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体制边缘的“喧哗”者

——文学评论家黄自华评传

黄自华近照

 

黄自华与文友们在一起

人生有许多大喜大悲，许多丧失，许多收获，许多骄傲，许多沮丧，都渐渐被岁月的风沙掩去。唯有侏儒山下的琅琅书声依旧，蟹子湖畔的汩汩桨声依旧，依旧以那青春的温柔，抚摸我布满皱纹的灵魂。                     

——（摘自黄自华散文《等待》） 

 

一

如果说人类因思考而伟大，那么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艺术家便是“伟大者”中的活跃分子。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每一个独立思想者的生命本身，却处处显示着他们的被渺视；他们的生涯往往在黯淡中结束。从他们灰暗的生存境况中，我们往往感受到的是他们沉重的生。司汤达的墓碑上题写的是他自拟的墓志铭：“阿里果·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看似很潇洒，其实未必。思想者总是寂寞的，不是因为他们所处太高，而是缘于周围的沉寂。如同站在舞台上的演员，他们渴望轰然而起的掌声，而掌声迟迟不起，因为台下根本就没有观众。

文学评论家黄自华也是一个“渴望轰然而起的掌声，而台下却根本没有观众”的“演员”。没有观众的演员，是最可怜的演员！黄自华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但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文学评论体制边缘的“喧哗”者。用他自己的比喻来形容，他“是一只在空旷的沙漠上，孤独徘徊的野狼，声音尖锐而凄励”。黄自华藉此嘲笑自已，也嘲笑这个世界，但这不是所谓“自虐”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内省的勇气。因为正是从这种对于自我的审判中，他获得了自我解构的尊严。

我们人类自称万物灵长，实际上对于自身的底细，往往处于懵懂不清的状态。大哲学家蒙田曾对人类下过一个严酷的断语：“他们长期以来进行探究的全部结果，无非是学会了认识自己的低能。”人类即使不完全低能，却也是迟顿的。只要看看人们对待思想者的态度，人类就会为自身的不智而不堪羞愧。大画家高更去世后，他的遗物被人拍卖。卖得最廉价的，是他平生最后一幅画作。在一片哗然戏谑声中，画作以八法朗成交。倒是他储藏的醇酒、烟丝、罐头，引得全场肃穆起来，件件卖到了好价钱。

其实，这一切都不奇怪，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看待文人，同样也不会以其作品好坏作为价值评判尺度，而是谁掌握了话语权，谁的酒后醉语就成为准则。中国文坛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那些栖息在体制围墙内的主流派文人手中，中国文学的裁判尺度是由他们制定的。尽管那些人的文章，早已格式化为一种固定的官方模式，但它的权威性不容挑战。对于圈子外的任何真知灼见，他们都会嗤之以鼻。

黄自华是一个从高炉的烟熏火燎中走出来的“草根”评论家；一个没有进过大学校门，仅仅依靠自己的坚忍和勤奋成才并学识渊博的知识人；一个对腐朽愚昧、虚伪卑劣，永远横眉冷对、无情鞭挞的孤傲斗士；一个身在“江湖”心忧天下，愤世嫉俗的“另类”；一个对新的、真的、善的、美的一切事物声嘶力竭地叫好、对青年作家倾尽全力扶持的长者；一个被过去与未来纠结得痛苦不堪，被理想与现实撕裂得身心俱疲的殉道者。他的纠结，他的愤怒，他的痛苦，他的呐喊，他那颗被撕裂的心，究竟有多少人理会呢？

 

二

黄自华清醒地知道，在以主流话语为时尚的当代文坛，自己只能是一个在体制边缘野蛮生长，而且人微言轻的“草根”评论家。但是，他并不在意自己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他曾经在一首打油诗中嘲讽自已：“一袭青衫神情寂落，双目怒睁心底悲凉。激扬文字粪土权贵，笑傲风云睥睨古今。”（《自嘲》）

1941年，黄自华出生在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镇一个经济丰实的家庭。父亲是读书人，“自华”这个名字，是父亲从苏轼《和董传留别》诗“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句中提选的。那时候的侏儒山镇，号称小汉口，街市繁华，商贾如云。当年侏儒街上整齐平坦的青条石板路，如今已被深灰色的水泥覆盖。但是，拂去历史的尘埃，仍然能够窥见它昔日的繁华。读书人“唯有读书高”的入世情结，驱使父亲逼迫黄自华从小就在他的“戒尺”下识字读书。5岁读《幼学》，后进私塾读《论语》，背诵不了那些生涩深奥的字句就打手心。7岁进小学，父亲为黄自华奠定了厚实的古典文学功力。但他始料不及的是，从小接受儒学教育的儿子，日后却成了一个对儒学口株笔伐的叛逆者。

黄自华与武汉作协原主席董宏酞（左）、原副主席王新民（右)在一起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黄自华欣赏的是楚文化的纯真与热烈。他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与温和中庸的儒家文化不同，楚文化里没有以礼制乐的框套，它从一开始就是真诚的，不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是饱含着原始巫风的强烈激情，可以快乐之极，可以哀伤之至；可以生，可以死，可以癫，可以狂。楚文化的情感形式在显露与参与人生的深度上，具有空前悲剧性的沉积意义和冲击力量。黄自华生于楚地，在他的生命中，尽显楚人天性中特有的率直与激情、舛傲与固执。他将巫觋的迷狂转换为文字的迷狂，悲剧性地融入了对现实政治和国家民族的理性忧思之中。

黄自华原本就是一个在社会底层讨生活的普通工人，但他又是一个希望用精神而不仅仅用肉体活着的、并非一般的普通工人。黄自华的一生，都为自己角色颠倒的困惑所纠缠，他不间断地左冲右突，企图改变这种难以忍受的境地。他必须在工厂车间进行沉重的体力劳动，但在他的感觉世界里，自己的真正使命应该是写作。而迫于生活，他的大多数时间却又不得不花费在养家糊口的琐碎生活之中，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文学写作。实际上也可以说，黄自华一生都生存在挫辱感之中，为了逃避这种沉重窒息他的挫辱感，他只能潜心于文字的经营。他以精巧的文字搭构着、书写着自己的人生梦魇。也许这可以一时解除他的忧郁，但却不能够为他提供长久的心灵庇护。他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具有以文字建构一个完满、自足世界的能力。

 

三

人一旦与文学结缘，就很难与它斩断情丝。离开武钢，闯荡江湖二十余年的黄自华，其实从来就没有与文学告别过。这期间，黄自华仍然在俗事缠身的情况下，时有佳作问世。1987年，池莉的成名作《烦恼的人生》在《上海文学》发表后，黄自华写了《寓哲理于人生》称赞“作品所渗透的哲理意绪，比起那些贴满箴言警语的哲理小说来，倒是更具有启发读者哲理思考的气韵”，对池莉的小说给予充分肯定。

2004年，在一些评论家指责池莉小说“剥离了生活中的诗意色彩”，是一个“媚俗作家”时，黄自华在《小说评论》上发表了《批判的快感与尴尬》一文，指出“池莉确实是一个深受市民欢迎的作家，是一个书写世俗的能人，但绝对不是一个‘媚俗’的写手”。黄自华在评论文章中说：“轰轰烈烈，灿烂辉煌，待尘埃落定之后，一切又归于平庸。平庸注定了整个生命一种恒定的存在，于是，人与世界仍然无法摆脱被‘俗化’的命运。所以，就这一意义而言，写‘俗’非但不是池莉的‘媚俗’，而正是池莉的深刻。”

黄自华与池莉（右）留影

2008年，年过花甲、品尝尽人生百味的黄自华回红钢城蜗居，颐养天年。身不再奔波，心却再次跋涉。黄自华是文学的“情人”，文学是他的“家”，不管走多远，终归是要回来的。黄自华重返文坛时，《珠海特区报》副刊编辑李更，力邀黄自华撰稿。在大约四、五年的时间里，黄自华不仅为省内外著名作家、诗人如陈应松、熊召政、刘醒龙、刘富道、李建纲、刘益善、王新民、田禾、车延高、苏童、赵玫、叶文福、野夫、刘虹等写过评论，同时也为珠海和广东几十位青年作家作品写书评，为他们的新书作序。有了李更为他搭建的平台，黄自华得以大展身手，发表了百余篇文学评论和文化散文。仅2012年，他在《珠海特区报》上就发表了52篇文章，几乎每周都有新作见报，黄自华在珠海和广东声名鹊起，颇受关注。

 

四

文学评论家黄自华的文论，虽然以犀利深邃的思想内容、豪迈旷达的行文风格、丰富生动的语言文字，深受厌倦了当今平庸低俗文学评论的读者所喜爱，但他的名字与他的生存处境一样，始终处于灰暗、困顿、被遮蔽的状态。作为文学评论家，黄自华虽然有时也发出一些过于偏激、让有些人听了不太顺耳的“噪音”，会说一些“不合时宜”的“昏话”，但他从来不说虚与周旋的空话，尤其不迷信权威、迎合权势、跟随主流，去说人云亦云的假话。我们不能够肯定他的发声都是准确的，但是，可以肯定的说，黄自华是一个敢于在自己的作品中说真话的评论家。

黄自华文学评论作品有着自己独特的书写路径和语言风格。其最明显地特点就是不合常规，而这种不合常规并非刻意，而是天性。如同规规矩矩的果园里疯长的一株叶藤，因为有野生的基因，有吸取营养的能力，有接受风雨雷电的能力，源自乡土的野性，能够自成一格。此外，黄自华还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一种基于社会的、人性的批判精神。在他的文学评论作品中，往往浓缩着大量精辟的思想和哲理，高屋建瓴，倾盆而下，一泄千里。常常是整篇文章激情四射、充满张力，文采华丽，极富美感。用他的话说“我没有受过严格的写作训练，这是我的软肋。但正是因为没有正规训练，所以我的文章不受固定格式的束缚，野蛮生长，不讲规矩，率性而为，随心所欲，这又成为我的评论文章，区别于精英评论家‘周正方圆、有规有矩’评论文章的最显著特点。”

黄自华著作颇丰，著有《批判的快感与尴尬》《荒漠之舞》和《边缘喧哗》等文学评论著作。此外，他还写了不少随笔、杂文、新旧体诗词，和关于历史、艺术、文化的散文，并结集出版了《思考者的孤独》《穿越历史的无限悲凉》和《天才的宿命》等专集。著名作家赵玫评价他的文学评论作品“观点独到，大捭大阖”；著名诗人车延高赞誉他的文学语言“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品读黄自华的评论文章，我们能感受到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彻骨的冷峻与忧愤。黄自华身上洋溢着一种对现实不妥协的求索精神和浪漫主义理想品质，他那一篇篇思想深邃，思辩敏捷，文采飞扬，给人启迪的文学评论作品，纯粹了他诚挚的天性；他敢于批判、敢于担当的勇气和直抵真相的率真与质朴，在广大读者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吸附力”。

宁愿忍受精神上的漂泊，拒绝权力的庇护，追求精神自由，是那些离经叛道者的身份符号。历史和现实都可以一致指向这一残酷的事实：思想者如果得到权力庇护，一定意味着丧失精神自由，而丧失精神自由的人，漂泊者的身份也必将随之消失。权力可以庇护向权力归附的人，却绝对不会庇护具有独立精神的思想者。即使心情最好的时候，权力对思想者也总是充满着警觉，因为思想者永远都在妨碍权力，权力从本能上排斥和仇视思想者。除了《水浒传》里描写到的那种“招安”之外，权力不可能在任何思想意义上庇护思想者，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逻辑。当然，也有曾经在体制外漂泊过的聪明人，最后选择了妥协，成了权力者的附庸。这种人，哪一个时代都有，而且很多。他们以灵魂的堕落换取一种通行的活法，在这种活法中想方设法攫取一定的物质利益和安全保障。唯独真正的思想者大道当风，不改初衷，坚守着自己的阵地。这是一种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使思想者成为对现实世界发出大声诘问的人。

 

五

黄自华是中国文学前途与命运的思考者。他的文学评论常常对当下的文学表示深深的忧虑，发出“大声诘问”。因此，人们可以想到，他这种有悖和谐的“喧哗”，其价值观显然游离社会主流之外。因此，他今天这种体制外的窘困与落寂并非偶然。不过，他孑然而立，所能够倚仗的也仅仅是对社会、人生的痛苦思索。思索成为他“在”的唯一证明，他只有在对思想的阐述中，才能证实自己的人生。所幸的是，这种思索产生出的精神能量，使他耐受住了寂寞，耐受住了痛苦，耐受住了可怕的孤独。

黄自华（左）与刘富道（中）等在一起

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许多具有执著精神追求的殉道者，也不可能让生活接受历史原则而非现实原则的支配。但是，一个时代，或者任何时代，总会有很少一部分的殉道者，尽管他们力量非常单薄，备受讥疑和排斥，但谁都无法制止他们的产生。他们或许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毫无用处，不能解决人们任何的实际问题，可是，作为人类的良知、信心与勇气，他们所坚守住的那份纯粹性，是在拒绝了多数人孜孜以求和现实慷慨赠予的种种利惠的前提下才获得的。他们通常被人们称之为所谓的“另类”。历史需要他们，人类的根本利益需要他们。他们饱经磨难的生存困顿，体现了人类生命的庄严性。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是生命际遇无定的感慨；“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是人生得意终有尽时的悲叹。对于穷途末路的人来说，就像柳宗元笔下被看穿了底细的黔之驴，不管最后怎样发力，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注定的结局。一切已经随风而逝，那也只好由它。虽然会有难耐的寂寞，时时啃噬内心，扰搅平和，也只好无奈地承受。“人生就如同飘忽不定的白云，谁知道归宿何处? 它是转蓬一般浪迹天涯的行踪？还是一段依依不舍的别情？人们甚至来不及举起头来问候那一片白云，它就匆匆逝去，淹没在茫茫的天际，不留下任何痕迹。”秋叶零落、秋风萧瑟，一个心灵纠结、蹒跚独行的孤独老人的背影，似乎又渐渐在我的面前清晰起来：这是一个从高炉走出来的草根评论家，他文采斐然、天马行空、思辩敏捷的肆意书写，令众多名家高手拍案叫绝！这是一个听从良知召唤，不依附、不苟且的离经叛道者，一个忧国忧民、愤世嫉俗，不甘寂寞的喧嚣者。他率真浪漫的品格，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和启示。

 

作者简介：王志钦，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多部。

 

黄自华作品链接：

似醉犹醒刘富道 

我与刘富道先生是同辈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阅读他轰动中国文坛的小说《眼镜》和《南湖月》的时候，就知道刘富道这个作家的大名，而真正见面认识富道先生，则是30年后的事。也是因为“书缘”，我在恩师李建纲先生的书房里，第一次见到了富道先生，他们都住在湖北省作协大院。一见面，富道先生便说，“看了你寄给我的两本评论集，觉得文章有些另类，文本有些独特，没有俗气，而且还是蔡甸区人，彼此同乡，年龄相仿，便想到要见见面。”在建纲先生的寓所，我们交谈甚洽。富道先生的谦和与友善，更是在相互之间，凭地增添了一层令人难忘亲切感。

黄自华与刘富道（左）在一起

我是一个十分自卑而且怕见生人、尤其怕见名人的人。虽然上世纪80年代初便加入作协，但与湖北、武汉地区的作家鲜有来往，省市作协的大楼，至今也没有去过多少次。所以，初见富道先生，的确有些诚惶诚恐的感觉，但交谈之后，觉得也不是每个名人都是神龛上的玉皇大帝，富道先生待人谦虚友善的态度，给了我一种普通朋友的随和感觉。后来回蔡甸，果然又从家乡人的传闻中，进一步知道了更多关于他虽然大名在外，却低调为人，善待师长，亲和学友的故事。

近两三年，与富道先生交往，每年总有几次聚会，言谈甚欢，彼此了解更加透彻。知道他不仅爱读书、爱著书，而且爱酒、爱书法。不仅他的小说出名，书法出名，喝酒也颇有“魏晋之风”，誉满文坛。

文人与酒的故事，自古就是历史佳话。有人借酒避世、以醉遁世；有人落魄江湖，以酒涤愁，放荡形骸，从醉酒之中寻找灵魂的安慰；有人则在醉酒中寻求灵感。尼采爱喝酒，他认为喝酒之后的那种迷狂状态，可以让他的艺术精神得到升华。阮籍任性不羁，放浪形骸。曾连日酣饮，大醉六十日，好像永远都不愿从醉酒中醒过来。阮籍饮酒为的是醉，甚至是为了葬身于酒；东晋诗人陶渊明，是割发置酒的饮君子；苏轼也爱饮酒，经常通宵达旦地喝。如他那首家喻户晓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在“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的情况下写就的。他还有一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道自己三更时分，酒醒归家，家童已睡，敲门不应，于是他就“倚仗听江声”。最后，他还悠悠地叹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令人感到酒对于诗人来说，就是一种让诗发酵的激素，仿佛诗人们唯有在大醉中才能寻找到诗的灵感，让笔下的诗情升腾奔放起来。

富道先生的书法一向稳健，然而也有醉后狂书，气势张扬的时候。昨日去东湖，得富道先生宝墨二帧。其中“师法自然”四字，就是他八两白酒之后的“醉书”。因醉而狂，由狂而野，野则灵，其笔法有风动枝头的轻盈，也有老根纵横的高古。富道先生一生清醒理智，唯醉后方能狂它一把，这一狂，倒是真正狂出了人生的另一种境界。

回到家中，展开富道先生的“醉书”凝睇良久，它不仅让我对历史上酒与诗，酒与文章，酒与书法的传奇故事深信不疑。而且还让我立即联想到富道先生的文章，比如他的纪实文学巨著《汉阳事件》。按照常理推测，一生清醒理智的富道先生，写出被世人传诵，也被意识形态认可的小说《眼镜》和《南湖月》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样是清醒理智的他，又怎么会耗去六七年的光阴，写一本显然只有酒醉之后，才能够壮着胆子去写的惊世骇俗的另类著作呢？所以，我只能这样妄想：富道先生也有无酒自醉的时候，始终清醒的刘富道，几乎是不可能完成一部横卧历史魂灵的，洋洋数万言的《汉阳事件》的。

富道先生在《汉阳事件》里构建的世界，是一个看不见的时空，在看不见的时空里，他让人生变得坦荡如原野。我们只能听着原野上那若有若无的马蹄声渐渐远去，所有的语言，都变得稀渺似无。一轮苍凉的老月亮悬挂中天，灯下阅读富道先生书，阅读富道先生的人，对于我自己是一种精神上的越狱，它或者会让我找到曾经丢失了的精神故乡。

《汉阳事件》应该是富道先生对自己文品、人品的最佳诠释了。富道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最具中国文人的特色。他始终以一支笔、一颗善良的心，默默地书写，他把所有的委屈留在心里，收藏下来并悄然融去。将自己孤独的背影，隐入一个小小的书房内，专心学术，只留一头苍然的白发，在风起云涌的世道中，任其飘摇。

在寻找个人记忆的过程中，很多青年时期的片断，会时时泛出令他无比惊骇镜像。他希望遗忘的爱和恨，仍然顽强地生长在记忆中。青年时代，富道先生一直都在迷茫中穿行，没有谁能够指引他穿越的线路，真正能够依靠的是自己的理性与智慧、勤奋与坚强。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名炙文坛。然而，富道先生并不为名利所累，因为他看得穿，想得透。其实，“名”也是一种沉甸甸的东西，有人为了虚荣心需要它，有人为了别人的希望而需要它，但真正的理由，应该是自己完善人生的需要。人生几十年，就是一阵风，匆匆而过。一阵风过后，无影无踪，什么都不会留下。

如今，富道先生已经完全可以不关注世上的任何人事纠结，不在意任何人对自己的关注和期盼了，他宁愿孤独地守望自己的自尊。或许，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内核，不能说它是好还是不好，也不能说它应该还是不应该。因为它是在一个特殊人文环境中成长的人的一种与过去和今天都完全不一样的精神气质。

富道先生为人为文，都以一种沉静平实的情怀纳之、容之，兼容并包，从不排斥和拒绝不同方式侵入的任何奇离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他以性格温雅中的坚韧，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用独特的眼光，独立的思想，观察世界，体察人生，他不随波逐流，不与世俗为伍，默默地思索着，写作着。他也似乎隐隐约约看到了自己身体里盛放的落寞，就像隔着遥远的鸿沟，看着愈行愈远的历史。

几十年漫长的写作生涯，富道先生的身后，始终跟随着一道耀眼的光芒，但是，在源源流淌于笔头心尖的文字当中，富道先生真正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那份恬淡、那片能够容纳他尽兴遐想的天空吗？其实，生命原本就是一场虚假的繁荣，文字如同汪洋海水，缓慢筛选掉时间留下的隐秘印记，筛选掉喧嚣和是非，最后只剩下寂静的天、寂静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