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犁、耙、耖、辊、车等，是古往今来乡村最主要的劳动工具。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当前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器物正逐惭逝去。作家周镇明观察之细微，并赋予这些器物人性化，用点点滴滴的琐事将这些器物串将起来，便有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昔日乡村风景画，愈品愈让人留连不已。本网特予以连载，以飨读者。
在异乡的深夜，我常常陷于深度的虚妄，窗外是无穷尽的黑夜，无穷尽的远方，无穷尽的人们，然而所有的无穷尽都与我毫无关系，我像漂浮在太空中的一粒尘埃，只有落回故乡的大地才有永久的依附——哪怕我再次被那锋利的铁锹一切两半。
我怀念铁锹，正如我怀念所有的农具。虽然我不再土里刨食，但它们的气息无所不在。作为一个农民之子，我对这种气息迷恋得如痴如醉，它像凝固的时光盘踞在我脑海里，有如铁锹在地上铲出了一道口子，记忆的泡沫不时从中流出。
我想到了吴伯，那个人称“锹王”的吴伯。
吴伯是位退伍军人，一张四方脸黑得发紫，身壮如石礅，走起路来像一辆坦克，碾得地皮“哒哒”响。在大集体的时候，他干活最下死力，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大队书记材叔见他是从部队出来的人，思想好，觉悟高，便安排他当第六生产队的队长（我们周庄由五队和六队两个生产队组成，共一百多户烟灶）。吴伯极是看重，说这个生产队长相当于部队的班长，兵头将尾，别看官小，但责任重大，“上头一根针，下头千根线”，什么事都要生产队长“穿”，“穿”错一根线都不行。吴伯把在部队搞革命的劲头带到了生产中，把六生产队的生产抓得呱呱叫，成为公社的一面红旗。吴伯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长，年年都被上级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劳动积极分子”。他这个光荣的生产队长，直当到1983年分单干为止，足足当了三十多年。
吴伯用锹的本领，就是当生产队长时练出来的。
我的故乡监利县地处江汉平原腹地，虽沃土如膏，却年年涝灾，是个有名的水袋子。为了根治水患，政府修了很多水渠，而修水渠的工具，主要就三种：锹、扁担和土筐。可以这样说，江汉平原大地上万千上万的沟渠，都是农民用铁锹一锹一锹挖出来的。
见识吴伯“锹王”的绝活，还是1986年我第一次上水利的时候。
那年我还不满16岁，父亲说，老三可以当一个劳力用了。今年的水利任务不重，就让老三上去吧！
我兴冲冲地收拾收好行装，然后和队里的劳力一起坐着拖拉机上工地了。
上到工地后就是分段。我这一组的工段恰好与吴伯的工段紧挨在一起。吴伯看见我也来上工了，有些吃惊地说：“老三你怎么也来了？放寒假就好好在家里做作业，上么家伙水利？搞伤气份（荆南方言，犹伤气力）那可不是好玩的呢！”
这次水利工程是荆江大堤的压基地，虽然不用爬坡（这也是父亲派我来的原因），但取土的地方却是一片淤泥地，须要先挖龙骨沟把水沥干后才好正式开工。
我闲来无事，便上工地玩耍。只见吴伯和其他几个人正在挖龙骨沟。这年他已是六十开外的的人了，可干起活来生龙活虎，比一般的小伙子都要强。此时已是冬天，可他却赤着双脚站在冰冷刺骨的稀泥里，身上热气腾腾，手上的铁锹不停地挥舞着，把一锹锹稀泥掀到硬坡上，砸出清脆的声响。
稀泥沥了几天后，变得像老豆腐一样能成形了。镇村干部们拿着竹条，挨家挨户上东家的门催民工上工。记得开工的第一天早上，有个镇干部拿着竹条子抽打我的被子，一边用脚踢着，嚷嚷道：“起来起来！快些上工去！”我火了，一掀被子站起来吼道：“你给我放尊重点！农民不是猪，有你这样赶人的吗？！”那个镇干部眼一翻，正要发火，这时吴伯刚好从隔壁家走过来，见状忙过来劝道：“他一个小孩子，你郎（荆南方言，犹“您”）这么大一个干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那干部不好再发作，只好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骂骂咧咧地走了。
然老天不作美，上工时偏偏又下起零星小雨，有人说道：“下就下大点，免得我们老子上工。”但这老天爷好像故意和人作对，刚一到工地雨就停了，只把路上淋得湿滑滑的讨人嫌。
由于路太滑，无法挑担子，但干部又不让回，大伙只好用锹起泥了扬上去。
工地上的稀泥有三锹深，待挖到四锹深时，下面的黄土一下变得坚硬如铁，一些臂力大的壮劳力也挖不了一会儿就要换人。力气小一点的， 只好用肚皮顶——人和身扑在锹把的拐头上，双臂用劲的同时，肚子也用力往下一挺，双脚腾口，借助体重将锹口插入。一天下来，那肚脐眼挺得青红紫绿，像唱戏的花脸。
这时吴伯“锹王”的威风就显出来了。
不管土多硬，吴伯从不用肚挺，只是双臂一叫劲，那锹像带了电似的切下去，直没锹身，抽出来后再左边一锹，一块完整的土坯便切成了，吴伯顺势扭腰，送胯，旋臂，三个动作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锹上的土坯“呼”地一下飞出去四五米远，然后“啪嗒”一声落在地上，却完完整整地不破裂。吴伯也不看，只是一块接一块地往上扬，那土坯像长了眼睛，一块垒着一块，就像人垒的一样整齐，大伙看得呆了，俱停锹杵着，眼神只锥着那一块块土坯飞来飞去，镇里干部见一群人泥塑似的站在那里不干活，以为是偷懒，便气冲冲地过来看究竟，待看见吴伯这个场景，也不由得怔了一怔，尔后双手一拍，鼓掌喝道：“好！”然场下却无一人附和，倒把那几个干部弄得脸如血泼，风干在那里。
第二天天终于放晴了，但路上还没干好。但民工有的是办法，拉来稻草垫在上面，这样就不滑了。
相比挑担子，挖土相对轻松些。村里人看我年纪小，便安排我拿锹挖土。我道一声好喱，呸呸地朝手掌心里吐了两口唾沫，然后又搓了搓，踌躇满志地拿起一把锹，“卟”地插下去，谁知那土硬得像铁，锹刃只下去半寸左右便像焊在那里不动了。我把身子扑上锹把，四肢腾空，像座飞机似的一前一后地使劲摇，那锹温柔之极地一丝一丝往下移，只挖到小半锹深时，便再也挖不动了，无奈，我只好把这半块泥坯掰了起来放在面前的筐子里，看着饭碗也似的泥块，我的头发根都羞红了。
吴伯见我挖不动，便对我喊道：“你找一段软的地方挖！”
我旁边的一位堂兄听了，忙把他的位置腾了出来，说：“老三你到这里来挖。”我过去试着挖了一锹，果然相对软了一些，但还是比较硬。我不想让人笑话，便使出全身力气来，但锹还是不大听使唤。吴伯见我不得法，就提着锹走了过来，说：“挖锹也要讲方法的。你先站在一边看着，我教你怎么用锹。”说着左腿往后退了半步，身子稍朝右侧，左手握在锹把下部，右手掌撑在锹拐上，然后一躬腰，双臂同时发力，那锹便切进去了半截。等插不动时，吴伯再右脚踏在锹背上用力一蹬，锹终于插到了底。吴伯并不拔出来，而是对我说：“你看看锹身和锹把，有什么奥秘？”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说：“锹有三分之一露在外面，锹把是往后斜的。”吴伯手一拍，说，对了！锹不能完全吃土，只用三分之二切进去，这样会省很多力。如是满锹吃土，就是再大力气的人也挖不动。还有锹身往后斜也是为省力。但也不能斜得太厉害，斜得太厉害了土坯就挖得太薄，就容易破。锹把竖得太直又不好用力。你看你用锹，锹把是直的，吃土是满的，这怎么挖得动？另外挖土块也是讲锹法的，挖一块土坯要三锹：左一锹、右一锹，再中间背后一锹。起坯的时候，要把锹把轻轻往前推一下，把最底层的土给断掉，免得它扯断了土坯。
我没想到一个简单的挖土竟然有这么多窍门！
我无法挖动坚硬的泥土，只好捡起担子去挑。
给我筐子上土的是我的邻居黎庆义。这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家伙，仗着一身蛮力，在村子里小偷小摸，横行霸道，我家更是他欺负的对像。他见我来挑担，就在每只筐里上了三块大大的土坯，一担共有六块，堆的小山头也似，连筐绳都无法扣拢。我蹲下身，憋足了一口气，试着往上撑，那对筐子只略略动了动，哪挑得起？可我不想在黎庆义面前出丑丢脸，于是把两手撑在膝盖上，腮帮子鼓起两个坟来，试图慢慢地直起腰。正挣扎时，陡然觉得肩上一轻，抬头一看，原来是吴伯接了过去。只见他双目圆睁，对着黎庆义吼道：“你个狗日的心里杀得人！庆伢（我乳名）还是个没长熟的伢儿，你上这么多土，是成心想搞废他吗？你说，你要是把他的腰压炸了咋办？！你狗日的养他一辈子？！”众人看了那担土，也纷纷指责太过份，把黎庆义搞得面红耳赤，忙借口拉尿一溜烟跑开了。
这次培堤（基）工程我们足足干了二十多天。我的肩和手被磨起泡、流血，再起泡、流血，然后结痂、起蚕，成了一双老手。在某一个下工后的黄昏，我独自漫步在荆江大堤上，此时西边落霞如血，清冷的空气中传来《秦香莲》悲恸凄婉的歌声，我听着听着突然落下泪来，心头塞满一种莫名的无法言说的空旷与荒凉。在多年以后，我常常忆起那个凄美的黄昏，一个十五六岁的乡村少年，孤魂野鬼般在薄暮中偷偷流泪。
其实那次上堤（在荆南，把完成水利任务叫做“上堤”或“上水利”）不是我第一次拿锹干活。我第一次拿锹跟我的诸多记忆一样，大多含糊混沌不清。作为农村的娃娃，第一次拿什么农具干什么活，就像沙暴中的一粒沙尘，无论飘落在什么地方都用不着去记忆，也无法记忆。
后来我成了家，户头上有近30亩责任田。于是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几把锹，用来开沟排水（管水）、整修田埂、堵漏防漏。在农耕时节，我头戴草帽，卷裤挽袖，赤着双脚，肩上扛着一把铁锹，像一个巡逻的士兵，有时还唱起部队的歌曲，然每次高歌过后都是失落。我的理想不是成为一个庄稼好把式，而是当一个所谓的作家。种田打土块的农民当作家？那岂不是天方夜谭中的天方夜谭？于是我理所当然地被村人视为另类和怪物。
但吴伯不这么看我。
也许我们都曾有过军旅生活，共同的绿色记忆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在吴伯眼里，我不仅是个子侄辈，更是一个小兵，他就像一个老班长一样护着新兵蛋子。
不知是否上天的有意安排，我和吴伯的责任田仅隔一条两米多宽的水渠。用吴伯的话说：放个响屁都听得见。非常坦白地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虽然我会干各种农活，并且干得很出色，但我的心思不在种地上面，所以田里的好多活计都落下了。而吴伯，总是那个帮我查漏补缺的人。比如我忘记打农药治虫了，他就会及时提醒，有时甚至直接上阵帮忙。
大概是2000年春天，吴伯找到我，商量说：老三，我们的田离家太远了（大概有二里多路），跑来跑去耽误时间，不如我们今年去田头搭草棚子住下来，抬脚就到田，多方便！好不？
我欣然同意，于是爷儿俩在田头搭了一个草棚住了下来。
于是我过起了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
我每天面对的是田野、水渠、清风、流云、杂树、野花、小草……，听到的是虫吟、蛙鼓、鸟鸣……，我像一个弹琴手，散漫无章地弹奏着大自然的音符，流出来的却全是天籁之音。
一天早上，吴伯送给我一把锹，郑重其事的，就像老兵给新兵传交枪支一样。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希望你早早丢掉锹把子，去拿你的笔杆子。”
我无言以对，然心头沉甸甸的。
此时，一把锹的归属更像一种传承、一种期盼。
锹把光滑，是刺槐所制，它被吴伯的双手打磨得透出了暗红的质地，仿佛能摩挲出一把汗液。在每一条纵横的纹理里，都留有吴伯的味道。
我把这把锹保存了下来，没敢用。对我来说，这再不是一把锹，而是一根巨大的鞭子，不停地抽打和鞭策着我，让我自省、奋进。
吴伯生得粗鲁，乍一看像个恶人，然心地极好。他把周庄每家每户的事都当成自己的事，什么时候都是随叫随到——哪怕是他自己都忙得不可开交，因此人缘极好，咸村人皆尊重他——哪怕就是像蛮不讲理的黎庆义辈。
我与吴伯虽不是同一个队，却只隔三户人家。有一回下大雨，我晒在的禾场上谷子来不及收，吴伯丢下自己禾场上的谷子，跑过来帮忙。父亲见了，连忙推他走。吴伯哪肯？两人支扭不下，最后吴伯火了，吼道：“推个么家伙推？推来推去的谷都被雨冲走哒！先把你的抢完再抢我的不行吗？”父亲只好顺了吴伯。结果我的谷子抢收上来只是淋湿了，而吴伯的谷子却怕雨水冲走不少。事后父亲非常过意不去，执意要赔一些稻谷给吴伯，这使得吴伯大光其火，像打了他的上风耳光一般。父亲执拗不过，只得罢了。
那次下雨天晴后，吴伯就拿一把小竹扫把去刷扫泥里的谷子。我们全家都过去帮忙，看着从泥沙里扫出来的一粒粒稻谷，母亲心疼得直掉泪。吴伯笑呵呵地说：“这粮食不会不浪费的，正好做猪食。那泥里刨不起来的，鸡会吃得一干二净，还省了我喂它们的功夫。”
后来父亲去世了，化为一抷泥土；母亲也日益衰老，疏远了土地。而我，却选择了逃离。但吴伯送的那把铁锹还在，它寞落地倚在老屋的墙角，像个垂暮的老人回忆着往昔的时光。我想它的锹身早已锈迹斑斑了，锹把落满了灰尘，黯淡了贫瘠的光阴，平淡了日月的轮回，但是它在我心田里却开掘出一条条记忆的通衢，里既有阳光，也有伤痛。而这伤痛，有一条是属于吴伯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95年夏天。我们周庄很多人在农科所那片白田种上了西瓜。每家都在田头搭了一个瓜棚。有一天上午大概十点多钟的时候，来了几个乡干部，说明天有个省里的大领导要到我们县检查工作，这些瓜棚离公路太近，领导看了有损我们县的形象，要立即拆除。村民只当放屁，连眼都没斜他们一下。干部看村民个个怒火中烧，倒也不敢轻易下手。但又不得不完成任务，于是找了一个没有人照看的瓜棚，放起一把火来，那火在风里烧得活蹦乱跳，干部觉得有趣极了，拍手哈哈大笑。这时只见一个人提着一把锹像一股狂风似的卷过来，一边破口大骂着：“是哪个狗日的烧老子的瓜棚子？看老子不用锹砍死你！”
是吴伯！
他气喘吁吁地站在那几个乡干部面前，胸脯子一鼓一鼓的，双眼充血，满口喷沫地吼道：“是哪个狗日的烧的？！”
一个长兔唇的干部眼一瞪，上前猛推一掌，气势汹汹地骂道：“你个老家伙凶什么凶？这棚子就是我们烧的，咋啦？！”吴伯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鼻子却说不出话来。兔唇见这个老农竟敢指他鼻子，更加恼了，便一耳光扫过来，打得吴伯一个踉跄。吴伯这下头发都冒了青烟，一锹砍过去，正中那兔唇的腰，兔唇一声惨叫，倒了下去。
吴伯为这一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住了一年牢！
那年吴伯62岁！
出狱后的吴伯已是满头白发，那天周庄的人全村出动，相迎接英雄凯旋似的把吴伯接了回来。
但吴伯却是满脸羞愧，他觉得不管是什么原因，人住了牢就是丢了脸，尤其是一个退伍军人！在回来后的第二天晚上，他就上吊自杀了，歪歪扭扭地在墙上写了一句遗言：
把那把砍畜牲的锹跟我埋在一起！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楚云，本名周镇明，湖北人。曾在兰州军区某部服役，退伍后，在家乡任民办教师多年，后羁旅岭南，从事媒体等工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土地》、长篇乡土散文《失落的周庄》、长篇人物传记《一代象棋宗师杨官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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