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爱民大寨行
走下虎头山，走进大寨村。
映入眼帘的是“大寨”两个金色的大字，方方正正、稳稳当当、鲜艳夺目地矗立在两层七间门楼上，“大”字三笔简单，“寨”字笔划复杂，一简一繁，象征着大寨精神简单明了而内涵丰富，象征着大寨人看似朴实简单，实是非同寻常。门楼上十面红旗迎风飘扬。大门两旁八个大字横贯全楼，白底红字，分外醒目，“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整栋门楼告诉世人，大寨是用伟大精神支撑起来的，大寨红旗高高飘扬。
大寨门楼前面是个广场，环绕周围的都是些四平八稳的老式建筑，两三层高，下面门店卖土特产，“大寨供销社”位置突出。广场上聚集了不少游客，一波波地在“大寨”门楼排队合影，导游端着相机，一遍遍地喊“西瓜甜不甜？”所有游人一齐喊“甜！”
走进门楼，四面都是房子，中间一个广场，前方正中一颗大树，树干粗壮，枝叶繁茂，是那种“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意境。村民介绍，这颗树有150年历史，过去叫“苦人树”，现在叫“乐人树”。过去地主把穷人绑在树上抽打，穷人没办法活命只有上吊；现在村民在树下纳凉，游客在树前合影，逢年过节集会庆祝。百年老树，见证大寨苦乐，阅尽人间沧桑，笑看历史风云。
走进大寨百姓家，我初步了解，什么叫“大寨民居”。
总体看大寨民居，有一个特点，可称“共同富裕房”。分三个区域、有三种风格、建成于三个阶段。
第一个区域是“窑洞房”。有句话说，北方有一怪，房子半边盖。靠山挖洞建房，在南方“少见多怪”，在北方“见怪不怪”。这种土窑洞房依地形往里挖掘成洞，洞口建门装窗即成。旧社会的土窑洞已不存在了，大寨窑洞房都是五十年代遭受大洪灾之后兴建的，都是青石窑洞，用方方正正的青石块砌成，冬暖夏凉，节约成本，因陋就简，依山傍路，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也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一种建筑风格。
第二个区域是“窑洞排楼”。又叫火车厢式窑洞。前面是窑洞，后面是排楼，排楼有两层，前排的楼顶是后排的院子，自下而上，一户三层，从左到右，几十上百户排成一条街，每层排楼前面都是一条街，既是农户禾场，又是集体广场，可称“大寨客厅”，可以开车进来。这种排楼如同过去的绿车皮火车厢一样，几百米长，整齐壮观。这是大寨六七十年代建造的，比窑洞房更有集体感，更有气场感，更有幸福感。当年大寨群众住上这样的楼，可幸福啦。现在少有群众住在里面了，住房升级了，都搬进新居了，这种楼被保护起来，用于参观，用来接待游客，给游客怀旧体验。
第三个区域是“现代楼房”。有两三层的，有六七层的，钢筋水泥建造，预制版盖顶，新材料贴面，现代装潢，外形整齐美观，楼内舒适漂亮，客厅、厨房、卫生间、储藏间一应俱全，跟城里商品房没有两样，价格比城里“便宜得多得多”。凡大寨村民，只要出2万元便可入住，出5万元，就能长期住上163平米的大房子。这种住房福利，在全国应该没有吧！
什么是美丽乡村？大寨就是美丽乡村，就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就是山清水秀、如诗如画乡村！看了三个区域民房，你就知道大寨党支部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一步一个深深的脚印；你就知道大寨群众越过越幸福，一步一个坚实的台阶。
大寨调查（四）
陈永贵故居是一定要去参观的，那是大寨之魂。陈永贵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他的房子被保护起来，供游人参观，这两年因疫情影响，没有开放，至今大门仍然关着。从外面看，听向导讲，我深刻体会，什么叫“大寨精神”。
头上永远扎着白毛巾的陈永贵，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的化身。
陈永贵住房艰苦。他住的是窑洞房，是大寨三个区域房最差的房，听介绍，里面有两孔窑洞，一孔用作住人，一孔用作烧饭。大门上有一幅对联：
一生耕耘锄月创神农新路；
半世从政为官显清廉哲贤。
对联作得太文雅了，不大符合陈永贵的风格，但也比较准确地概括了陈永贵的一生。我送永贵大叔一幅：
艰苦创业垒坝造田惊天地；
廉洁为官清风明月拂山河。
我感叹，陈永贵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回来也住这个房，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一生坚持住窑洞房的国家领导人可能只有陈永贵，没有之一。历史上能吏知多少，清吏有几人，清吏如陈永贵的绝对少见。看看今天有的贪官，一贪就是几千万几个亿，有的基层干部也成了巨贪；再想想陈永贵，他当了副总理，周恩来建议他把户口迁到北京来拿工资，可他不转户口，仍在大寨拿工分，只拿国务院补贴36元，再加上兼职山西省委领导补贴100元，他死后全部存款只有8365元，留下遗嘱要全部交给国家。这种品质，真是清风明月一般高洁，真是青山绿水一样奇丽，从这里看陈永贵，他就值得我们赞美和歌颂，值得后世为官的学习和纪念。
陈永贵出生穷苦。他的姐姐、兄弟和母亲都因遭灾不能活命被卖掉了，父亲用一担箩筐挑着陈永贵流浪到大寨，又遇灾荒走投无路，父亲吊死在树上，陈永贵沦为大寨孤儿。陈永贵的穷苦出生，应证了过去大寨的极度贫穷，也为他一生为群众、不怕苦和累、敢与天地斗的英雄气概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永贵奋斗艰苦。他最早是带领“老少互助组”拼了命地干，竟使粮食产量超过了当时党小组长（后任村支书）贾进才为首的“好汉组”。贾进才是大寨英雄，他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开创了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更在于他是大寨的“伯乐”，介绍陈永贵入党、提拔当村干部，多次让贤举荐让陈永贵接替他当上村支书。陈永贵上任后制定治山治水规划，带领群众改造自然，顶风冒雪，夜以继日，用铁肩膀挑，用铁手掌砌，成功治理白驼沟，继而“三战狼窝掌”，将一条条荒沟石坡改造成高产稳产的“海绵田”。接着探索合理施肥、适当密植、“三深”种植法、“四不专种三不空”等科学种田新方法，使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亩产达到325公斤，总产25万余公斤，售粮12万公斤，户均1500公斤。陈永贵当上山西省劳动模范，参加天安门观礼，受到毛主席接见。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各地都吃救济粮，大寨不仅没有向国家伸手求粮，而且坚持每年售公粮12万公斤。“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考验大寨的大灾难又来了，1963年8月2日至8日，大寨连降7昼夜大雨，洪水泛滥，泥流滚滚，房子全塌了，梯田全毁了，水坝全垮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乡亲们都快绝望了。陈永贵高声说：“地毁了可以重修，房塌了可以重盖！只要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与乡亲们商量，“不向国家要钱、要粮、要物资，卖粮不少、种子饲料不少，社员口粮不少！”经过几个月苦战，生产得到恢复，当年粮食总产21万公斤，人均口粮200公斤，售粮12万公斤，实现了“三不要三不少”的承诺。1964年1月，陈永贵被邀请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党政军民万余人报告大寨战胜灾害事迹；当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当年4月，中央农业部长廖鲁言率联合调查组到大寨考察20余天，向党中央详细报告；几个月后，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自此，“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从山西向全国铺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推动全国农村农业大踏步前进。一直到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83号文件转发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以此为标志，持续16年之久、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波浪壮阔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宣告结束。这个文件的前面批语是第三次复出的小平同志亲自安排和把关的，它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大寨和农业学大寨等问题，肯定了大寨的基本经验、学大寨的积极作用和贡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寨大队由一个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变成为一个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提出了希望大寨和昔阳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恢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好传统，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这个文件起到了“一锤定音”、“鸣金收兵”的作用，自此，陈永贵战天斗地英雄剧徐徐落下帷幕。
陈永贵永葆艰苦奋斗本色。靠苦干实干拼命干，陈永贵成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先后担任昔阳县、晋中地区、山西省主要领导，先后当选为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的地位一天天发生变化，但艰苦奋斗本色始终没有变。他当副总理时，向毛主席写信请示，要求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昔阳蹲点。1979年以后，他先后辞去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的领导职务，回到大寨和社员们一起继续造地。1980年9月，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3年他写报告给中央要求到基层工作，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安排，赢得农场干部职工的好评。有人写他“最穷的国家副总理，最显酒量的一次（传说毛主席82岁生日他敬酒喝了82杯）、最怕学习政治理论、最伤脑筋是批文件、最难受的是无所事事消耗粮食、最让他纳闷的是一大帮人伺候他”，这都是他的农民本色体现。
人无完人，陈永贵当副总理肯定有太多的短板弱项，毕竟他是农民出身，可以理解；树大招风，他是从虎头山“坐直升飞机”飞到天安门广场去的，肯定会招来太多的社会议论，这很正常；全国农业学大寨，肯定会学出很多花样异样来，包括有的认为大寨精神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有的把本来平整的田地硬要改造成梯田，这不奇怪。我们在来大寨的路上就讨论过“如何看待陈永贵当副总理”，有人说“这是毛主席对农民的极端重视，除了毛主席，估计再不会有人把一个农民抬得这么高”。有人说“如果陈永贵不当这个副总理，他的名声会跟铁人王进喜一样好得没有杂音”。有人说“陈永贵有他的局限性，因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所以在小平同志复出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因为他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者，所以在对宣传推广安徽凤阳小岗联产承包作法上有自己的立场。”我从有关资料上看到，小平同志曾对人说：“他（陈永贵）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小平同志与陈永贵有过几次谈话，既教育引导陈永贵，也有力保护陈永贵，说他不是“四个帮”的人。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知道这句话的分量，这可是挽救了陈永贵的政治生命，甚至说“救了他的命”，让他免去了“牢狱之灾”。小平同志这个“定性”定得准，陈永贵只能是大寨人、是党的人、是毛主席的人，绝对不是“四人帮”的人。
陈永贵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给他干事。我死了以后要把骨灰埋在大寨。邓小平是好人┈┄”人之将死，其言也真，陈永贵临终遗言，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和邓小平的感激之情，也体现了他至死不变的农民本色。历史不能假设，不管人们怎么评判陈永贵，他创造了带领大寨群众改造山河的奇迹，创造了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奇迹，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总理的奇迹，他是毛泽东时代最杰出的先进典型，他是中国农民英雄，他是影响世界的中国农民代表。
作者简介：余爱民，系中国银保传媒顾问，华中农业大学兼职教授、湖北省政研会调研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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