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远斌近照
人物名片:程远斌,湖北天门人,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荆州地委党校,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兼任《湖北作家》主编。文学创作成果丰硕,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荆楚枭雄陈友谅》《大汉皇帝陈友谅》(上、下集),诗歌散文集《天门山纪胜》,诗集《巴山楚水处处情》,理论著作《民族文化大州建设论》。
在文化收藏与研究领域,他深耕不辍。自1963年起致力于湖北陶瓷收藏,至今已坚守半个多世纪,现藏湖北陶瓷器物一万余件。他不仅系统性提出并完善“湖北陶瓷”概念,更全面查清其历史脉络与分布状况,通过开展一系列宣传研究活动,持续提升湖北陶瓷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影响力与行业地位。2013年,因其突出贡献,被武汉文化遗产协会授予“古代艺术品收藏家”称号。
父亲的人生,像一匣被时光浸透的楚陶——初看是泥土的憨实,细品却藏着岁月磨不去的韧劲,更裹着荆楚文脉独有的温度。从田埂间追着陶片跑的孩童,到为楚陶耗尽半生心力的守护者,他与楚陶的缘分,早不是简单的收藏执念。那匣陶里,装着他对故土的眷恋,藏着他对文化传承的坚守;那些陶纹里的故事、劫难中的不放手、归乡后的热忱,拼出了他与楚陶缠缠绕绕的半生,也写就了一段关于热爱与坚守的平凡传奇。
父亲的根,扎在湖北乡下一片不起眼的村落里。那地方,泥土是最常见的景致——田垄里的土带着稻穗的清香,院墙根的土沾着炊烟的暖意,连孩童玩耍的空地,都能随手抓起一把松软的黄泥土。日子不算富裕,却满是乡土的踏实,田埂上的晨露、晒谷场的夕阳、村口老槐树下的蝉鸣,构成了他童年最鲜活的底色,而楚陶的缘分,就藏在这片土地最朴素的烟火气里。

那年夏天,村里要拆一户人家的老土房。墙是夯土的,瓦是灰陶的,拆房的动静惊动了半个村子的孩子,父亲也是其中一个。他本是挤在人群里看热闹,看着老墙在锄头下慢慢塌落,看着旧瓦在地上摔成碎片,却在一片狼藉的砖瓦堆里,被几抹淡青色吸引了目光——那是几片带着釉色的陶片,混在泥土里,却透着与普通瓦砾不一样的温润。
他挤开人群跑过去,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拨开陶片上的泥土。指尖触到陶片的瞬间,他忽然停住了——胎土是粗粝的,带着刚从地里挖出来的潮气,像握着一块刚从田埂上拾起的泥土;而釉面是光滑的,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又像村口那条小河,风一吹就漾起的粼粼波光。“那时候哪懂什么楚陶,就觉得这是老祖宗用过的东西,比我们玩的泥巴球金贵多了。”后来父亲跟我讲起这段往事,嘴角还会带着笑,“就想着,得把它好好收起来。”
自那日起,父亲像是找到了新的乐趣。村里只要有拆老房的动静,他准会揣着个粗布口袋跑过去,在砖瓦堆里翻找陶片。找到一片,就用衣角擦得干干净净,再小心翼翼地放进家里的旧木盒里。木盒渐渐被陶片塞满,有带着简单纹路的,有留着半个瓶口的,还有的只剩下一小块碎片。他常常坐在门槛上,捧着木盒里的陶片看半天,脑子里满是问号:这些陶片以前是装酒的坛子,还是盛菜的碗?是谁把它们做出来的?几百年前,是不是也有像他一样的孩子,在陶窑边看过工匠做陶?
这份对陶片的懵懂喜爱,像一颗种子,悄悄在他心里扎了根。根须一头连着那些带着乡土气息的陶片,一头连着生他养他的荆楚大地,不知不觉间,就为他日后与楚陶的半生羁绊,埋下了最温柔的伏笔。
童年装着陶片的木盒被父亲妥帖收着,而他自己,也从追着陶片跑的孩童,长成了攥着农校兽医专业文凭的青年。回到乡野阡陌间,锄头成了他的日常陪伴——田埂上的晨露总沾湿裤脚,傍晚的霞光里,他常背着半筐红薯往家走,但口袋里永远揣着本翻得卷边的书,是《三国演义》,或是旧散文集,书页间还沾着星星点点的泥渍。
歇晌时,旁人在田埂上抽烟聊天,他却找片树荫坐下,把书摊在膝盖上读,手指会无意识地摩挲书页上的泥点,像是在跟文字里的世界悄悄对话。遇到心动的段落,就摸出铅笔头,在空白处写写画画,有时兴起,还会把村里的农谚和书中的句子抄在同一张纸上,泥土的质朴与文字的温度,就这么在纸上叠在了一起。

父亲的藏品
也正因这股“爱读书、会写字”的劲儿,父亲成了乡邻眼里的“香饽饽”。逢年过节,村头王婶要给远方儿子写家书,准会喊他去,他搬个小板凳坐在堂屋,听王婶絮絮叨叨说牵挂,再把家长里短化成通顺的文字;村西头老张家要贴春联,他提前几天就琢磨对仗,红纸铺在八仙桌上,毛笔蘸墨时手腕悬停片刻,落下的字迹既有力道,又透着庄稼人的温和。久而久之,“九真明庙程远斌”的称呼从村头传到村尾,他成了乡野间一道特别的风景——不是因农活出众,而是因手中的笔、案头的书,给平凡的乡村日子添了几分墨香。
命运的转折,就藏在这书页与机遇的交汇处。那年乡里中学缺数学老师,有人想起了这位“田埂上的文化人”,把他举荐到张场中学。校长见他谈吐间有书香气,办公桌抽屉里还放着本夹着稻穗标本的《史记》,当即拍板留他任教。70年代的课堂没有花哨的教法,父亲便抱着“教好学生”的实心,把书本智慧揉进乡土生活:讲几何题时,他会说“这就像《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排兵布阵,得先看清地形、找对章法”;讲应用题时,又联系村里的秋收春种,“比如算每亩地收多少稻谷,得先知道播种量、生长周期,跟算数学题一个理”,枯燥的公式瞬间多了几分烟火气。
也是从那时起,他养成了读书做笔记的习惯。我后来见过那些笔记本,牛皮纸封面被磨得发亮,里面既有数学公式的推导,也有史书人物的批注——“项羽乌江自刎”旁写着“刚则易折,处事当留三分圆融”,“商鞅变法”下面记着“变革需循序渐进,兼顾人心才能长久”。 夜晚的煤油灯下,他常一边批改作业,一边翻书,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时而低头沉思,时而提笔记录,乡野赋予的踏实与书籍沉淀的思考,在他身上慢慢融成了独特的底色。
任教第七年,父亲因文笔扎实被调至教育组任职,后来又凭着这股踏实劲,一步步走到更高的岗位。城市的灯火渐渐取代了乡村的煤油灯,家里的日子也越来越安稳,但他始终没忘了童年那盒陶片——每次搬家,都会把木盒仔细打包,垫上软布放在行李箱最上层;夜深人静时,还会打开盒子摸一摸那些陶片,指尖触到粗粝的胎土,就像摸到了故乡的温度。随着年岁增长,儿时对陶片的好奇,不再是简单的“觉得金贵”,而是慢慢发酵成了难以割舍的执拗:他想知道这些陶片背后的故事,想找到更多和它们一样的楚陶,想弄明白荆楚大地到底藏着多少陶瓷的秘密。
于是,他开始主动追寻楚陶的踪迹。这份追寻,成了父亲周末雷打不动的约定——不管是春雨淅沥、夏阳灼人,还是秋风卷着落叶、冬雪封了路,每个周六的清晨,他总会准时出现在旧货市场、古玩店。裤脚沾着泥、鞋缝嵌着雪都不在意,盯着蒙尘的陶件能一看就是大半天,遇到不懂的,就捧着照片追着摊主、行家请教,笔记本上记满了陶件的器型、纹路与年代考证。周日出门时,他从不舍得在外面吃顿饭,总是揣着母亲提前备好的牛奶和馒头,饿了就找个角落匆匆垫两口,省下的钱,全用在了买陶上。
若是遇到心仪的楚陶,他更是“执拗”得厉害——哪怕要把下个月的生活费匀出大半,哪怕要跟卖家磨上好几回嘴,也非要把宝贝带回家不可。生活里,他向来省吃俭用:衬衫洗得发白还在穿,买日用品总挑超市降价时去,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可在楚陶面前,却从不算“小账”。“这辈子挣的钱,一半都花在了买陶上”,父亲说这话时,眼里没有半分心疼,只有藏不住的满足——在他眼里,那些寻来的楚陶,是楚地历史的见证,是童年热爱的延续,更是他与故土最深的联结。
多年过去,我仍记得他寻战国云纹陶壶的往事。那年他听老家亲戚说,荆州乡下有户人家挖地基,挖出个“老陶罐子”,当天就揣着笔记本、买了最早一班火车赶过去。到了农户家才知道,那件战国云纹陶壶,因看着“旧得没用”,竟被丢在鸡窝旁装鸡食。父亲一点没嫌脏,也没急着说要收,只是蹲在鸡窝边,小心翼翼拨开陶壶上的稻草和鸡粪。指尖刚碰到陶壶冰凉的胎体,他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哪怕壶身的云纹因年代久远磨掉了大半,那流畅的线条、独特的器型,还是藏不住楚陶特有的灵动劲儿。
接下来的三天,他天天都去农户家。白天帮着补漏雨的屋顶、挑满水缸、喂鸡喂鸭,晚上就坐在院子里,跟农户聊这只陶壶的来历:“这不是普通的罐子,是战国时候的楚陶,上面的云纹是咱们楚人的图腾,比秦始皇统一六国还早呢!它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得好好护着。”农户被他的诚意和执着打动,最终同意把陶壶交给了他。
现在,这只战国云纹陶壶摆在父亲藏品架的最中间,壶底淡淡的鸡粪印记还留着。有人劝他擦干净,他却摇摇头:“这印记不是脏,是它跟那个时代的缘分,也是跟我的缘分,擦了就少了份真实的味道。”
父亲的寻陶故事里,最让我难忘的,除了那只战国云纹陶壶,还有一次在襄阳老河口的“意外收获”。那是个深秋的周末,他听说当地有条老街要拆迁,一大早便揣着馒头赶了过去。老街里到处是断壁残垣,风卷着碎砖屑往衣领里钻,他却弓着腰在瓦砾堆里细细扒找,手指被尖锐的瓷片划出道道小口子,渗出血珠也浑然不觉。直到中午,他才在一截塌掉的土墙根下,发现了半块嵌在泥里的陶片——巴掌大的残片上,竟印着楚陶特有的“蟠螭纹”,纹路虽残缺,却能看出线条的细腻灵动。
他像捧着稀世珍宝似的,用衣角把陶片擦了又擦,又从包里掏出放大镜反复端详,连午饭都忘了吃。后来才知道,这半块陶片来自战国晚期的楚式陶豆,是当时贵族祭祀用的礼器,在老河口地区极少发现。为了弄清陶片的出处,他连着三个周末往老街跑,还找当地文物站的专家请教,最终在笔记本上写下满满三页考证笔记,末了还画了张陶豆的复原草图,标注着“残片应属器身腹部,缺失部分推测有对称蟠螭纹”。如今这半块陶片被装在特制的玻璃盒里,摆在藏品架最显眼的位置,旁边还压着那张泛黄的复原草图,父亲总说:“它虽不完整,却是楚陶在这片土地上‘活’过的证据,比完整的宝贝更珍贵。”
等到六十岁那年,父亲突然做了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提前五年退休。身边的同事、朋友都劝他“再熬几年,拿全额退休金多安稳”,他却笑得坦然:“一来是想给年轻人腾个位置,让他们有更多施展的机会;二来啊,忙了半辈子,也该为自己活一次了。”这份“为自己活”的心愿,藏着他从四十岁就埋下的梦——建一座私人博物馆。他想把半生寻来的楚陶都摆进去,让更多人看见“湖北不只有景德镇瓷,还有这么好的楚陶”,让那些刻在陶纹里的荆楚故事,能被更多人听见。
退休后的第一周,父亲就揣着厚厚的资料,一头扎进了博物馆筹备的琐事里。为了找合适的场地,他跑遍了市区的老厂房、文化园区,鞋子磨破两双,终于在城郊一处废弃的老纺织厂里,看中了一间挑高足够、采光也好的厂房。接下来办手续的日子更磨人,从消防审批到文物备案,每个部门他都跑了不下三趟,有时为了一份材料,早上五点就去政务大厅排队,中午就啃两口自带的馒头,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每个部门的联系方式、办事流程,连工作人员的姓名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有次去文物局送材料,恰逢暴雨,他怕资料被淋湿,把塑料袋裹了一层又一层,自己却淋得浑身湿透,进门时还笑着说:“材料没事就好,楚陶的‘身份认证’可不能出岔子。”
最费心思的是展品陈列。父亲把所有楚陶都搬出来,按年代顺序一一排列,战国的陶壶、汉代的陶罐、南北朝的陶俑,每一件都对应着他笔记本里的考证笔记。他还特意在展柜旁留出空间,想放上自己寻陶时的照片、磨损的笔记本,甚至那只装过陶片的童年木盒。“不光要让人们看见楚陶的美,还要让他们知道这些陶背后的故事,知道有人为了找它们,跑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 有天晚上我回家时,没在客厅看见父亲的身影,循着微弱的灯光走到书房,才见他蹲在新打的展柜前。他手里捏着块洗得发白的软布,正一点一点轻轻擦拭那只战国云纹陶壶,动作轻得像在呵护初生的婴儿。灯光从头顶洒下来,落在他鬓角新生的白发上,也落在陶壶温润的胎体上。他嘴里还轻声念叨着什么,凑近了才听清是“再亮些,再亮些,等开馆了,让大伙都看清你的好”。
那一刻,我忽然愣住了——父亲的指尖蹭过陶壶的弧度,眼神里的专注与温柔,像是在与一位老友对话;而陶壶在灯光下泛着的微光,又像是在静静回应他的心意。我心里忽然明白,这些年父亲寻陶、藏陶,早已不只是为了童年的念想,楚陶成了他藏在岁月里的牵挂,成了他生命里的一部分;而父亲的守护与珍视,也让这些沉睡千年的陶片、陶瓷,重新有了温度与生命力。
那时的他,满心都是“让楚陶发光”的热忱,从没想过租场地要掏空多少积蓄,也没顾虑过装修会遇到多少难缠的问题,更没计较过开馆后能不能盈利,满脑子都是博物馆开馆那天的热闹场景:展柜前围满了人,大人带着孩子,指着陶壶问东问西,他站在中间,手里捧着那本磨破的笔记本,把寻陶的故事、楚陶的历史慢慢讲给大家听,每个人眼里都闪着好奇与惊叹的光——那是他盼了大半辈子的画面。
为了圆博物馆的梦,父亲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了进去。他亲手给每件藏品写标签——标注着年代、窑口、器型特点,字迹工整得像学生作业。场地需要租金、室内需要装修、可手头的积蓄远远不够,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愿意合作的合伙人,约定好父亲出全部藏品,对方负责租门面、承担装修和运营费用。

作者与父亲在一起
那段时间,父亲天天往装修工地跑。早上天不亮就出门,晚上踩着夜色回家,鞋子上总沾着水泥灰,裤脚也被刮得起了毛边。每次回来,他都会兴奋地跟我们讲进展:“今天展柜框架搭好了,够放咱们家那批明清瓷”“墙面刷了米白色,衬得楚陶更有味道”,眼里的光,比家里的灯还要亮。甚至连“湖北陶瓷馆”的招牌都订好了,红底金字,他特意让厂家多做了个小样,摆在书房里,时不时拿起来看看,嘴角藏不住笑意。
可命运的冷水,来得猝不及防。就在装修进行到一半,展柜即将安装的时候,合伙人突然红着眼眶找到父亲,说自己资金链断了,供应商催款催得紧,要是拿不出钱,工地就得停工。“程老师,您再帮我想想办法,等博物馆开了业,盈利了我第一时间还您!”合伙人抓着父亲的手,语气急切又带着恳求。
父亲本没有余钱,可看着工地里半成品的展柜,想着即将泡汤的博物馆梦,他心一横,做出了一个让我们都没想到的决定——用家里唯一的房子做抵押,借高利贷。我劝他“再想想,房子没了我们住哪”,他却拍着我的肩说:“房子没了可以再租,楚陶的机会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工地和银行间奔波,脸色越来越差,眼底的红血丝也越来越重,却从不在我们面前抱怨。直到有一天,装修师傅打电话问他“合伙人怎么联系不上了,材料款还没结”,父亲才慌了神。他疯了似的给合伙人打电话、发消息,可对方始终没有回应,去合伙人公司找,早已人去楼空——原来对方拿到父亲借的六十万后,只给工地结了一部分材料款,剩下的钱全卷走了。
高利贷的催款电话很快就找上门来。刺耳的铃声不分昼夜地响,银行也发来通知,要是再不还款,就依法收走抵押的房子。父亲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整天都没出来,我进去送水时,看见他坐在满架楚陶中间,手里攥着那张博物馆招牌的小样,眼眶通红。
最终,房子还是被收走了。搬家那天,天阴沉沉的,下着小雨。我们雇了辆小货车,把楚陶一件件裹上软布,小心地搬上车。父亲抱着那只战国云纹陶壶,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沉默了很久,连烟烧到指尖都没察觉。直到司机催着出发,他才慢慢转过身,摸了摸陶壶,低声说:“别怕,咱们换个地方住。”
后来,我们在老城区租了间不足六十平方米的小房子。客厅一半的空间堆着楚陶,卧室里摆着两张床,书房改成了储物间,连吃饭的桌子都得临时搭。父亲却没抱怨过一句,每天依旧会给楚陶除尘,整理藏品资料,只是话比以前少了些,偶尔会对着窗外发呆。
原以为熬过这场劫难,日子能慢慢安稳下来,可七年后,命运又给了他重重一击。2018年夏天,一张法院传票递到了家里——十年前,父亲经不住朋友软磨硬泡,为对方的六十万银行贷款做了担保人,如今朋友因车祸意外离世,留下的遗产不足以偿还贷款,这笔债务,竟全落到了父亲头上。
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很快也到了,不管父亲是否有偿还能力,直接冻结了他的工资卡,每月只给他留下基本的生活费。那段时间,他的头发白得特别快,以前爱说爱笑的人,变得沉默寡言。我心里难受,劝他“实在不行,就卖几件不那么重要的楚陶”,他却立刻摇头,语气坚定:“这些楚陶是荆楚的根,就算我穷得吃不上饭,也不能卖!”
从那以后,父亲的日子过得更节俭了。衣服鞋子穿破了缝缝补补、舍不得扔,却会花大价钱买他心仪的楚陶。每次发了生活费,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钱分成几份,一份留作日常开销,一份存起来还债,剩下的,就用来买楚陶相关的书籍和资料。他总说:“债能慢慢还,楚陶的事,不能等。”
两劫难像两把重锤,砸得父亲差点站不起来——房子没了,积蓄空了,每月还要还着不属于自己的债务,他夜里常对着满架楚陶发呆,但他骨子里的韧劲,是田埂间的泥土养出来的,风刮不倒,雨打不垮,哪怕日子再难,也没见他真正消沉太久。
转机藏在2020年元月的寒冬里。武汉新冠疫情突然暴发,城市按下暂停键,新闻里空荡荡的街道、安静的路口,让父亲沉默了好几天。某天清晨,他突然放下手里的茶杯,抬头跟我说:“咱们回乡下吧,回老家去。”语气里没有犹豫,倒像是终于想通了什么。
打包行李时,他对衣物、家具都看得很淡,唯独对楚陶和那些研究资料格外上心。旧衣服随便塞了个袋子,楚陶却要亲手用软布裹上三层,再放进铺了泡沫的纸箱,连箱子缝隙都塞了防潮袋;一摞摞手写的笔记、泛黄的考古报告,他按年代理得整整齐齐,抱在怀里像护着宝贝。出发前还反复跟司机叮嘱:“开慢点,小心颠簸,后车厢的箱子千万轻放。”

等车子驶进故乡的小村庄,看着路边熟悉的田埂、村口那棵依旧繁茂的老槐树,还有闻讯赶来的乡邻笑着打招呼,父亲脸上的愁容慢慢散了。他伸手摸了摸车窗上家乡的尘土,眼里的光一点点亮了起来,像被重新点燃的灯。后来他跟我说:“这不是逃回来,是命里该回来。回到这里,才能做些真正想做的事。”回乡后的日子,简单却充实。父亲不再执着于建博物馆的“大梦想”,而是把楚陶的故事,融进了乡村的日常里。他把藏品照片整理成厚厚的相册,挨家挨户地去串门。遇到老人,就跟他们聊以前楚地的制陶旧事,到王婶家,就翻到锁口坛的照片,讲“以前您嫁姑娘时,陪嫁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坛子?”;去李伯家,就指着汉川马口窑的陶罐,聊“您小时候是不是用这种罐子装过米、盛过酒?”。乡邻们围坐在一起,看着照片忆往事,楚陶不再是遥远的“古董”,成了连着岁月与乡愁的老伙计。
看到村里孩子总围着他的相册转,父亲干脆用自己仅剩的退休金,买了陶土、转盘和简单的工具,在院子里支起一张小桌,开起了“楚陶小课堂”。周末午后,孩子们蹲在桌边,跟着他揉陶土、捏陶坯,虽然捏出的罐子歪歪扭扭,却笑得格外开心。父亲一边教,一边给他们讲:“咱们楚地的工匠,几千年前就会把泥土烧成宝贝了,你们现在捏的,就是楚陶的根呐。”孩子们听得入迷,围着他问东问西,他就耐心地一一解答,像当年在课堂上教学生一样。

有一次,邻村修水渠时挖出了几片陶片,村民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父亲。他听说后,踩着雨鞋就跑了过去,蹲在泥水里,小心翼翼地把陶片捡起来,用清水冲洗干净。看着陶片上模糊的纹路,他兴奋地跟村民说:“这是明清时候的麻城窑陶片,你们看这釉色,多典型!”那天,他在水渠边待了一下午,给村民们讲楚陶的历史,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极了小时候在田埂上读书的模样。
回乡几年,他也没停下续写《湖北陶瓷》的笔。乡下的书房不大,一张长桌占了大半空间,上面堆着泛黄的考古报告、手写的笔记,还有按时代分类的照片册。每一件藏品的尺寸、纹饰、从哪儿收来的、背后有什么故事,他都用钢笔工工整整记下来,字迹比过去还要端正。碰到年代拿不准的,就拜托镇上的年轻人帮忙查电子资料,再打长途电话向省博物馆的专家请教,有时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挂了电话还会兴奋地在笔记上补记几句。有人劝他:“这么大年纪了,犯不着这么较真。”他却笑着摇头:“楚陶的历史不能含糊,我多记一笔,后人研究的时候就能少走点弯路,这比啥都值。”
去年秋天,村里办文化节,还特意给父亲留了个展位。他把最具代表性的几件楚陶照片挂起来,又摆上孩子们捏的陶坯,自己则坐在旁边,给来参观的人讲楚陶故事。夕阳落在他的白发上,也落在那些承载着岁月的照片上,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父亲想要的从来不是一座华丽的博物馆,而是让楚陶的故事,能在故土的烟火里,一代代传下去。
结语
如今父亲的鬓角又添了些白发,背也比从前弯了些,可只要一说起楚陶,眼里的光依旧亮得像年轻时。他的半生,就像一匣被时光打磨的楚陶——有初见陶片的纯粹欢喜,有收藏路上的炽热执着,有劫难来袭时的咬牙坚守,也有归乡后与故土相融的淡然。那些被他视若珍宝的楚陶,早已不是冰冷的器物,而是他与荆楚大地最深的联结,是他对文化传承最朴素的承诺。
父亲笔记本扉页上,那行“人生似朝露,事业成甲子,金钱如流水,文化传千秋”的字迹,被岁月磨得有些模糊,却始终清晰地刻在他心里。他从未想过成为什么“陶瓷专家”,也没盼着留下什么名气,只是用一辈子的热爱与坚守,让楚陶的温度留在了时光里,让荆楚文脉的微光,在乡野间、在孩子们的陶坯里,慢慢汇聚成了温暖的光。
而这份“守着楚陶、连着故土”的坚守,早已比任何一件楚陶藏品都珍贵,成了我们家代代相传的“传家宝”——它教会我们,热爱可抵岁月漫长,而与故土、与文化相连的初心,永远值得坚守。
写于2025年10月30日 武昌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砚之(笔名),研究生学历,现任职于某家三甲医院,从事临床医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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