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第一位语文老师是李凤山老师。
李老师个子很高，估计超过一米八五，老一辈中并不多见，在我心目中就显得更加高大。李老师红着脸，总像喝了酒的样子，如果细看，就可看到星星点点的金红色的麻子，这又增加了几分威严。
师从李老师，应该是整个的一年级，李老师讲了什么，我学了什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有一件事记忆犹新。
上学期期末，相当于考试(那时似乎没有正规的考试)，全班认字比赛，我和堂兄石元最好。放学后，李老师将我们带到老师食堂，让我们每人拿一个白盘子，站在老师的队伍里面，从餐口里接过一盘热腾腾黄灿灿的玉米棒。这可是当时老师对学生最大的奖赏啊！我们至今回想起来，都感到莫大的荣光！
二三年级的时候，教我语文的是夏云清老师。
上课铃响了，是语文课(那时的语文课真多啊)！我们一边吵吵嚷嚷逗逗打打，一边把头伸向窗外，或者干脆跑到走廊里观望，盼望夏老师早点到来。 夏老师是一个半老头子，驼背，眼小，眼角里总像眼屎泡泡的样子，但夏老师眼睛很亮，从额头到下巴都是笑容。
夏老师教语文最大的特点是分组讨论和交流发言。真是太棒了，教室里像开水沸腾，像浇了冷水之后又烧开一样的翻滚，同学们有的手举得老高，有的举起双手，有的站在凳子上，有的干脆跑到夏老师身边，把手举到他的面前。
夏老师不知什么时候调出了汴河小学(那时老师的调动十分频繁)，据说调回老屋上车湾了。每次路过上车湾，即使是很多年后，我都会想起夏老师，想起他的身影和他的笑容，总有些许怅惘。
在这里，我要提一提鄢天瑞老师。他虽然不是我正儿八经的老师(是小学的校长，经常跟老师代课)，我却把他看作我的语文老师。
有那么几节课，也许是当时政治教育的需要，鄢老师给我们讲毛主席满门英烈的事迹，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谭、毛泽健、毛岸英、毛楚雄，毛主席一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鄢老师那么激情，讲得那么细致那么生动。记得我们同年级的两个班济济一堂，我个头小，坐在前面，鄢老师炭黑的眼睛总喜欢从我的脸上开始扫起，扫过一圈后，又停驻在我的脸上。有几回，鄢老师竟然大步走到我的课桌前，瞅着我讲一会，再大步走上讲台。说实话，我上课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听过，笔记也从没这么仔细记过。自此，我的潜意识里，学会了演讲的一个重要技巧，就是始终不忘记和听众作眼神交流。
夏老师之后的一两年，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和开门办学的深入，我们好像没有固定的语文老师，走马灯地换了几个。除了鄢校长外，蓝宜亭老师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蓝老师原来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清丽冷艳，威信很高。蓝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好像是双抢之类。我不知怎么来了灵感，把它写成了一首“诗”(当然，连好的顺口溜都谈不上)，几十行，上十节，一韵到底，按诗排列，小字本上洋洋洒洒写了两三页。评讲课上，高冷内敛的蓝老师声音提高了八度，边读边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那节课后，我心中的蓝老师已经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最可爱的老师！
二
上初中的第一天，走上讲台的是一位帅气的年青人，他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王梅川老师。
王老师留给我的印象：一是粉笔字，写得漂亮潇洒，叫我们羡慕，一下课总有人冲上讲台，在黑板上临摹王老师的板书；一是普通话，听来流利悦耳，更是让我们佩服，这可是我们的第一个能说普通话的老师，大家自然也常学王老师说话。
那时，教育战线学“交白卷”的张铁生，学“不学ABC的黄帅”，全国各地都在打倒学术权威，批斗“臭老九”。于是，班长和我利用几个晚上，写了几页批判王老师的文章，用信封装好，从后面窗户里丢进了王老师的宿舍。虽然，那阵子，我做贼心虚，一直惴惴不安，但结果却是任何事情都未发生，最后不了了之。我想，王老师一定看到了那篇文章，一定釆取了最合适的处理方式。一年后，王老师调出了中心小学，听说调到了本村的小学。记得走的那天，同学们依依不舍地请王老师签名留念，我站在教室的走廊里，脑海中一片空白。
王老师走了，陈老师来了。陈老师大名陈德海，头发整齐得总好像刚刚梳理过一样，上课时总是夹着一个蓝色的讲义夹，不紧不慢，昂然而来，儒雅而自信。
陈老师课如其人，规矩方圆，按部就班。给我留下深刻印记的，是讲鲁迅的诗文。记得他讲《“友邦惊诧”论》，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给我荡气回肠的感染，我也终生记住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个句子。尤其记得他讲《自嘲》诗，讲“破帽遮颜过闹市”的描摹，讲“漏船载酒泛中流”的比喻，神态毕现，感同身受，在课桌走廊里行走，俨然当年不得意的鲁迅先生。我当堂就背下了这首诗，也印证了陈老师上课的效果。现在，每当盛夏或隆冬，我戴一顶帽子，穿行于车来人往的大街小巷，也不时地想起那两句诗，不禁莞尔。
然后也就想起那件值得我一生荣耀的事情来。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炎天烈日汗流浃背突然变成了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陈老师叫堂兄石元给我家捎个口信，就把我留在了他的宿舍里。那时教师宿舍，三五个平方，一床一桌一椅一开水瓶一洗脸架而已，桌上堆书籍作业，搁一盏罩子灯，洗脸架上挂两块毛巾，放两个瓷盆。欣喜，感激，也有些尴尬，甚至惶恐，我都记不清那晚我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记不清时间怎么流逝到第二天早上的。我记得的是陈老师用他的盆子给我倒洗脸洗澡水，用他的毛巾给我擦身上擦脚(现在真觉得不可思议)。没有传奇，陈老师没给我讲什么励志故事，也没让我看什么经典书籍，我似乎是早早地睡下了，陈老师就坐在灯下改作业。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都会在心底发问：陈老师，您为什么那样做，对我那么好？这就是教师对学生纯粹的喜爱吗？
三
1977年9月，我14岁，离开了汴河小学，来到了汴河中学，成为了一名高中生。那个年代，我们读的学的真的太少了，单说古诗词(毛主席的诗词，倒是记得不少)，好像就只知道“锄禾日当午”“江山往来人”两首。然而，虽说我一无所知懵懂之极，但在不少学生老师家长心目中，我已很有一些名气，尤其是写作能力。自然，先入为主，我成了语文老师喜欢的对象，关照的重点，也成了科代表的首选。
我高中的第一个语文老师是赖继忠老师。
赖老师微胖的身材，油光可鉴的头发和面容，笑眯眯的眼睛十分和蔼可亲。讲课时，赖老师习惯铺开教本，不慌不忙有板有眼，显得成竹在胸游刃有余，眼睛总是向上翻着，好像在看教室的屋顶，又似乎在回忆预备的教案，而鼻子总是发出一擤一擤的响声(应该是有严重的鼻炎)。几乎是每节课，赖老师都要点我读书或答问，玩心很大的我，只得硬着头皮聚精会神。偶尔，赖老师突然停下来说，我出去有点事，雪川给我接着讲。赖老师当然很快回来了，比赖老师更快的，是我已经滚下了讲台，教室里早乱成了一锅粥，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差不多是二十年后的1997年，我傍晚去白螺中学参加一个学生的宴请，正当我打听赖老师的住处准备去探望的时候，赖老师先来了，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赖老师应该五十开外了，老了些是自然，但依然红光满面笑容可掬。酒席上，我陪赖老师坐在一条长凳上，几次举杯，给赖老师敬酒祝福！
高二时教我语文的是严凤舞老师。
严老师大个子大脑袋大眼睛，是我心中的大先生，黑红的脸膛，络腮胡，有些像电视上的包大人。
我一直记得严老师给我讲的《张衡传》，记得他在黑板上绘制的“候风地动仪”。《张衡传》这篇传记文虽说是个名篇，但多少有些深奥艰涩，特别是中间写地动仪的那段说明文字，学习起来并不那么轻松。黑板上有了这张图，严老师挥动教鞭，依文中的方位顺序，按图讲解，直观形象，一些文言词句因而轻松地得到了解决。
那年的寒假，分外的寒冷，大雪纷纷扬扬，断断续续飞了半月之久。为了来年的高考，我在家里认真复习，却无所适从。那天午后，我正望着门外呼啸肆虐的风雪出神，严老师出现在门口。严老师戴一顶泛黄的军用棉帽，着一件蓝白色的棉大衣，穿一双深筒套鞋，笑呵呵地走了进来。和我父母亲寒暄几句之后，严老师抖了抖身子，拍了拍肩臂上的雪花，从胸口的中山装口袋里，拿出一本语文复习资料，递到我的手上。作为那时的学生，我是又尴尬又害羞，手足失措，不知说什么好。严老师没坐多久，没说几句话，喝了几口热茶，摩挲了一下我的头皮，就告辞了。严老师走出门，我才回过神来，走到门口，我看到了他肥胖的身影，蹒跚在风雪弥漫之中！
1979年高考，以我的失败落下帷幕，主要原因是我的物理成绩太差。于是，下一个学年，我选择了复读文科(汴河中学这一年开始开设文科班)。我相信我的天赋，也想作一个冒险。汴河中学本来不是重点高中，选读文科的只有二十人左右(下学期预考后只剩下六个人高考)，学校不可能投入那么多的师资力量，惨的就只有我们学生了。最开始教我们语文的是陈万钧老师。
我对陈老师的看法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老师，又是一个缺少教学管理能力的老师，怎么看都适合到食堂里当会计做管理员。陈老师脾气太温和了，一开始上课，总是完全沉浸在讲课内容中，或者整黑板整黑板地抄文章，等到发现教室里叽叽喳喳，他就吹胡子瞪眼睛，一节课有这么两回，很快就过去了。其实，陈老师讲得还真不错，动情入理，细致入微，有时还能用时髦语言曲解文言词语，创造一种幽默的情境。这一点，曾经那么深地影响过我的教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四十多年过去了，陈老师摇头晃脑讲述巜卖柑者言》的情形，栩栩如在目前，那一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因此而刻骨铭心。
暑假结束，正式开学不久，陈老师果真调到学校后勤处了，接替他的是王吉甫老师。王老师不仅教我们语文，还带我们的历史，还是我们的班主任。
王老师是我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位语文老师，怎么说呢？听说王老师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曾经有个辉煌的过去，因为一个什么事情下调到了乡村中学。听说王老师爱抽烟喝酒发脾气，最爱吃鸡，每星期至少要吃一只。听说王老师喜欢和校长过不去，和有些老师闹别扭，一句话不高兴，就会吵得不可开交。但不管怎么说，王老师教了我一年，一段时间我还担任了班长，高考中我还是以学校文科最高分的成绩，上了专科分数线。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历史，王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是他陪我走过学生时代最艰难的时光。
四
造化弄人，不知什么原因，我报考的几个专科学校都落选了。感谢命运，我不幸落到了监利师范，却有幸找到了喜欢的职业。
监利师范确实很规范，两年毕业，第一年的中文老师是熊荒老师，第二年是黄光羲老师。
熊老师完全是一派学者风范，衣着整洁，一尘不染，头发整齐，韧若铜丝，面容清癯，老树横秋。
讲台上，他说话声音很细，却很清晰，他拿粉笔很轻，写起字来却刷刷有声。一般情况，他半小时就讲完了内容，然后两手抱在胸前，静静地立着，静静地看着我们，一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姿态。
奇怪的是，熊老师课堂上很少互动，我甚至有一种被冷落之感，但在校园里碰到我们，却都能准确地叫出我们的名字，亲切得令人动容。
和熊老师比起来，黄老师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
短发，平头，高颧骨，厚嘴唇，说不上潇洒，谈不上风度。走起路来两边晃荡，高一脚低一脚，踩不着地面，看不到远方。戴上一副黑框宽边眼镜呢？取下眼镜，露出两汪深不见底的眼睛呢？像不像看门房的或者修钟表的？肯定像。当然，也像那种可称之为先生的大知识分子。这就是黄老师的标准形象。
这节课学《岳阳楼记》，黄老师来了，没有带讲义，卷着一本书。铃声一落，黄老师就旁若无人地背诵开来。背到第二段，背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黄老师仿佛换了一个人，那个声调那个节奏，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到那种无限宏阔的意境中，黄老师仿佛不是站在讲台上，而是站在洞庭湖畔岳阳楼上，进入了如痴如醉的忘我境界。第三段第四段，我对着课本，跟着黄老师的背诵，时而“忧馋畏讥满目萧然”，时而“心旷神怡宠辱偕忘”，体会到触景生情的两种人生态度。教室里静极了，同学们既叹服老师一字不拉一字不错的记忆力，又被老师字正腔圆抑扬顿挫的朗诵深深地感染了。来到第五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直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黄老师激昂铿锵，声音浑厚庄严，如黄钟大吕，在教室里回响。就这样，黄老师没通过讲解，连书也没打开过，就彻底地折服了我。我从此领略了朗读背诵的神奇，在几十年的教学中，每逢经典美文，我眼前就会浮现这堂课的情景，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
那个时候，我是彻头彻尾的文学爱好青年，天天上阅览室看杂志，到传达室领退稿信，学校的广播站，县文化馆的玻璃橱窗，播送和张贴着我胡诌的诗文。黄老师知道后，又欣喜又着急，有时把我叫到他的家里，让我把习作读给他听。窗外暮色低垂，室内灯光晶莹，黄老师和我相对而坐，我拿着一卷稿纸，一字一句地读，黄老师端着一杯清茶，侧首倾耳地听。有时，黄老师喊停，站起来，沉思片刻，告诉我这里应该怎么修改；有时，黄老师叫好，也站起来，深呷一口茶，流露出畅快的神情。有一回，我读的是《长江文艺》刚退回的短篇小说《李十斤购肥记》，拉拉扯扯七八千字，快快慢慢读了一两个小时，黄老师叫停了好几次，提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
做黄老师的学生，一年很快过去了。离开监利师范的那个晚上，我和几个同学拿着床单草席，在教学楼的平顶睡觉。仰望蓝色的天幕，看着闪烁的繁星和飘浮的流云，我流了好多的泪水！
以上十二位，就是教过我的全部语文老师！
岁月不居，转眼之间，从十九岁登上讲台，我当语文老师，已四十年矣。语文，实在是一门最重要的基础学科，教好语文，实在是穷其一生也不容易的事情。在即将离开岗位，依恋惜别之际，我回忆我的语文老师们，感慨系之，我向他们致敬，是他们的炬火萤光，照亮了我的语文人生！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李雪川，湖北监利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教书为业，爱好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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