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承继先师 教学科研齐奋力
尹均生教授在授课
60 年前，我从鄂北山区的小县城均县（今丹江口市）来到武汉就读华中师院中文系。对于 一个连电灯和自来水都没有见过的山城小伙，这个九省通的大都会是多么新鲜。但是满怀学习知识渴望的我，不是来欣赏大城市风光的，而是中文系那些名教授的课深深地吸引着我。系主任方步嬴教授讲起元曲和关汉卿低咏高唱，如醉如痴；石声淮教授上课一会用古韵高咏屈原的楚辞，一会对我们喊着“孩子们”；高庆赐教授以打机枪的语速讲现代汉语，口里一讲毕，板书刚好写完；杨潜斋教授讲课时说：我站在讲台你们就记，我离开讲台你们就不记，但他常常站错地方；许清波教授虽然个头矮小，但讲现代文学时声音特别尖细而高亢；谢善继教授讲唐诗摇头晃脑，十分投入；熊庚甫教授讲写作课丝丝入扣，王仁载老师上写作课时对我写的一篇童话大加赞赏；胡雪教授讲外国文学，慢条斯理，如烹小鲜。我们还有幸聆听了原华中大学校长、著名哲学家韦卓民教授的逻辑学，先生声若洪钟，气度轩昂，讲课时却幽默风趣，且善于奖掖学生，我在面试时受到过先生的褒奖。教授们以他们丰厚的学养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以他们对教育工作的热情感染着我们忠诚，以他们高尚脱俗的人格影响着我们灵魂。正是在那较为平静的两年，他们的教学为我们将来做学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他们虽然全都驾鹤仙去，但我们怎能忘记他们的恩泽和教诲！
1966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校园的平静。“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白专道路”、“白专典型”的帽子满天飞。敬爱的老师们无不受到冲击。口号呐喊冲走了朗朗的读书声，大字报湮没了教材和讲稿，校园一片荒芜。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后，恢复高考和大学招生，校园才恢复了生气昂然的景象。1977年，工作调整，我回到中文系教学岗位。时代风云的变化，让我重新搞业务，正是我所期望的。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激情飞扬、壮志凌云的岁月。我作为全国知识分子的一员，那种获得重新解放的心情是今天的青年无法感受和领悟的。只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用当时的话说，就是“甩开膀子大干”，要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这个时候，钻研教学，开展科研，发表论文，撰写著作，再也不担心被说成是“名利思想”、“白专道路”；同国外同行、友人联系，再也不怕被扣上“里通外国”的“间谍”帽子了。
1978年6月，为了拨乱反正，高教部在武汉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我被指名担任会议“简报组”负责人。那次会议，全国各知名大学的教授、专家聚集一堂，义愤填膺地齐声批判“四人帮”在“文革”中推行的极左路线和迫害知识分子的滔天罪行，有的人在发言中声泪俱下。为了真实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会议的简报要直送中央政治局。我共编了近50期简报。其中最重要的一期，是反映代表们强烈要求给孔子平反，要求给儒家学说地位以科学的评价。有的教授因为研究孔学而遭到批判斗争，他们要求摘掉强加给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这期简报应该是最早提出为孔子平反，为这位“先师”正名的强烈呼吁。
1980年，我担任写作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为了开拓写作课教学和科研的空间，除了教写作课，我依据自己的兴趣和多年积累，便选定报告文学、散文作为科研方向，并团结全体教研室老师为写作学科的建设和科研作了不少努力。
1980年11月，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学院、东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武汉师范学院的写作教研室酝酿成立“中国写作学会”，我是发起人之一，要求重视写作教学、提高写作课的地位。学会挂靠在武汉大学，并创办了《写作》杂志，发行量曾达到百万份，受到广大工农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邓颖超同志为学会题词“为振兴写作学科而努力！”这一年，受教育部委托，我和汪文汉同志执笔起草了《高等师范院校写作课教学大纲》，由教育部审定颁布施行，也是编写写作课教材的依据。
1982年，我组织中南地区写作课教师编写出《写作概论》教材，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再版10 次，发行量达60万册，为 全国50 多所学校采用。获1993年“全国（文教类）优秀畅销书奖”。随着写作教学的深化改革，中南地区六所高校联合，由我主编，出版了《写作学概论》，综合写作心理学、写作传播学、写作素养学和实用文体相结合，被认为“具有科学的系统观念的新教材”，获湖北省优秀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奖。这些成果被写入《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史》（王志彬主编，200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
尹均生教授1983－2010年出版的专著
1983年，我校中文系第一个在高校开设报告文学研究选修课。《光明日报》立即作了报道。同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报告文学理论专著《报告文学纵横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尹均生 杨如鹏合著）。
1985年，我编著的《新闻体裁写作》出版，作为武汉广播电视大学教材，发行5万册。主编《写作范文丛书》（分“诗歌卷”“散文卷”“小说卷”“报告文学卷”“杂文卷”）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86年，国务院李鹏总理批示，在全国开展远程电化教学。首批课程，由我校担任《写作与作文评改》和《汉语》两门电视教学，在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播讲。我担任“写作课”讲播组长兼主讲之一。由此，国家拨款购买设备，建立了我校“电化教学研究中心”。后来发展为今天的“国家数字化学习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招收博士生。同年，我在华师率先招收“报告文学硕士研究生”，这个专业第一次出现在教育部攻读研究生专业目录。
改革开放头十年，我主要致力于写作学科的建设和研究。多次获得学校教学、科研成果优秀奖。东北师范大学李景隆教授评价说：“华中师大中文系尹均生教授带领的教学梯队，在全国近5000人的教学与科研队伍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一向被认为是全国写作学科的中心之一“（1989年11阅日公函）在这期间，教育部在武汉大学、湖南师大举办的“全国写作教师培训班”我是主讲教师之一，并在广西、四川湖南广东、陕西等地讲学，培训青年写作教师。从1990年——1995年连续担任校教学委员会委员，为本校的主干学科建设和评审、重点学科建设发展谋划建言。
上世纪80 年代起，还致力与国际报告文学研究的开拓工作，对欧美和苏俄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进行梳理和探讨，写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文章，有近十篇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刊出。我相继出版了《国际报告文学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林非先生说；“尹均生教授对于国际报告文学的研究确实是在这个充满巨大生命力和发挥广泛社会效应的领域中间作出了全面而又深入的建树。”2011年，专著《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获得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首届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奖”。评委会发布颁奖词：“尹均生教授是资深的报告文学理论家，著述颇丰，他长期以来潜心于国际报告文学的研究，《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是他这一学术成果的结晶。该著展示了近百年来国际报告文学的整体风貌，尹教授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国际报告文学研究开创者。作者还以全球化的视野审视中国报告文学，在报告文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丁晓原博士在其《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安徽大学出版社）中列专章对我的报告文学研究 予以评述。
更令人感到振奋和欣慰的是改革开放34年，不仅国家的经济大发展，而且也是人文科学大繁荣的时期。桂子山前辈学者的学术事业在我辈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1998年，中文系以写作教研室为基础，用我在新闻和报告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向教育部申报建立新闻传播系，立即得到批准，设立了新闻学和新闻传播学两个专业，即今天的新闻传播学院。（80 年代初，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朱九思院长邀请我为该校创办新闻系，因为学校不放人而未果；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要开设新闻系也派人来向我咨询意见）2012年，全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奖的8个奖项，有4 个奖为我本人和曾在我系写作教研室受业的本科生和我指导的报告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获得，也就是说，我校师生拿到全国奖的一半，充分显示我校报告文学研究的实力和影响。随后，又有我的两位学生被聘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项目的评奖委员。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系招收的报告文学研究生，现在都是教授，从教于许多高等院校，有的还获省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由于斯诺研究和国际报告文学研究的成绩，1993年我成为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认定我是现当代文学博士点散文、报告文学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1999年被湖北省委、省政府授予“湖北出版名人”终身荣誉称号。2010年，湖北省大型时政刊物《今日湖北》刊登长篇通讯：《为美国斯诺“平反”的中国推手——记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尹均生》，2011年文学院主办的《文学教育》刊登梁志群副教授写的《国际报告文学学科奠基人尹均生教授》。2012年《长江商报》刊发《尹均生：国际报告文学中国拓荒者》，《文艺报》、《中华文化论坛》、中央“求是理论网”、《中国社会科学报》均刊发了书评。2013年3月18日《湖北日报》刊登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樊星教授写的《充满阳光和活力的学者》，中国作家网”、“中国日报网”、“湖北教育权威信息发布网”、“华大在线”等大型网站全文转载。2014年第10期《华中学术》刊发《桂子山—我学术成长的摇篮》，介绍了我的学术历程；2015年，被邀请担任《国际友人看中国》大型系列丛书编委。我的个人业绩被载入《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家辞典》（英文版）、《中国写作理论家》等国内外辞书。
我在桂子山生活了60年，几十年学术研究的路似乎并不漫长，但我的根始终扎在文化底蕴丰厚、学术大师如林而又钟灵毓秀的桂子山上，我个人取得的成绩也只是沧海一粟，但我由此认识到，这几十年能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是我们的老师的知识哺育和人格熏陶，更得力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和煦春风，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党所营造的良好而宽松的学术环境，以及家人的理解和帮助。虽然前进的路上并不平坦，也有某些刁难和阻遏，但良好的大环境使这一切终成现实。这是我学术与人生成长之旅最深切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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