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40年，是国家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阶段。我国从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走上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作为共和国的一位普通公民，这四十年也是我人生经历的重要阶段。我今年80多岁，生命的一半时间与这40年相伴，而且书写了我的传奇般经历。可以说，我有幸成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巨变的见证者，中国腾飞的参与者，更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在纪念改革开发40年的日子，兴奋鼓舞，感慨万千。我将个人的学术与人生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畅抒胸怀，以这篇文章敬献给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岁月。
一 、冰消雪融 春江水暖鸭先知
在这40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中，有一个不可绕开的重点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从历史的大节点上说，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诞生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邓公改革开放思想的起点却是他1975—1977年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以及他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命题。
1975年，“文革“的动乱，极左的猖獗，使得生产停顿，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民生凋零，民心思变。四届人大，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提议，起用邓小平。1975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 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邓公复出后，抓钢治国，整顿铁路，恢复生产。邓小平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才能，扭转局势。毛泽东当时说了句：“老九不能走。”邓公同时将目光转到科技、教育领域。他明确指出：对劳动模范、老工人、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要落实。1975年初，他让胡耀邦、李昌等到中国科学院蹲点，调查科技战线知识分子状况。
当时 “四人帮”控制意识形态领域，依然极左盛行，科教文事业一片凋零。邓小平力图在文化教育领域打开缺口，进行整顿。便主动要求国务院政研室收集文化、教育、科学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胡耀邦等调研后，由胡耀邦同志起草了“科技工作汇报提纲”（后称“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当时我被借调到湖北省教育局高教处工作。教育局副局长邹时炎同志得到了由胡耀邦同志起草的这个汇报提纲，还有一份部分政治局常委听取《科技工作汇报提纲》谈话的资料，立即向教育局高教处的全体同志传达。又听了毛主席形象比喻知识分子处境的“老九不能走”，大家欢欣鼓舞。我们立即用复写纸将以上两份材料复写出来，几乎人手一份，进行学习。大家受“四人帮”长期压抑的怨气一吐为快，感到党的教育事业将会恢复生机，有了希望。当时省教育局领导和省委宣传部教卫处领导立即组成“调研组”调研湖北高校知识分子状况。由宣传部涂处长领队，从有关单位抽调人员组成调研组，成员有陈传德（省委宣传部）、尹均生（省教育局）、李静堂（中南财大）、卜芳钦（武汉大学）、余冬清（武汉师院）、瞿春久（湖北中医学院）等人，指定我作为会议召集人，8月份进驻武汉大学，到数学系、化学系进行调研。临行前，涂一兀、邹时炎同志嘱咐我们一定要多听取老师们的意见，以事实为依据，客观、真实地写出一个调查报告，为教育整顿提供依据。在武汉大学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在两个系召开了十几个座谈会，拜访知名教授和中青年知识分子,如化学系著名的查全性教授，数学系中年教师陆见可等。在毛主席“老九不能走”思想精神的鼓舞下，他们也听到了中央整顿科技工作的精神，便畅所欲言地把近十年的闷气都喷发出来。他们对“科教组”负责人迟群、薛蕴山之流把高校说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把中年教师说成“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十分气愤。他们动情地说：“我们读小学，当少先队员时说是‘祖国的花朵，’我们读中学入青年团时说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说是‘祖国的栋梁’。今天怎么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对于所谓‘两个估计’，实在想不通”。针对“四人帮”大喊大叫当前高等学校“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谬论，一位中年教师痛苦地说：“天天搞斗批改，批封资修，没有时间搞业务。天天说学校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我现在是‘有知识和没有知识的矛盾’，不知道将来拿什么去教学生。”教师们都说：“毛主席说过，允许知识分子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我们现在连六分之一的时间都没有！”这些义正辞严的呼声，实际上已形成对“四人帮”在高等学校推行极左路线的控诉，我们当时身有同感，也受到了一次思想教育。对他们的发言作了详细记录。后来教育部长周荣鑫也派来调研组进驻武大。由我向他们汇报了调查情况，他们做了详细记录。10月份，由我执笔写出七、六千字的《湖北省高校知识分子当前思想状况》的调研汇报草稿，我们列举了武大教师在思想上存在的诸多困惑和生活上的困难。包括老年教师长期劳动，身体健康很差，中年教师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窘迫等情况。今天看来，我们这篇反映知识分子状况的调研报告，就是知识界反对“四人帮”肆行极左的心声。邓小平同志筹划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信息，引得“春江水暖鸭先知”。但是，这时却传来了清华大学批判所谓“右倾翻案”的消息。我们调研组全体同志经过讨论，一致认为还是应该顶住压力，不怕风险，实事求是地根据调查写出报告，并亮出我们的观点。在定稿时，我向涂一兀、邹时炎同志请示，他们说，如果你们认为自己调查是对的，是真实情况，还是照样写。鉴于“四人帮”的爪牙还在台面上，我们只将迟群、薛蕴山两人的名字划掉了。我将报告一式复写两份交给了宣传部领导和教育局邹时炎同志。那时，教育部周荣鑫部长正打算根据邓小平指示开始动手抓教育整顿时，“四人帮”兴风作浪，周荣鑫部长被迫害致死，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刮起来了。我们调研组只得撤回省宣传部和教育局。面对这样极不正常的状况，包括孔一局长、邹时炎同志在内的教育局领导和宣传部教卫处的领导陈立果、涂一兀同志镇定自若，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省委宣传部、教育局没有人“批邓”，也没有人“反击右倾翻案风”，每天一杯茶，一份报，保持沉默的抵制。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所说：“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事实，又违背人心，一开始就受到广泛抵制。”这时，人民日报忽然在头版头条报道武汉大学XX系“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消息，矛头指向教育部和我们调研组以及发言的教师。省委宣传部和省教育局的领导对此视若无事，不予置理。我们参加调研组的同志没有一个人受到质疑或批评。
在此期间，我参加了省委书记韩宁夫同志召集的湖北省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会议，我担任会议记录。韩宁夫书记在会上针对“四人帮”大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激动地大声说：要牢牢掌握大方向！你不是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你怕什么？你是共产党员，是党委书记，你就要大胆起来抓工作！我目睹了省委领导、有识之士的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对“四人帮”的极度愤怒和抵制。这些正说明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后，挣脱了无休止的批斗，砸烂“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枷锁，广大知识分子极力拥护邓公的改革开放？为什么千万知识分子由此焕发了学术青春？后来在改革开放40年中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的历史原因。当年参加过我们在武汉大学座谈会的化学系教授查全性，后来向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反对迟群等人把中年知识分子当成“复辟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数学系教师陆见可后来成为武大学术骨干、博士生导师。
在那个特殊时期，冰雪即将融化，春天就要到来。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滔滔长江水，毕竟东流去。1977年3月底开始，，首都人民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自发汇集的天安门献花圈、朗诵诗词，痛斥“四人帮”的罪行，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显示了民心所向。回顾改革开放前夕的这一段历史，恰恰可以证明，三年后的1978年，邓公主政的改革开放，顺应民心大势，符合历史潮流，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大潮不可阻挡，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作者简介：尹均生，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华中师大出版社原总编辑。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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