南洋时的所见所闻，这部五十多万字的游记散文立足于南洋，站在幽深历史文化的角度，对千百年来中华先祖在南洋的血根和历史文化在南洋的播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将即行消失的非常宝贵的中华根脉文化，点点滴滴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读之，让人回溯，让人审视，让人深思，让人于九庙恫哭之外而砥砺奋起……
（5）
这里的确是一个多元化的小社会！
刚刚在双峰塔的周遭，感受到的，还是一股极强的穆斯林精神流和物质流，而走出塔来，我们一下子融入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氛围之中。与该塔紧紧相连的一条路的两旁，前半条街是近几年崛起的现代高楼大厦，它们几乎全与商业金融有关，如大众银行、华侨商厦、金融中心等。
而后半条街尽是一些独立的小洋楼，这些房子经过主人的精心设计和修饰，变成了一栋栋极富特色的艺术欣赏品，尽管这其间文化杂糅，但细观那檐、那墙、那门、那窗，几乎是处处无不闪烁着华夏文明的光华。
在那小楼的间或，也有售卖花朵的花店、小型展览厅、婚纱店、书画店以及会所等等，它们虽自成一格，可是，那品种、那布局、那氛围、那神彩，虽在大马，却与中华内地如出一辙。原来，这是一条以华人为主，并用中国人名而命的街，它就处在双峰塔和安邦路，以及金三角相交的旺区，其名叫叶观盛路。
“叶观盛？” 好一个传统的名字！大家不竟齐齐射出了探询的目光。杨导见状，连忙解释道：“叶观盛，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我们大马的华人，可是老少皆知啦，他是我们华人在大马雪兰莪州最后一任甲必丹（俗称“甲大” 或“老太”，系华侨领袖，由当地政府委任），也是160多年前大马吉隆坡市开埠的华人先贤。
这位来自中国赤溪，18岁被水客卖猪仔押到马来做苦力的华人，是他，发达后，于1881年设立了河口最早的“同善医院”，使大量染病的汉巫病员，得到救助；是他，在1889年建立起了河口拥有7000人规模最大的锡矿；是他，投资开设了大型砖瓦窑，大兴土木，将河口的亚搭屋，成片改造成为砖瓦房的。由于他深得人心，中国清朝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专门接见并亲赐牌匾，在他逝世后，当地的汉巫还专门为他建庙祭祀，至今香火不绝。”
“刚才听你说，在吉隆坡市，有多达77条以华人名所命的街，我想，这可能是南洋各城最多的吧。”我情不自禁地接话道。
杨导闻言，略加思索后道：“南洋最多？可能吧，我没作过这方面的统计，但在吉隆坡，我却十分确切地算过，这七十多条街，它们中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就密集在河口的周边，像邱秀、刘壬光、叶亚来、叶致英、盛利明等路，一条路，就有一段华人创业的幽梦和血泪孕育文明的故事。”
啊，河口，双峰塔，这文明能量的积累和冲动，我们真没有想到，它竟是建筑在华人创业基石之上的，不是吗？没有华人精英的文明孕育，河口至今很可能还是蛮荒一片呢！岁月迭加的基石，是一个文明的沉重，不信，我们就以近代河口街名华人精英光芒的闪动为例，来寻回那个时代遥远的梦境。
（6）
百四十年前，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战乱频仍，饥荒遍地，瘟役横行，民不聊生，一批又一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百姓，为了活命，只好离家远走，希望到远在南洋的地方，寻得一条生路。
他们的绝大部份，就是中国南方福建和广东的流民。在那交通不发达的年代里，这群流民越洋过海，靠的是简陋的帆船。作为被贩运的“猪仔”，这些中国人生命有如朝露，被卖到南洋后，来到茂密的热带雨林，居住的，是最简陋的茅屋；干着的，是开垦荒地、种植甘密胡椒和开采锡矿的繁重劳役；收入的，是被用作抵扣赎身的稀汤，他们的命运，十分地凄凉。
当年南来的华人，几乎全是单身汉，他们在非人的估俚间煎熬，劳碌终身，大部份辛酸一生，最终默默而终，只有少数的华人，在文明与野蛮的冲撞中，获得了成功，他们的名字，被有幸作为街名，留了下来，成为了吉隆坡文明奠基的见证。
这的确是大马很为奇特的一个河口，两条大河，一路奔涌而来，它们为交汇之地，不仅孕育出了一片苍茫的榛莽，丰富的锡矿，而且，还吸引来了一个飘海而来的民族，它的名字叫华夏，忍辱负重，勤劳勇敢，这样的一个民族，开始为河口，注入未来城市文明的因子。
吉隆坡第一任甲必丹邱秀先贤，发现了河口丰富的锡矿，开始为这个交汇口点亮文明的闪光，给后世的南洋华人，留下了一个城市的创业基地：邱秀路。
——那是1857年，芦骨商人邱秀，跋山涉水，来到了马来巴生河和鹅唛河交汇满布泥泞的河口，他和合作华人叶四，认定这片满布洪荒之野，蕴藏有丰富的锡米，于是，在地近河汊的滥芭，搭起了几间极为原始的亚答屋，喊出了“泥泞河口”——吉隆坡，这样的一个地名，并成效卓著地开采出了大批优质锡米，使该地迅速而成为了颇具规模的矿区。
吉隆坡第二任甲必丹刘壬光先贤，勇敢地参入芙蓉之战，保卫了矿区，为这个交汇口带来文明的勃兴，留下了一个城市繁荣的矿业综合大区：刘壬光路。
——那是1860年8月，惠阳人刘壬光，参入了保卫华人社团利益的芙蓉战斗，在撤退芦骨的途中，他一度身负重伤。随后，一俟伤痛好转，他就全面推动了河口的商业和暗邦区矿业的发展，并运用其高超的外交口才，不惧生命的危险，由河道坐舢舨顺流到巴生，勇敢地调解了巫人拉惹玛蒂与巴生统治者拉惹亚都拉发生的争端，使该地区开创出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吉隆坡第三任甲必丹叶亚来先贤，作为矿区的总负责人，河口华人的首领，庞大华人军队的总指挥，挥师参与了马来发生长达4年争夺锡矿利益的内战，他纵横捭阖，三战三克吉隆坡，并以超人的魄力，为这个交汇口建起了一个城市的雏形：叶亚来、安邦、罗耶、茨厂等几十条路网。
——那是1860年，惠州府淡水镇人叶亚来来到马来的芙蓉，担任了华人军队的副总巡。在当年内战时，叶在退回芦骨的途中，不幸大腿中弹，当场昏死过去，后来，在盟友拉惹珠玛迪抢救下，才逐步脱离了危险。不久，他接替了华人军队总巡和甲必丹的位子，与巴生港统治者东姑古丁结为军事同盟，与宿敌张昌和拉查马迪的军事集团，展开了激战。战争中，吉隆坡曾两度易手，三度被焚，几变废墟，但他却以惊人的毅力，三次重建吉隆坡，使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首府打下了基础，他自己也被当地人尊称为“吉隆坡王”。
（7）
至于还有几任吉隆坡的甲必丹，如惠州新安人叶志英，非常善于跟英国人折冲尊俎，他利用外交，为华人矿家争取到了大量的利益，并在雪州创办了最早的华人业缘性组织“锡业公所”，在河口重建了一大批的中国古典建筑，留下了一条独具华人色彩，古风幽幽的“叶志英路”。
还有为华族利益而壮烈战死的早期华人领袖(甲必丹)盛明利，不仅在河口留下了一条颇具传奇色彩的“盛明利路”，和香火鼎盛的“芙蓉亚沙四师爷千古庙”，而且还留下了不少有关他神奇传说的手抄本古书，书里记述如斯：
“诞生于道光三年癸未岁农历十月初十日午时的盛明利，出腹时，附近乡邻，见屋中祥光四射，彩色迥绕，轻风吹拂，香馥满室。
“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初七午时，年卅九岁的盛明利，在战斗中被刺杀时，突现白血灵花溅身，即刻发显祥光，回绕尸体，凶手见之皆远走。
“其死后，一时托梦叶亚来，未来多年将有祸乱，众匪将蹂躏地方，抢家劫舍，後来，果然梦话成真。继之，在叶亚来等人号召下，成立武装部队对抗匪徒，远征加影，沿途沙登、沙叻、新街埸因受到邪术降头阻碍，足征一年都不顺利之际，叶亚来想着盛明利托梦之言，便与众商量，于是，于癸亥三月十五日，叶亚来回到亚沙，迎盛明利香火背行，向前迎战，用黑狗血为破阵之法，百战百胜，敌人始为归伏。
“同治三年甲子九月廿六日，叶亚来亲到亚沙，迎盛明利香火到吉隆坡新建庙堂，供百姓诚心视奉。而盛明利亦以乩童指示：不久，盛明利四师爷护童温礼，择选芙蓉亚沙为千古庙。
“以后，光绪廿四年戊戌岁，一名叫杨旅者居住于拉坑，种菜园为生，种有长豆，苗茂叶盛，长豆累累。一天下午六时，其子在门外看见有一位老伯偷采长豆，便叫其父出后望，不见有人。杨旅想：此莫不为孩子谎言？第二日晨，其子又见该老伯，唤父杨旅出，又不见该人，杨旅心疑惑，莫非偷采长豆之人匿藏于丛林中，於是便砍伐丛林。未有三十尺，帘刀砍中一块石碑，石碑半卧半立，视之字迹鲜明，赫然是盛明利墓碑，杨旅认为老伯乃四师爷化身，便与丘有二人到亚沙庙堂，说明来意，相告事实，即时便与庄美、戴康等将四师爷石牌移来亚沙庙中。”
百四十年的历史，在古老的河口，沉积下的，是渗入榛莽锡矿的血泪；遗存的街名，它飘逝而去的，是一个个华族精英创业打拼的幽梦，它在冥冥中告诉我们，这——就是河口文明传播和创造的象征意义！
（8）
从古老的沉思中，我们一行又回到现实，因为，大马吉隆坡十分著名的独立广场，已经到了。
独立广场
这是一个让华人内心绞痛的广场。在那宽阔的场地两旁，一边是欧式风格的草坪和荷兰式的建筑，另一边就是“古老”的阿杜勒萨马德建筑。其清真风格的外墙，非常地坚实，坚实得成为一种意念的象征。红砖，也不是完全的红色，它是白色和浅红的混杂。棕色的铜顶，圆拱型，顶端竖着130米高的钟塔，给人显示出现场的沉重。广场南边的邮政大厦，全白色，有伊斯兰的镂空装饰墙面，如一枝白荷纯美而跳出，这一切，都簇拥着广场，成为遥相呼应的精神衬托。
而广场正中，则是竖立着高达100米的旗杆，只见马来西亚的月亮图案国旗，在旗杆上迎风飘扬；草坪上立有一块黑色的云石碑，标志着马来西亚自20世纪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直至1957年正式独立，其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在此升起了第一面马来西亚的国旗。
在那附近，还建有国家英雄纪念碑，碑内安放着独立战争中牺牲的勇士骨灰，并建有七勇士或冲锋、或呐喊、或战斗、或长眠的青铜塑像。铜像高达15米，那是由7名公安人员所组成的塑像群，它同时象征着领导者的7个条件，铜像下的莲花形水池，则清泉喷涌，汨汨不断。
站在铜像前，一股尴尬而痛苦的感觉，涌上了我们的心头，那巍巍铜像背后隐藏着，隐藏的是当今华夏民族特定时代心灵的痛苦，它的全部痛苦在于：暴力革命的衰落！
在那特定的阶级斗争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不断地向外输出着“暴力革命”，其中，直接受到影响的，是马来亚共产党。1948年，以华人为主体的马来亚共产党，发动了一场以成立“马来亚人民共和国”为目标的暴力革命，矛头直指刚刚成立不久的联邦政府，双方之战，造成了全国上下的流血事件，直接导至了长达12年的“全国紧急状态”。
跟着，华人受到全面地打压：马来亚共产党作为非法政党被取缔；华人语言被挤出官方，并在某些特定场合受到限制；政府、军队和国家机关，华人一一被清除；甚至连华人生孩子，都不准超过两个等等，自此以后，华人只能在经济上施展拳脚，在政治上再也难以抬头了，这也就是双峰塔内不通华语真正的原因。
对此，多年以来，华人颇有怒气，他们对马来政府用华人赚的钱，来建立独有的伊斯兰文明光荣，深有怨言。如前面所述，那些给大马带来巨大荣誉的经典性标志建筑，几乎无一不为华人的资金所建，因为，华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相当于大马国民入的80%。另外，对于现存的民族倾斜政策，他们则更是愤愤不平。
或许历史就是如此吧。面对着这控诉“暴力革命”的铜像，只能留下深深的悲怆和凄凉的我们，还能留下什么呢？
就要离开吉隆坡了，望着这孕育文明的河口，思考着面前七勇士的塑像精神内涵，我发出了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
是否，我们也要对华夏特定时代的悲怆和凄凉，作出命运的反思？
我这样想着。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刘锋,湖北省长江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社会科学协会、自然科学协会会员，已出版《北纬绿斑——长江流域的七彩名区》等专著20多部，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戏剧学院研究员与客座教授，在《人民日报》《中华散文》等30多家报刊发表历史文化散文250多万字，撰写和编导的多部故事片和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主编出版了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工程《中华长江文化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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