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南洋寻根》是作者早些年考察南洋时的所见所闻，这部五十多万字的游记散文立足于南洋，站在幽深历史文化的角度，对千百年来中华先祖在南洋的血根和历史文化在南洋的播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将即行消失的非常宝贵的中华根脉文化，点点滴滴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读之，让人回溯，让人审视，让人深思，让人于九庙恫哭之外而砥砺奋起……
日军所建的臭名昭著的泰国桂河大桥
10、桂河桥殇(上)
（1）
一条大河，把我带入了茂密的热带森林；一座大桥，把我送进了历史的长河，是那段发生于热带雨林，充满苦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没有想到，我这次的南洋之行，不仅看到了这条流着血，淌着泪的河，而且还接触到了，这座由白骨累累交错叠架起来的桥，这条河，就叫桂河；这座桥，就叫桂河大桥。
我与泰国的桂河神交，缘如一部美国的电影《桂河大桥》。精于电影技巧的“英国电影台柱”大卫·里恩，1957年，根据作家皮埃尔·博勃以桂河桥和它的故事为原形的小说改编，拍摄了一部他一生中最有气魄的艺术之桥片——《桂河大桥》，并一举夺得了1958年奥斯卡电影最佳影片、编剧、摄影、音乐、男主角等5项大奖。
该片是以“二战”时期的日本征服南洋为背景，以修建桂河大桥为中心事件，描写了日本一个战俘营里的盟军战俘，修桥和炸桥的苦难经历。与影片主题相扣的桂河，过去，因那场战争的极端残酷，而名闻南洋；桂河大桥，因那影片揭露出了多国战俘痛苦的血泪史，而声震世界。
如今，弹指一挥，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桂河两岸，虽已是一片青山碧水，茂树繁花，但那满身弹痕、锈迹斑斑的大桥依然“健在”；桂河桥畔，虽已是栋栋山庄比邻，竹筏唱晚，但那庄严肃穆、一望无际的墓碑，依然成军团队阵似地静卧着，那是桂河的桥殇！
盟军墓碑卧在鲜花丛中
它承载着桂河大桥延伸415公里的“死亡铁路线”的全部苦难，因此，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反对战争的人们的心目中，它是那样的峻拔、神圣而伟岸……
（2）
那是在来到泰国的第八天，听导游小沈说，在我们去曼谷的周边观光时，可以顺便到离曼谷近郊的北碧市一游，因为北碧市紧靠缅甸，过去曾是泰缅两国的古代战场和重要战略通道。
半个世纪前，日本奇袭美国的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陆续占领了南洋的大片土地。1942年，为支援印度和缅甸的战场作战，粉碎盟军对马六甲海峡的封锁，直捣中国腹地，迅速结束对华战争，日军看中了这里，并开始修建那骇人听闻的“死亡铁路”。
吃过早饭，我们一行乘着大巴，经过高速公路，数小时后，我们的车，就到达了桂河桥所在的坎查那布里镇。坐在大巴上，我放眼望去，视野里，莽莽苍苍的群山，绵延起伏，望不到边，茂密的热带丛林，顺着山峦延伸着，不知何处是尽头，碧中裹着黄浊的桂河河水，滚动着，澎湃着，以无法阻挡的态势，滔滔南去……
在那滚滚奔流的河水之上，一座150多米长的钢架大桥，由九个桥墩支撑着，兀自横河而过，一条“死亡铁路”，由桥上直穿入缅甸那边的丛林深处，这，就是被称之为铁路咽喉部位的桂河大桥。
这座桥造型突兀，桥的两端是椭圆形的栏杆设计，中间却穿插着两个长方形的铁栏组合。原来，二战时，该桥曾于1945年6月24日，遭受到英国从锡兰派出的轰炸机轰炸，并被成功地摧毁了第四、五、六桥段部分。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履行战争赔偿时，给重新补上了中间的方型桥段，因此，该桥才会显得是那么样的不协调。
我凝视着这座桥，放大着那桥上至今留下的累累弹痕，和那钢架结构上搭放着的条条粗大枕木，似乎历史在这里被还原了，战争的硝烟才刚刚散去。桥头树立的两枚当年没有爆炸的巨型航空炸弹，以及花岗石上刻着触目惊心的南洋“二战”时期捐躯的盟军将士：英国3万人、美国18万人、荷兰18万人、泰国20万人……它在提示着我们，当时的那场战争的无比惨烈。
（3）
由桂河桥连起的“死亡铁路”，它西起泰国的班磅，跨过泰缅两国的分水岭达瑙瓦西山脉，直抵缅甸的萨摩佛塔地区，所经之处，全是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和热带原始森林。
二战时，日军先后役使了6.1万盟军战俘和27万中国和泰国抓来的亚洲劳工，在一片充满瘴气、毒蛇、蚊虫、虐疾、悬崖和急流的条件下，以最原始的锤、凿等手工工具，开始了这项将原计划需要6年才能完工的铁路，强压为16个月建成的最为艰巨、最为险峻的工程。
这条铁路到桂河桥处，便是一座连着一座奇险的山峰，该铁路中的不少路段，就开凿在那悬崖绝壁的边上，站在高高的桥架旁，俯视着脚下的桂河水，会感到一阵阵的晕眩。
现在仍保留着的战时老火车，还在当年架设的高架铁轨上行驶着，机车行驶途中，路轨一摇一晃的，在有些地方，机车与峭壁几乎是擦身而过。因工程的过于艰巨，加上盟军的不停轰炸，这段工程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也未能正式建成通车。
日本军方直捣中国的南洋运输线，虽未全线通车，但在那桂河桥周遭的荒野中，却留下了数也数不清的堆堆白骨和无数孤魂野鬼的冤魂。
岁月，把那当年的苦难和凄怆以另一种形式保留了下来，二战以后，由盟军的相关各国政府出资，买下了这处闻名南洋的战争遗址，将那抛尸荒郊的一具又一具朽尸枯骨，陆续地收敛了起来，并安葬在那周遭的青山碧草之中，让这承载着地狱般苦难的一块又一块冰凉的墓碑，向前来参观和凭吊的各方来客，诉说着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
（4）
在那大桥的东部，如今建有一个简朴的纪念馆，那全由竹苇编筑而成的长条型窝棚，就是当年盟军战俘赖以栖身的地方，那里面陈列着许多当年战俘和劳工们使用过的简陋劳动工具、破烂的衣物和各种生活器皿。
墙上挂着的一幅幅老照片，忠实地记录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由15000名如狼似虎的日本兵组成的监工队伍，他们手里拿着寒光闪闪的枪刀，逼着一个个瘦骨嶙峋的战俘，去拼着最后一点气力来挥镐筑路，去在那磨断筋骨的前夜，步履蹒跚地搬运着沉重的木材。
这正像一名当年曾在当地参战的日本士兵，现在为日本画家兼杂文家的渡部秀男，他在回忆录中所坦言的，“丛林里边全是干活的盟军战俘，他们没日没夜地干，全都光着身子，胯下只缠着一条50公分宽的腰带。那带子原是装粮食的粗麻袋，撕开了以后，权且充作蔽体之物。白种人所特有的粉红色的皮肤上，尽是血污，他们一步捱一步，摇摇晃晃，日本军官则在后面挥舞着鞭子，驱赶他们……”
在非人想象的环境中，不知道有多少可怜的战俘，就惨死在日本监工的棍棒和皮鞭之下。还有一些气息奄奄的，他们就躺在那由乱树枝搭成的窝棚里，任由那雨林里的蛇去咬鼠去伤着。
从墙上挂着的一张老照片上，我看到了那形同骷髅，即将断气的盟军战俘，他就躺在窝棚里，无神的双眼在直勾勾地望着天空，此时的他，是在企盼着远方的亲人？还是在用那滴血的灵魂，诅咒那万恶的日本军魔？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在这个如同人间地狱般的地方，33万条宝贵而又无助的生命，全赖着一点维持生命的水和少量不堪入口的食物来维持，他们没有任何药品，也没有任何医疗救助，在被榨尽最后一滴血后，无影无踪地就消失在那莽莽的荒山野林里，他们中的少数“有幸”留下了白骨的，在战后才能换来一块孤苦的墓碑。
（5）
在展览馆内，还展出有二战期间的地图、武器，以及那战争的其它纪念品，并且收集了大量当年有关桂河大桥和“死亡铁路”的新闻报道。尤其是让人一看一惊的一组画作，它用艺术的手法，相当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那一场魔鬼经历，那是当时盟军俘虏中的一名英国画家，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地把那发生在原始丛林中，鲜为人知的同伴们的点滴血泪描画了下来的。
为了不让日军发现，他把画作塞在竹子里，埋在地下，希望能留下这段罪恶历史的见证。历史，总是在环绕过一段曲曲折折的经历后，开始还原于它的真实。战后，这批画作，终于还是有幸地被挖掘了出来，它完完整整地保留到了如今，其数量竟多达百幅！它有力地揭示了日本侵略军的血腥和残暴。但是，那位画家他自己的尸骨呢，却不知道被遗弃在哪里？！
馆内保存的照片中，还有几张看上去十分怕人，那是一批因折磨而瘦得近乎成骨架的战俘，他们在那病毒肆虐的地方，又患上了一种恐怖的“森林溃疡病”，照片上的这些战俘皮肤干瘪，眼睛凹陷，肌肉腐坏，形同骷髅，只有那大而凸起的眼珠，才能证实他们还是真的活在这世上。
从随后的几组照片上看，仅管到了如此的地步，这批战俘却仍然被日军的监工们恶狠狠地赶到了工地，去再次受那繁重的劳役最后的折磨，在继续着的鞭打、饥饿、疾病和严重的体力透支下，直到倒地死去。而他们的尸体，则要么被就地投入滚滚南去的河流，随水飘流入大海，要么被遗弃在原始的丛林之中，任凭毒蛇去吞食掉。
（6）
看着这个原始窝棚的纪念馆，读着那滴着鲜血的、由六个字母组成的馆名——JEAATH，我的心潮起伏不平。那每一个字母，就代表着一个当年建造桂河大桥的国家呀，那是泰人特意将魔鬼和冤魂扭结在一起的杰作！这六个国家分别是：日本（JAPEN）、英国（ENGLAND）、澳大利亚（AUSTRLIA）、美国（AMERICA）、泰国（THAILAND），以及荷兰（HOLAND）。那么，还有当年贫穷孱弱的中国呢？他们的冤魂又在哪里？
在桂河桥的东面，有一座小型的铁路博物馆，战时日军所使用的蒸汽火车头，还在车站的月台上展示着，它的旁边，另外还有一辆精巧的、用于补给的两用火车，它无论是在公路或在铁路上，都还是能跑的那个样子。此时，它们也正低垂着头，无言地诉说着那一段罪恶的往事。
桥的南段，则有日本战争的纪念碑，在三公里外，接近火车站的一个地方，就是北碧府战士的墓地。这里是盟军殉难战士最大的墓地，有6982名盟军的英魂长眠在茵茵的绿草中。
经年的修葺，使周遭的环境肃穆而优美，一排排皎洁的十字架下，斜坡式的方型墓志铭，记录着死者的年龄和死亡的日期，那每一块墓碑下，曾经都有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们的年龄，几乎全都定格在23岁左右的黄金段，是战争，让他们永远躺在了异国他乡的黑暗墓穴中，幽冥、人间，两地茫茫，何以能再见到他们的英灵？
那往日的一切，都作古而去，萧萧的秋风中，唯有那世界各地而来的凭吊者，他们则有的倚在桥边，静静地环顾着周遭；有的沉沉地凝视着墓碑，久久不愿意离去；有的轻轻地擦试着碑上的浮尘，端端正正地摆上束束的鲜花；还有的或徘徊，或自语，甚至在那里长跪不起，那是人到暮年，良心终于被发现，而前来赎罪的人间一族！
另一个盟军的墓地，则在桥的西岸，那个叫做匆开地名的，当年曾是盟军战俘被囚禁作战事监牢的地方。该地址现埋葬有1750名殉战的盟军军人，他们无任如何算起来，总还给这人世留下了供人凭吊的姓名，而那还有几十万倍受压榨而死的劳工和近五万名丧生的盟军战俘，则名姓全无，他们当年就化作了一阵清烟，消失在莽莽的丛林里。
望着现在游人如织的桂河桥，桥上至今看起来，人车行走还嗡嗡哼哼的危险通道，当年修建这座桥的战俘，虽早已不在人世，但是，那座桥还在，其桥上密密铆钉的数量，数起来，几乎就等同于死亡盟军军人和华泰劳工的累累数量，那一个铆钉，就是他们的一条命那！在那野兽般的建桥日子里，他们不是在日军的刺刀下被活活地奴役至死，就是被盟军的飞机轮番轰炸得尸骨无存。少数当年的幸存者，给我们留下了那段恐怖的回忆。
（7）
那是1942年2月6日，一位名叫杰弗里•法罗•亚当斯的英国二等兵，从新加坡的日本昌吉监狱，随着众多的盟军战俘，踏上奔赴泰国桂河的苦难旅程。
亚当斯曾是英国皇家陆军部队士兵，他跟着大部队来到新加坡时，激烈的日英之战，正在这个岛国上进行，那一时，他仅仅只经历了岛上的50个小时，便见日军以排山倒海般的攻势，迅速摧垮了英国军队岛上的防线，继后又过了九天，新加坡岛上的英军便全部投降，亚当斯则和他的战友们，一夜之间，被日军投入了当地的昌吉监狱。
接着，亚当斯和他同狱的战俘们，按照每三百人为一队的编制，又从监狱列队行进到新加坡火车站。在该站，战俘们每三十人被分成了一组，然后被凶狠的日寇驱赶进一辆四十英尺长、八英尺宽的货车闷灌车厢里。当每一列火车的十截车厢都装满战俘之后，这列如长蛇一般扭曲、铿然作响的蒸汽机车，便开始喷着浓烟，沿着铁轨颠簸震荡，在烈日的烧灼之下，每一辆钢制的车厢，火热得如同烤箱一样喘息着，一路北行。
经过四天五夜的旅行，除每隔24小时，仅有两次停车吃碗粗糙米饭的时间外，亚当斯和他的战俘同伴们，不得不在缓慢北行的列车上，忍受着热闷欲昏的煎熬。“如此狭小的车厢里，根本没有让30个人睡倒，甚至坐下的空间，我们大伙就那样人挨人地在闷热熏臭的车厢里挤着，”亚当斯回忆道。
“因此，我们只能轮流休息，惟一放松的机会，也只有在每天的下午，即当车厢在太阳的灼烤下酷热难耐时，日本兵怕闷死了战俘，那凶狠的看守，才会允许战俘们，将运行中的列车车厢推拉门打开。”
但是，亚当斯继续回忆说，“尽管这些囚徒们因为感染痢疾、营养不良、饥渴交迫，而身体病弱不堪，可那些全副武装的日本看守们，仍然会气势汹汹地挥舞着枪刺，向战俘们咆哮：‘你们谁敢逃跑，老子就枪杀全体！’”。最终，在经过了上千英里，使人痉挛的旅行之后，途中，车厢里的人们不得不定期交换位置，以便排泄或呕吐。
列车终于停靠在班朋镇，那里是泰国现有铁路的终端。战俘们被带到站台上集合，在日本兵枪刀的威逼下，不得不顶着灼人的烈日，被看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点名。这种反复地施用，常常长达数个小时的折磨，被战俘们戏称为了“日光疗法”。
盟军投下的尚未爆炸的航空炸弹
（8）
前面莽林幽幽，铁丝网高架，臭气弥漫，一片泥沼，蚊蝇乱飞，一片面积约数英亩的营房摇摇欲坠，营房两房沟渠式厕所粪便漫溢，屎尿横流，空气中弥漫着令人反胃的恶臭，这就是位于班朋城市边缘的集中营。
战俘列队走进了战俘营时，不得不屏住呼吸，以免忍受不住，而呕吐出来。那营房全是“竹子搭建的破棚子”，在刚刚结束的雨季之后，泥泞的地面湿滑得好像麦片粥一样。一些衰弱的病人迎候着这些战俘的到来，所有人都是一副垂死待毙的模样。“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加入他们的行列，”亚当斯说。
在班朋度过两天之后，亚当斯与他的同伴们，从看守的口中得知，他们将要为日本人“征服印度”助一臂之力。没几天，战俘们再度被送上车，继续前行。
这一次，他们改乘卡车，车就沿着泥潭一样坑洼的道路，向北开赴桂河西岸，那里距堪察纳布里以北仅一英里，村落叫做塔马坎。
当这些战俘爬下卡车，到达小村时，迎候他们的，既不是日本人哄骗他们的“疗养营”，也没有所谓的诊所或医院，甚至连肮脏的帐篷与恶臭的厕所也没有，他们一伙非人似的，只是站在一堆铁轨和枕木的旁边，再就是几座堆栈，以及数百码长一列，四面通风的工棚，那是一种由竹竿和棕榈叶编织而成的简陋建筑，被称作“聂帕榈屋”（Atap）。环绕所有这一切的，是一列竹子做的栅栏，带有嘲弄意味地构成了集中营的边界。
（9）
亚当斯和他的伙伴们，被交给一位名叫戴维•伯约尔的英军上尉，他自我介绍是这座集中营的助理，他的手下人，早已开始建造一道跨越桂河的简易木板桥。
在寥寥几分钟的问候之后，难友们在集中营的空场上集合，被介绍给这里的日本指挥官，一位手拿马刀，满脸凶残矮胖的曹长齐藤。齐藤则用蔑视的眼光看了看大家，脸上的横肉扯动着，不紧不慢地向大家介绍了他的两位助手，总工程师富士中尉和典狱长国场。
随后，曹长齐藤站在大家面前，他双手持着马刀，嘴里咆哮着，开始下达指令：所有的战俘们，都必须睡在由伯约尔上尉的士兵们搭建的，与工棚等长两条竹台中的一条；每个人在竹台上占有的宽度不准超过29英寸，也就是仅够他夜间仰卧睡眠的地方；每天早晨点名时，所有还能够站立的战俘们，全都必须集合听候安排。
就这样，亚当斯和与他同来的战俘们，随即被分作二十至三十人一组的劳动组，由盟军的军官，通常是中尉军衔者监管，他们被日本人称作组长。
当两支或更多的劳动组在一起工作时，他们便要组成一个工作组。为了让这样的工作组服从纪律，一名通常是上尉或更高军衔的盟军军官，将被指派负责管理，日本人称其为小队长。
战俘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完成横跨在宽而浅的桂河之上，有三百码宽的木质大桥，施工的位置，则正好在小桂河与之交汇地点的上游，其工作必须要在两个月之内完成。
（10）
当战俘们日晒夜露赶着工期，使大桥修筑接近尾声的时候，齐藤又再次宣布：凡是修桥不再必需的劳工队伍，他们都将沿着预期的铁路沿线，被送往丛林更深处的劳动营。
在那里，他们要砍伐丛林，平整土地，为即将到来的铁道路基做好准备，继而他们得铺设枕木和铁轨，将这一筑路里程，向西北方向延伸，直到最终与从缅甸往东南方向修路的另一批战俘汇合为止。
在一年之内，这两股铁道线，虽从两端日夜赶修，但在最终，它将在泰国孔库塔相衔接，到那时，齐藤说，这座横跨桂河的木质桥梁，将由一座十六墩的钢铁大桥所取代，那座钢桥，则将从它在马来亚的原址上拆除，再千里迢迢地运抵此地。
这一切的一切，即260英里的铁路铺设，其中包括近乎七英里大大小小的桥梁，按照日本人的命令，都必须以跑步的速度修筑完成，谁要胆敢延期，则会格杀无论。
齐藤瞪着双眼讲到最后，他摆动着手中的战刀，以手指着环绕在营地的周边，那些稀稀拉拉的围栏，特意高声警告道：“这里的四围，全是荒无人烟的高山丛林，它使得此处的每一个营寨，都如同一座孤岛。你们中的谁，如果胆敢越狱的话，轻则会遭到猛虎与毒蛇的攻击，重则被抓到后，就地处决，抛尸莽林！”
据后来知道，此地沿途一千多英里高山莽林的蛮荒村落中，其土著之人，从未见过白肤碧眼人种，他们会对外来人满怀敌意。为了鼓励土著居民与日军合作，将逃跑战俘随时扭送回营，日本人已经向周边的老百姓宣布，不论谁抓获了潜逃战俘，并移交日军当局，都能得到现金回报，并获得一年额外的稻米配给。
（11）
从第一个清晨开始，战俘们就领教了铁路修筑工地汗水蒸腾、呻吟无止的活地狱滋味。每天拂晓时分，他们不仅要面对焦渴、饥饿、疾病、衰竭，以及潮湿恶臭的热浪冲击和蒸腾，还要忍受丛林食人蚂蟥、噬血蚊虫、有毒瘴气的无时无刻的攻击。
当一项工作好不容易接近尾声的时候，那个工作日就会突然延长到20小时，然后，到次日清晨太阳初升的时候，那位日本的富士中尉，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又照样来分派通宵未睡战俘当天的工作，并将他所需要的劳力人数，一一告诉给那位毫无人性的齐藤。
为了确保每天早晨都有足够的战俘备用，日本军官会借助于战俘们自己的指挥官，即被日本人称作的“队长”，让他们去张罗所需的劳工人员。如果队长无法从健康人中凑出足够的劳力，日本人和朝鲜看守们，就会持刀凶猛地冲进工棚（后来甚至是集中营的医疗所），不顾医务人员（通常是盟军医护人员）的抗议，从患者，即被他们认为的“病情轻微者”之中，强行拉走一些一走一晃，连人都站不稳的“最佳人选”。
这样一来，所谓的队长们，则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位置，他们身为盟军的指挥官，同时又是日本人的劳工组织者，他们不得不在对日军权威的直率藐视和被迫与之合作的鸿沟间搭建微妙的桥樑。
为了求得生存，他们只能遵循唯一可行的途径：与日本人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并且在残暴的日本人与可怜的战俘们之间，充当人体的缓冲器。
某些清晨，当疾病或疲惫令整个营地陷入衰竭状态时，队长就不得不拒绝让满额的劳工走上工地，在这种情状下，那些凶残的日本军人，则会瞪着杀人的双眼，高声咆哮着，当着所有战俘面，用来复枪托狠狠地殴打队长，一直到把队长打瘫。
另一些时候，虽然队长召集到了足够的人手，但或许暗示他手下的工人们集体怠工。如此一来，他就会被捆在集中营中心的木桩上，遭到当众殴打的惩罚。甚至有时，当双方的日常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队长们被日军狠命的殴打，那仅仅只是为了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氛。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刘锋,湖北省长江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社会科学协会、自然科学协会会员，已出版《北纬绿斑——长江流域的七彩名区》等专著20多部，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戏剧学院研究员与客座教授，在《人民日报》《中华散文》等30多家报刊发表历史文化散文250多万字，撰写和编导的多部故事片和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主编出版了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工程《中华长江文化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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