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南洋寻根》是作者早些年考察南洋时的所见所闻,这部五十多万字的游记散文立足于南洋,站在幽深历史文化的角度,对千百年来中华先祖在南洋的血根和历史文化在南洋的播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将即行消失的非常宝贵的中华根脉文化,点点滴滴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读之,让人回溯,让人审视,让人深思,让人于九庙恫哭之外而砥砺奋起……
日军所建的臭名昭著的桂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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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一位名叫布里奇的盟军中尉兼组长,因为与一名负责监管战俘劳动的日本士官发生冲突,在返回营地的那天夜里,日军典狱长国场,就用棍棒凶残地把布里奇中尉殴打得头破血流,要不是一位名为图塞中校的队长和战俘营副官伯约尔的抗议,恐怕他就被当场击毙了。
每天清晨天不亮的时候,亚当斯和他的难友们,就要被枪刀押送进茂密的森林,他们冒着随时被毒雾瘴气熏昏的危险,去用斧头或装上木柄的双人锯片切割参天的柚木大树,这些坚硬的树木,将被用来制造大桥的桥墩。
此为一种极为繁重的劳作,需要使锯和持斧的数人拼尽全力推拉砍剁,需要爬上巳被锯断树干的顶尖,去砍断缠绕的藤蔓,以便放倒被伐树木,需要人身缠绳索,冒着被砸死的危险把树干拉倒。
而这些难友们,不是被饥饿弄得头昏眼花,就是被疟疾肆虐得几尽晕倒,还加上虫咬鼠伤,瘴气熏蒸,以及日军藤条和棍棒的毒打,即便如此,他们每天仍必须要伐完约十二棵大树的量,才能收工,否则,各种残酷的惩罚等着这些精疲力竭他们。
由于劳动的紧张,痢疾和霍乱的折磨,营养的极度不良,加上难友们只能在河边甚至水中排泄大小便,这就更加速了疾病的传播,如此多方猛烈地摧残,使战俘们迅速陷入死境,有时甚至达到每天死亡超过十二人以上的速度。
亚当斯经常在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射下醒来,发现躺在他身边的人,已经在头天夜里死去,他们的皮肤像腊一样惨白冰冷。另一些时候,有人会在工作期间倒地猝死,成为秃鹫的腹中之食。这些秃鹫就栖息在桥樑上游的一座沙岛上,每天蹲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这些濒死的人们。
那些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劳动的战俘,则会被日军用卡车运回班朋附近烂泥塘中的营地,以免他们的“懒惰感染”其他人。一旦进入班朋的“病号营”,他们的命运就肯定是任由病情恶化,最终步入死亡了。
而余下来的强壮者,便继续一周七日,从黎明到深夜地苦苦劳作,只有在每天午餐的时候,方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在战争结束之前,南亚地区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士兵当中,每一百人就有二十七人死亡。
为了弥补劳工损失的速度,日本人开始每天用卡车将数百名战俘和强掳来的中泰劳工补充到塔马坎。很快,集中营的人口便又回还到了原有两千的人数。
这些新来的战俘劳工中,大多数是英国人,他们来自东萨里连、莱斯特连、戈登连、海岸与探照灯枪手连以及经受过丛林训练的阿盖尔-萨瑟兰高地人连等部队,还有的,据说是来自被俘获的中国远征军士兵。
他们这些新来的难友,同老难友们一样,同样住着非人能呆的窝棚,同样干着折磨生命的重活,同样随时受到日军的毒打和惩罚,同样吃着孳生了象鼻虫和蠕虫质量低劣的稻米,同样喝着焦糊漆黑米糠煮出来的“炭烧咖啡”,同样一个又一个倒下,成为秃鹫的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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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42年秋季的时光推移,桥梁的建造也在不断地进展。到年末的时候,大桥的上部结构已经延伸至桂河的中线,望着超速进展的桥梁,日本人感受到了一种胜利的狂喜,他们丝毫没有理会到战俘与亚洲劳工,已经尸横遍野的残酷现实。
河流对岸,那是日本人驱赶难友们奔赴的新方向,即桂河桥樑架筑还剩下另外的一半。进入那一半,也就意味着,新的死亡工程又开始了。
每天早晨,战俘们在日军的押送下,乘坐一种又长又窄的木船横渡桂河。因为这种船的小引擎所发出的懒散噪音,他们开始称之为“砰砰船”。数周之后,在一阵阵日军凶狠的吆喝声中,桂河对岸开始布满了桥桩和脚手架。
就在1942年行将结束的一天夜里,当战俘们躺在工棚的硬木板床台上,稍作休息时,一场匪夷所思的大暴雨,将汇成滚滚洪流的雨水,迅速倾入了桂河河谷的上游水域。
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初升的时候,日本看守和工程师们,包括苦难深重的盟军战俘,他们都朝河边望去,突然发现不单是河水上涨了好几英尺,更有数百棵在风暴中被连根拔起的大树,它们随着山洪顺流而下,像攻城的巨锤一样砸烂了大桥的桥墩,又裹胁起所有散落的木板奔腾而去。
花了几个月时间修筑的这座桥樑,看着它被洪水冲刷而去,日本看守和工程师们目瞪口呆,亚当斯和其他塔马坎集中营的战俘,更是身心崩溃,因为,这意味着,又一次身心折磨和死亡的即将来临,他们不得不再蹈苦难。
心力交瘁,又被迫重新开始他们,这些原本已经完成工量的苦工,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失望打击,他们只有强打精神,在日军驱赶下,再次上阵。由于其身心都受到了巨大的戕害,他们开始“消极怠工”。
盟军投下的未爆炸的航空炸弹
对此,日本人则报之以侮辱性的惩罚,即他们命令受惩罚的劳工小组的战俘们,面对面地站成两排,边数着“一、二”,边互相抽击面颊,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完没了。
对于更为严重一些的反抗行为,战俘们更是被命令在日本指挥官齐藤的办公室门外,保持立正姿势整整一天,无论是在烈日之下,还是暴雨之中,直到指挥官宣布解散。
还有些时候,日本指挥官齐藤或他的手下人,则会命令一名战俘站在某个位置,将一块沉重的原木放在他的头顶。如果木头下滑或者跌落,就意味着命令被违犯,该名战俘将会遭到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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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日本人认为最严重的违禁行为,例如一名队长抗命不从,或者某人从外面搞来,并非法地拥有一部短波收音机,日本人则采用“禁闭箱”的惩罚。那是一种刚好容纳一个人站在里面的马口铁箱子,被惩罚的战俘,被五花大绑地塞了进去,在烈日的曝晒下,箱内酷热得好像桑拿一样。
譬如盟军战俘布里奇中尉,曾经因强烈抗议日军对难友的虐待,而对日本兵发起还击,恼羞成怒的日本兵,则狂吼着蜂拥而上,他们把布里奇的衣服剥得精光,然后将其五花大绑在营地中央的一根竹桩上,再用打结绳索猛勒,用棍棒狂击,用来复枪托痛殴。
当这场暴打结束之后,受刑者依然被捆着塞进“禁闭箱”,在浑身破绽,血流不止下,去经受烈日的烘烤,直至不省人事。这,就是日本人宣布因“反抗”所付出代价的公开榜样。
最恐怖的惩罚还不止于此,对那些日本人认为多次的犯戒者,还有“水桶酷刑”在等待着他们。
这是一种闻之丧胆的酷刑:即受刑的战俘,被剥去身上所有的衣服,然后脚踝、肘部和腰部被紧紧绑缚在营地正中的“惩戒柱”上,继之,日本人将一个五六加仑大小的水捅,吊挂在战俘的脖子上,水桶纤细的绳索提手,紧紧地绕过战俘的颈背。接着,日本人一舀一舀将桶中注水,直到桶满。
如果该战俘行径被日本人认为是“极端严重,”那桶中更会是盛满的岩块或卵石,这名受刑的囚徒,则一直被绑在那里,不吃不喝,连续多日去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白天的烈日灼烧着他的体肤,夜晚的冷雾使他颤栗不止,而水桶的提手,则深深地切入了他颈部和肩膀的肌肉,不消几多时辰,受刑者就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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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悲惨的前景,一些战俘开始掂量,他们穿越丛林逃跑的机会。一天夜里,亚当斯被介绍给几个计划出逃的难友。因为营地没有灯火,所以这个小团体知道,在晚间点名结束之后,任何越过围墙逃跑的战俘,都有十二个小时,免于被搜索队追捕的时间。
虽然亚当斯拒绝了加入逃亡队伍的邀请,但日落之后,他还是着迷地望着那六个人钻过稀薄的竹篱,轻身潜入黑暗的丛林里。
到第二天清晨,六名逃亡者中的四个人被捕获,并且立即处以死刑。只有两个人,一位绰号“砰砰”的英国人和另一名英国炮兵上尉,依然在逃。
其后三周的时间里,那两个人只在夜间行动,摸黑沿着公路的边缘前进,白天便在丛林里休息。在亚当斯和塔马坎其他战俘的心里,都觉得“砰砰”和炮兵上尉已经走向了通往自由的道路,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后来才知道,随着时间和里程的推移,这两个逃犯开始放松警惕。为了加快行动速度,他们决定改在白天赶路。但就在同一个下午,他们被泰国的武装份子俘获,被捆得像小鸡一样,用卡车押回了塔马坎。
为了杀一儆百,日本指挥官齐藤亲自判处这两个人死刑。在处死之前,他当着全体列队的战俘,命令几名日本守卫冲上前去,拿着棍棒枪托,对两人凶残地群殴乱打。随后,在血流如注奄奄一息的状态下,他们被狠狠抛进卡车后厢,拉进丛林的深处,又被用冷水浇醒,在那天阴冷的月光下,两个人被逼使出最后的气力,挖出他们自己的墓穴,然后被日本卫兵用刺刀活活捅死。
活着逃出丛林的希望,几乎等于零,一些战俘的思想,开始从日日麻木的头脑中飘离,靠回忆往昔的美好日子,来获得精神的给养。这样的白日梦,经常令战俘们不能自拔,他们有时会大声重温曾经说过的对话,或者是仿佛正站在英国乡村的梯田里,赞美那里美丽的风景。
非常不幸的是,他们一旦从那些美好的回忆中醒过神来,再度意识到身处塔马坎悲惨艰难现实的时候,许多人顿时陷入了绝望,以至于全然放弃了生的希望。他们开始停止进食、说话和工作,并且不论日本人如何殴打催促,他们始终形同死人。
最终,根据英国军医A.A.阿普索普所报告的现象,这些人每天静静地躺在他们睡觉的竹台上,呈紧张性精神病症状,两眼死死地凝视着工棚的屋顶,这种情状,即便日本人将他们塞入“禁闭箱”,也无法让他们回归正常,最后,所有“棚顶凝视”的病人,都瞪着直勾勾的双眼,离开人世,几乎没有一名患者,最终得以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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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抓紧”!每一天,战俘们都在日本看守的不停吼叫声中度过,这座好似无比艰难的桥樑,又再度一米米地向前增长,亚当斯则被挪动,去建造那座体积更大钢架桥的支柱和地基,因那座桥的不同部件,已经陆续从马来亚运抵本地。
接着,战俘潜水员们头戴黄铜的深海潜水盔和加压输气管,下潜八英尺的深度,去清理河床的乱石和淤泥。而在岸边制成、再送进水流中的木质围堰,也被插入河底的孔穴里。最后,当钢架桥的框架坚实地固定在河床上之后,围堰内芯的水,将被战俘们用手泵清空。
在开挖围堰的时候,亚当斯与其他数百名劳工,则组成了一条人力传送带,他们每天从日出到天黑,把一筐筐从桂河河床上挖出来,异常沉重的大小石块,陆续传递到岸边,然后倒进一排机动水泥搅拌器里。
当足够在一座围堰内浇注出一块新地基的水泥,被生产出来之后,这条人力传送带,又开始把成桶的水泥递送给相反的方向:即从搅拌站再送入河中。
1943年初的一个下午,被无休无止的劳作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亚当斯,在停靠河边的一艘小驳船的舷缘边瘫坐下来后,亚当斯的一名战俘朋友吉姆•泰勒也跨过船舷,上来与他略作交谈。由于太过操劳,加上午后的暑气蒸人,他们都感到疲倦,甚至轻微的晕眩。
而此时的他们,居然没有发现,从岸边走来了塔马坎最大的人物:总工程师富士中尉。富士中尉一眼敝见他们俩人后,立即从军官马裤皮带上,拔出了他雪亮而锋利的武士军刀,大步跨上驳船的甲板,抽了亚当斯一记耳光,接着,举起他的军刀,朝亚当斯的脖子“嗖”地一声,挥了过去。
“上帝啊,留神!”战俘军官泰勒见状,惊讶得大喊了一声,此声惊动了正在劳动的难友们,顿时几百双眼睛瞪得大大的,大家都目睹了这一现场恐怖的场面。
或许正是这声警告和现场数百双眼睛救了亚当斯的性命,富士总工程师闻声扭过脑袋,看着满场惊恐的眼神,在那高举的军刀,即将砍到亚当斯脖子的瞬间,他迅速收住了已经离脖子只有寸许的军刀,然后迟疑了片刻,并极不情愿地将军刀狠狠入鞘,瞪着血红的双眼,用标准的英语,以一种清晰无误的威胁口吻,一字一顿地吼问亚当斯,要他报出姓名和军衔。
待亚当斯回答完毕,富士总工程师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大家,然后咬着牙齿,凶着眼光,鼓着太阳穴上的青筋,大声吼道:“我不会忘了你的,混蛋!”顿了一下,他又再一次鼓起双眼,把上下牙磨了磨说:“再有下一回,小心,我会当场砍死你!”
几天之后,当亚当斯与另一名熟人戴维斯军士,同几个从丛林里来到河边的泰国商人,准备交易香烟和煮蛋的时候,突然见到那几个商人拔腿狂奔而去,在他正感困惑之时,只见又是富士总工程师大步流星而来。
富士总工程师老远就发现了他俩,他走上前,又“嗖”地一声,用右手拔出了军刀,把刀刃斜对着亚当斯,高声地咒骂和吼叫。然后,他将左边拳头收紧,突然猛力地击向亚当斯的头部,在亚当斯即将倒地的瞬间,他跳着又迅速拿起旁边的竹竿,横着狂抽向亚当斯的腰部,亚当斯顿时倒在地上,脸上鲜血淌流,全身肢体抽搐。跟着,富士总工程师又用竹竿猛击戴维斯的头部,一直打得鲜血满面,才住手。
幸运的是,富士看上去,已经不记得亚当斯何许人了,也忘掉了几天前他刚许下的诺言。亚当斯和戴维斯虽然逃掉了被杀死的厄运,但是,在余下的时间里,他们俩人被五花大绑,日本人命令他俩站在附近的山坡灼热的巨石上,去接受烈日曝晒的“日光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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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桥樑修造的工作仍然在继续,新来了许多荷兰、澳大利亚以及英国团队的士兵,更不必说,这其中还有数千强征来的平民劳工,这里面甚至有大量的中国人。他们穿过塔马坎,向丛林更深处的筑路营地一路走去。
十分不幸的是,这些新近被俘的士兵们,带给此地的消息,都是时局不利的战争新闻:日本人的胜利浪潮汹涌澎湃,而盟军只不过有少量飞机开始轰炸已被日军占领的仰光和毛淡棉港口,根本没有以步兵军团重新攻打南亚地区的些微迹象。
惟一令亚当斯与他的难友们感到还有希望的时刻,就是他们在塔马坎的人间地狱里,每天用编造的假消息,来聊以自我麻痹和苦度日光。
1943年的新年到来之际,日本人随着战局的不利,为让巳陷于绝境的战俘,能在精神上得到些许的慰籍,他们允许战俘们使用一台便携式留声机,用以休息时听听唱片。
为着这罕见的“许可”,每天夜里,这些囚徒都会聚在一起,用心灵去聆听他们拥有或交换来的,那少得可怜的几张唱片。这以至在战争结束之后,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亚当斯和他的难友们,听到布灵•科洛斯比演唱《大牧场》《可怜的老流浪汉》或者《马齐塔》歌曲的时候,他们的眼前,几乎都在泪流满面中,纤毫毕现地浮起战俘营中复杂难言的种种气息和那份精疲力竭的绝望感受。
接着,1943年2月的一个下午,第一列从班朋车场开来的火车,它喷着黑烟,忽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辆车,在横跨桂河的木桥端头停顿了片刻,便开始慢慢地越过河面,朝西北方向剧烈颠簸着,踏上新铺的铁轨,带着钢材与补给物资驶向丛林的更深处。
日本人得意忘形狂欢起来,他们爆发出非常嘹亮,也与“帝国”规范极不和谐的欢呼声,整个工地都是手挥战刀,高举枪刺,狂吼乱叫的日本人狂舞。
“死亡大桥”终于浚工了,但是,铁路工程并没有终止,在此后的十一个月里,战俘们在丛林中不断地砍树平地,铺设枕木和铁轨。疟疾依然肆虐,营养继续不良。这种情况发展得极为恶劣,许多战俘都半盲,甚至完全丧失了视力。
之后数月,猛烈的霍乱也在塔马坎战俘营爆发,并沿着铁路线一路传播,数千战俘被夺去生命,两座“病号营”,因此而永久关闭,并迫使齐藤和其他日本营地指挥官禁止战俘下河洗澡。为了让自己从这座丛林地狱中解放出来,数百名战俘试图再度逃跑。但是,这里面,除了极少的得以逃脱外,大部分人都被日本人重新抓获后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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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的一个下午,当第一列火车正式通过桂河的时候,这座桥梁总算完工了,至此,大家都在推测,这座极有军事价值的桥樑,会不会成为盟军空军战略价值的轰炸新目标?
……大家的推测,终于变成了现实,这座桥,被盟军的侦察机发现了,此后,这交战的双方开始认识到,此桥樑对战局的至关重要,于是,一方日以继夜地抢建扫尾工程,另一方则夜以继日地轰炸新生的桥樑。
面对日夜轮番的轰炸,为了置盟军的轰炸于绝境,日军使用上了人类战争史上最野蛮、最毒辣的一作,他们用机枪、战刀驱赶着成千上万的盟军战俘,组成了人体盾牌,让这无数有着珍贵生命的血肉,齐集在桂河桥上,向着空中的盟军飞机挥手,用以阻拦那即将飞速落下的航空炸弹。
盟军的飞行员,发现了桂河桥上人山人海的盟军战俘,当即向指挥部作了报告,但是,为了整个战局的利益,盟军飞行员最终接到的电令只有一个字,即“炸”!
随着电令的传播,一大批的盟军战斗机、轰炸机呼啸而来,他们对大桥工地开始实施轮番攻击,那一时期,桂河上空的警报时时长鸣,轰炸机尖厉的嘶叫声搅破了山野的寂静,在战俘们惊惶四望的时候,低矮的灌木丛中突然冲出了成群的野马型、B29型战斗机和轰炸机。桂河桥畔顿时炮声隆隆,炸弹奔泄,山摇地动,火光冲天,到处都是浓烟翻滚,一棵棵的大树,被拦腰劈断,一个个的人体,被汽浪冲向了天空,深坑、残樑、肢体、硝烟和大火,触目皆是,放眼所见,尽是鲜血涂抹的山谷,以及染红的河水,周围还有包围着战俘的东洋机枪和战刀!
生命,在这里被碾压成了一张薄薄的地域图;桂河,从此有了一个名闻南洋的别名,叫做“红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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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它又连着“地狱之火”,这就是在桂河桥经过北碧城西北80公里后,就连通了臭名昭著的,叫做“地狱之火”的通道,那条通道,虽然仅长1000米,但它却是由当时日军役使的战俘和劳工,日夜用铁锤加凿子,在陡峭的悬崖绝壁上硬凿出来的。
据一位幸存的盟军战俘回忆,“……一个个赤身裸体的战俘,满身血污,晚上就点着火把,在刺刀的威逼下,身体紧紧贴着山壁,用那最原始的凿子,去拼命地凿着坚硬的岩石,那成片成片战俘的铁锤撞在凿子和山体上,溅起了一簇簇的火花,远看,它如同那地狱之火”。
那条通道在完工以后,大约有70%的战俘,因过度的劳累、饥饿和疾病而死亡。而那如同“地狱之火”通道同样被开凿出来的山体,竟有7处之多!
游客在那里可以看到,至今那岩石上的凿痕,以及依然插在山石中被敲断了的凿子,还清晰可见。3年下来,待铁路建成时,盟军战俘和华泰劳工,已经所剩无几了。
有人算了算,修建这条铁路的战俘和劳工,如果手拉着手的距离,则等于“死亡铁路”的全长。而那条铁路每一哩的落成,都要赔上393条人命。因此,可以这么说,那条名副其实的“死亡铁路”,每一个横着的枕木,下面就躺着一个盟军战俘和华泰劳工的尸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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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盟军的墓园旁,我听说还有一个中国军人的墓地,它与盟军墓隔栏而置,那里的景色却大不相同了。在那里,呈弧形布局中国将士的墓地,杂乱而处,没有修葺过的传统墓碑,大部分已没入高低不等的杂草丛中,它在凄凄中诉说着一个身处南洋英魂的尴尬!
盟军墓碑静卧在鲜花丛中
一种震撼,让我久久不能平静,这些中国的军人,属于什么番号,卒于什么战役?导游说,他自己,包括桂河当地一大批早已不会说汉话的华人,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不是源于当年中国贫弱的悲哀,抑或说是党派之别的无视?我无法知道,但唯一知道的,是时至今日,那秋草丛中,一堆堆的黄土,它伴着的,仍是那无人过问的荒坟!这一情状,让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
为了搞清疑惑,回国以后,我找来了大量“二战”的资料,查阅了当年入缅甸参战的中国远征军历史,从时间和地域上推断,他们大约应属于中国远征军孙立人将军所部的新一军殉难军人。因为,当年的孙立人将军属下的殉难者,大多数都被所部收拾了遗骨,并给予了安葬,而更多的,其他所部中国远征军殉难士兵的遗体,则因战时的紧迫和残酷,被遗之野外或荒郊,变成白骨风化而去。
据史料记载,1942年4月,在7000名驻扎在南洋的英军被日军包围在缅甸的仁安羌,即将在沙漠的热浪烘烤下成为干尸之际,应驻缅甸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的紧急吁请,中国远征军风尘仆仆地来到南洋参战,其中的孙立人将军所辖的新38师(即第二年7月编为的新一军),他们在迅速击溃包围的日军,救出了近10倍于己的英军后(孙立人将军曾因此而被英王乔治六世授予了一枚“丰功”勋章),由于被突然违背中英共同防御计划的英军所抛弃,从而导致了中国所有部署的会战,都一一流产。
至此,到1943年9月,中国远征军孙立人部,才被迫辗转进入了印度。而另一部分,由杜聿明将军领导的更大一部分军队,除了被日军俘虏后,被押送南洋多处外,大量的血肉之躯,则在翻过荒无人烟的缅甸野人山莽林时,被一路的虐疾、饥饿、毒蛇、瘴气、食肉蚁、飞蚂蟥和野人所残杀和吞食,他们变成了累累白骨……
岁月翻复,虽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熏风烈雨,他们中大多数的遗骨,都化为了灰烬。但是,时至今日,你若原路寻去,仍然有不少犹自顽强的白骨,伴着嵌有青天白日徽章的钢盔,还在那里累累呈现,他们在凄雨冷风中,好像正等待着什么?
南洋之役,是一次人类史上的极端残酷之战,那一仗,有10万中国精兵战死,被俘军人达2万,饿死、病死于丛林中达3万多人。其中伤亡较为集中的时段,为1942年5月至6月,和1943年6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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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政治的、地缘的原因,尘封了许多国人的记忆,但是,沉睡在桂河大桥周遭的中国军人和华人劳工是无辜的,我想,当西方相关的各国,在每年的11月28日至12月7日都举行隆重的桂河大桥死难烈士纪念活动时,我们是否也该去凭吊一下,中国远征军将士和华人劳工的遗骨呢?!
那一夜,窗外的小雨,在点点滴滴敲打着南洋的芭蕉,白日的所见所闻,已被淅淅沥沥的秋雨淋得透湿,听着户外颇有点凄楚的风声和雨声,思考着桂河的桥殇,我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什么时候,我能再去桂河,小心地拨开历史的阴翳,也去写一写中国人的桂河英魂?!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刘锋,湖北省长江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社会科学协会、自然科学协会会员,已出版《北纬绿斑——长江流域的七彩名区》等专著20多部,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戏剧学院研究员与客座教授,在《人民日报》《中华散文》等30多家报刊发表历史文化散文250多万字,撰写和编导的多部故事片和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主编出版了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工程《中华长江文化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