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南洋寻根》是作者早些年考察南洋时的所见所闻，这部五十多万字的游记散文立足于南洋，站在幽深历史文化的角度，对千百年来中华先祖在南洋的血根和历史文化在南洋的播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将即行消失的非常宝贵的中华根脉文化，点点滴滴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读之，让人回溯，让人审视，让人深思，让人于九庙恫哭之外而砥砺奋起……
我国民航飞机降落樟宜国际机场
5樟宜血泪
（1）
樟宜，在新加坡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但是，由于它的过去，曾承载着流着血，淌着泪的历史，如今，它又是新加坡现代化的国际机场和海军基地，所以，其常常引起人们关注，亦是常情。
记得少年时，我曾看过一部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闻片，片中日军攻占新加坡这个南洋岛国时，那兴高彩烈的狂欢劲头，和身材高大瘦长、神色沮丧的英联军俘虏的可怜形象，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日军侵占樟宜
岁月悠悠，一晃不知逝去了多少春秋，这次亲赴远方的小岛，不知不觉间，竟勾起了我远年的回忆，那昔日难以忘却的旧影，似乎又依稀显现出来，就为着追思影片里缥缈而又幽凄的过去，我与傅志勇先生一合计，就乘着旅程的间隙，好也好，歹也好，缠着新加坡的林导打探了好一番，方才弄清，我们眼下正欲经过的樟宜，恰好就是昔年我们所见影片拍摄的故地。
此一处，它是六十二年前，新加坡英联军战俘被囚禁的主要地方，这里不仅有一个阴森恐怖的日军战时监狱，而且其紧邻还有一座访客不断的小小教堂。为因它们见证了新加坡英联军战俘们一滴滴辛酸的血泪，并且，作为战俘们心中的十字架，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一天支撑着不幸的他们，度过了漫漫的长夜，使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能终于有幸活着见到了盟军胜利的那一天，所以，这闻名遐迩的樟宜监狱和教堂，才会那样地引起人们的追思。
本着上述的目的，一路秋风，一路夕阳，我们怀着不可名状的心情，沿着林导指引的路线探访而去。不一会，我们的车就来到了一条高墙壁立的深街，这里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囚禁英联军战俘的樟宜战时监狱。
（2）
抬头所见，一堵满布沧桑的高墙，把这里的世界顿时分割成了两边。大墙的这一边，是一条森然而又蜿蜒的道路，它在瑟瑟的秋风中，伸向冰冷而又恐怖的监狱大门，在现仍作为新加坡牢房使用的原址处，满是禁区的肃刹氛围，那斑驳而又高垒的围墙，好似时隐时现着昔日战俘的幽灵。
大墙的那一边，是一排排的平房，那就是当年日军的战时监狱。平房的窗口开得很高，那是囚犯们举起手来也够不着的地方，牢房窗口小小的，仅能透进丝丝微弱的天光。我想，假若是在傍晚的时分，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时段里，这路上的天尚未黑下来时，那牢房里可能就变成乌黑一片了。
在靠近监狱高墙的近旁，还有一个高高的塔楼，往年阴冷的监视孔，依旧漠然地渺视着那大墙内轻贱的生命。布满岁月痕迹的瞭望窗，曾经无情地窒息着一个无比骄情的大不列颠民族，它让那往年高视阔步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荣誉军人，弯腰弓背，面向大海，幽幽地紧盯着那个民族所在国门的方向，发出了一声声长长的叹息，以至让这包裹着复杂情感的音响，穿越了时空长达六十多年之久，一直回响到了如今。
曾经让无数的新加坡人，在此受尽了精神和肉体上折磨的樟宜监狱，它诞生于1936年，其监狱的缔造者，也正好就是后来在这里洒满血泪的坐牢者。
这是不是冥冥之中的一种运命？我无法知道。然而，它却正像当年身陷日军监狱的作家艾格尼丝·基思夫人在牢狱里写道的，“这是对我们欧洲人的一个报复”那样，它让一个常常自诩的“高贵民族”，不幸落于了自己所建造的腐烂恶臭，潮湿阴暗，封闭无光的大牢内。年复一年，在这个被人淡忘的世界里，他们背着精神上沉重的十字架，在肉体逐渐的衰颓和精神慢慢的暗淡的过程里，让那样一个“天骄”的民族怆然泪下。
（3）
然而，监狱尚不能代表着英联军战俘囹圄生活的全部，在那个监狱的大门旁，还有一个小小的停车场，那里有一条呈梯级的小路，我们沿着这条路拾级而去，快到尽头时，眼前出现了一个露天的小教堂。
它没有常规的镂空花的高墙，用它那颀长的石柱，去撑持着沉重的天花板，也没有歌特式直刺云天的尖塔，来托起天使的神秘，更没有玫瑰玻璃窗和栩栩如生的雕塑，营造出教堂的庄严和伟大，创造出如同《伊里亚特》和它的姊妹《娥芒斯娥斯》的时代力量以及神性的跳跃，它简陋得只剩几根孤寂的立柱支撑着一层茅草的顶盖，和两排落寞的木凳了。
然而，在这个年代久远鬼气森森的地方，每天来此寻访和追思的人却络绎不绝，如果平均算起来，它绝对不会少于日均300人。这正像时任本教堂和博物馆的馆长佳耶图拉发人深省话语那样，“在朴素和简单中，让你承载和体验了当下最重要的生命信息，”因为这座教堂，是当年饱经摧残的英联军战俘们亲手建造的！
此时，在那简陋的教堂内，透过立柱后面的正中，有数支蜡烛正在燃烧着，我们看见一个风烛残年的欧裔女人跪在地上饮泣良久。看那情景，我敢断定这个欧裔女人就是当年已经消逝而去英军战俘的遗孀，此时，能够相伴着她的，没有别的，仅只有潇潇秋风中忽闪着的微弱烛火，和那逐渐消失在缝隙薄明虚空中的袅袅青烟……
于是，一种凄凉和凝重的感觉向我们袭来，它让我们的目光发呆，呆留在教堂正面墙上挂着的一个十字架上。
（4）
这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十字架，铸工十分精细，线条也非常鲜明。它虽然金灿灿的闪亮如新，但透过它外在的光泽，我们仍能看到时间长河在它身上留下的历史印痕。
眼前教堂的简陋和悲凉，让这个十字架显得格外沉重起来，从一个个来此探访者深沉的注视和虔诚的目光中，我们看得出，它就是整个教堂的灵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竟是利用发射过的炮弹壳打造而成的！
炮弹？十字架？我不知道它是象征着战争，还是和平？也许它什么也不是，它只是耶稣在冥冥之中对英联军死难战俘的召唤！
据馆长佳耶图拉告诉我们，在二战时期，一批批的英联军战俘被日军关押在这里，虽然他们以后被日军陆陆续续折磨死去，但当时许多饱受孤寂的盟军战俘，在绝境之中，就依据着自己心中的十字架，在樟宜的四处赤手打造了至少9座像这样的教堂，用以作为自己的灵魂家园。
刚才我们见到的金色十字架，就是由英军战俘哈利斯打造而成的。他说：“是哈利斯当年与其他战俘外出扫街时，偷偷地把这个大炮弹壳捡回来的，结果竟然成功地化腐朽为神奇。那时物资严重缺乏，你可以想像，这有多么艰难？”
他后来告诉我们：“饱受摧残的哈利斯，战后虽然不幸在回返英国的船上逝世，但他的精神寄托，却并没有随之烟消云散，值得一提的是，当教堂于我国沦陷59周年纪念日的当天开幕时，他的儿子闻讯特地赶来参加，并亲手把他父亲打造的十字架放在了教堂的正中，以示对父亲的感恩。”
在佳耶图拉讲着上述的话语时，我们感觉四周静极了，此时，在教堂的周遭，已经站立有不少的探访者。他们中的多数，年已过花甲，其中，亦有不少是当代的年轻人，他们以欧洲人俱多。
听说，到这里来的，不少是当年战俘的亲人和活着的前战俘，这个时候，他们有的在面对着飘忽的烛火沉思，有的陷入了深深的回忆，还有的，则神情沉重地凝视着教堂后面墙上挂着的布告板，那上面贴满了粉色的纸，其表达的，是人们对战争死难者所遥寄的哀悼和追思之情。
特殊的氛围，肃穆的环境，让情景中的、情景外的你、我、他，这些在乎和不在乎是教徒，或者异教徒的人们，在共同思索着人生命的本质，这种本质，此时已超越了一切人的界限，它让这世界在静定中，能听到一片枯叶飘落在地上的“沙沙”声。
（5）
在小教堂左边的那座单层建筑物，就是樟宜的监狱博物馆。走在那一排排展览架之间，看着黑白照片上，所展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俘在监狱中的生活情况，我们的五官，仿佛感受到了那份凝结在宁静空气中的悲哀。
听佳耶图拉介绍说，近几年，由于不断有战俘的亲人和活着的前战俘，来新加坡樟宜寻找那苦难深重的遗址，因此，新加坡当局，就在原址的地方复原了小教堂，并新建了博物馆，它占地0.55公顷，耗资约300万新元。
眼前的博物馆内，展出的文物非常丰富，这些文物，一部分是原战俘给遗留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活着的前战俘和其亲友捐赠的，当我们从空旷的小教堂庭院走进左侧的冷气博物馆时，我们立即被一个叫哈克斯沃的战俘，所绘的百多幅水彩画所吸引住了。
哈克斯沃所绘的画，多数反映的是战俘的牢狱生活，其绘画细腻而幽默。我不知道这名战俘后来的命运，以及这些珍贵的画，是如何保存下来的，但那画中所反映出的黑色幽默，直至如今，都令人拍案叫绝。
如《苍白的脸蛋》这幅画，表现的是战俘唯一没有被晒黑的屁股，他以此来暗喻战俘们惨遭折磨后病态的面部。在画中，他更把日日陪伴着战俘的成堆床螨，画成会跳降落伞、偷袭床褥的“大敌”，以此暗比日军的大举侵略。要知道，身陷囹圄中的哈克斯沃，画这些画，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啊，它一旦被日军发现，就会性命难保。
馆内也展示了英国战俘史丹利·沃仁所绘的5幅巨型壁画的复制品。据介绍说，沃仁原是驾驶英国轰炸机的飞行员，新加坡沦陷后，沃仁被关进了位于新加坡马德咸路的樟宜第151号军营监狱。那时，监狱内满是患上痢疾而奄奄待毙的英联军战俘，为了鼓励患病狱友生存的勇气，为他们树起精神的支撑，他把监狱的墙上全绘上了一幅幅巨型壁画，画中的内容也都是耶稣和圣经的故事，这些画，让生命即将撕裂成为碎片的战俘们，在漫漫长夜中，眼前透出了一丝暗光。
（6）
除了照片、素描与图画，馆内还有一些引起人性思索的实物，如一根来自牺牲无数战俘，而兴建完成的泰缅铁道的枕木长钉，一幅女性战俘制作的拼绘布照片，布上还绣有她们的芳名。我想，这极有可能是身陷绝境的战俘们，在向外界传递着她们生命的信号吧？
还有一些生动的摆设品，如“蜡烛面条”，它像极了被“洗涤”过的华人红色残烛。其实，那是牲畜都不肯吃的棕油面条，外界虽然闻之色变，但为了延续生命，战俘们却不得不被迫吞食。
至于说，馆内展出数量众多的战俘们的信件和日记簿，如果你去细细地翻阅，就会强烈地感受到，那里记载的一切，已不仅仅是一个个战俘的情感世界，它而是把那一场世界性的浩劫和人性的悲剧，揭示得无以复加了。
看着这一篇篇来自地狱般感受的信件，我想，这难道仅仅就只是英联军的悲剧吗？不，这是全人类的悲剧，对此，如果我们不加以防范，谁能保证悲剧不会重演？！
古老而孱弱的新加坡沦陷了，不管是英联军俘虏，还是华人，乃至于新加坡的土著人，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那个到处兜售“大东亚共荣圈”的民族，让这个小小的岛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7）
历史把我们拉回到了六十二年前，那是1942年2月14日，英联军签署了投降书，在那以后连续的几天里，新加坡满街都是佩带着武士剑的日本军人，和挥舞战刀随意砍杀市民令人胆颤的日本宪兵。
他们都穿着高及膝盖的皮靴，冷不防就狂踢那些他们看不顺眼的行人。一些日本兵也常把抓来的人绑成靶子进行辟刺操练，他们猛刺活人时发出的呐喊声，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在有些交通要道上，一颗颗被砍杀的人头，就钉在电线杆子上，旁边常常还有用华文书写的告示，它让那一条条的街道充满了恐惧感。
在樟宜这个十分特殊的地方，就因为它曾经是大英帝国的海军基地，历史就在这里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从英联军投降的那一天起，每天都有一批批被俘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军人，被奉命步行到樟宜英国人所建的集中营里去。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显得非常气馁和沮丧，对自己一下子成了俘虏，似乎百思不得其解。其中最为落魄的是澳大利亚军人，他们许多人没穿上衣，光着身子，个个垂头丧气，流露出茫然无助的神色。印度军人的士气也很低落，我想，也许他们认为这场战争，压根与他们无关吧？因为他们不知为何在这里打仗，而且还当了俘虏。
英国有些军人精神状态要好一些，其中的苏格兰兵在到达樟宜列队步行时，仍然昂首挺胸，依照军士长发出的口令“左右、左右、左、左”，整整齐齐地迈步往前走，有些光着上身的英军士兵，本部的军士们还给他们戴上了象征军人精神的臂章。
然而，他们哪里知道，一场噩运马上就要降临到他们头上，那些骨子里凶残成性的日军，从根子上瞧不起投降的英联军，认为他们没有像日军那样“宁死不屈”地为天皇切腹，一场违反人性的虐囚阴谋在悄悄地酝酿。
骨瘦如柴的战俘
在由日军统治新加坡的头几个月里，最初人们还常常看到日军把樟宜一批批的英联军战俘押到市区，命令他们做些诸如装卸货物的工作。饥饿不堪的战俘们，也会偷偷地去寻找街道上的垃圾袋，企图发现食物以供充饥。
那时人们看到的，是为时还不算久，被饥饿和折磨弄得开始消瘦，军上衣和短裤破烂不堪的战俘。到１９４２年末时，樟宜街头战俘出现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一年以后，他们几乎绝迹。他们到哪儿去了呢？我们留待后面交替。
１９４４年末到１９４５年初，当樟宜街头，又有英联军战俘重新露面时，他们则个个髋骨毕露，手脚到处是溃疡和伤疤，身上一条条的肋骨凸显可数，仅仅只剩下皮包骨了。
1942年以后，樟宜监狱的英联军俘虏哪里去了呢？现在让我们从战俘血泪的日记中，去寻找那有限的线索。
（8）
线索一：失落的金瓜石。这里介绍的是一个极有幸生存下来的英军战俘，他叫爱德华兹。1942年冬天，他被日军从樟宜遣送到中国台湾一个叫金瓜石的地方，那是一个海拔有二百多米高的山谷平台矿区。
与他一起被押解而来的，大约有四、五百人，他们都是日军在南洋俘虏的英军士兵。来到这里后，战俘们每天被日军用刺刀逼迫着去扒土、推车、采矿。那时，其所工作的大坑，距离他们住地的战俘营，约有两百多米远。
刚开始时，衣衫褴褛的战俘都是从营房跑步入坑的，因此，常常引起当地的一些村民观看、议论。不久，当地村民逐渐发现，战俘们越来越少了，直至最后绝了迹，此事，成了村民心中的一个问号。
他们哪里去了呢？只到战后，村民才弄清楚，原来当时日军为了防止战俘逃跑，同时为了不让台湾当地的居民知道战俘的情况，强迫英军战俘，悄悄地用最原始的工具，打通了一条隧道，让战俘的营房直通大坑。
那隧道修成之日，即为英军俘虏从地面消失之时。从此，战俘们在暗无天日的隧道内，被日军肆意虐待和蹂躏着，外界却从不知晓。这一批战俘，从1942年到1945年日军投降的前13天，其中的大部分不是累死、饿死，就是被坑内的炸药炸死和被矿石压死，其死后都被日军强迫战俘们偷偷埋葬于金瓜石附近的新山里。
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1945年8月1日，在日本即将投降之时，日本军方竟对金瓜石的所有战俘，下达了一道“屠杀令”。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日军尚未执行，国内就宣布投降了，那些剩下的战俘，才免遭死亡的噩运。而更令人惊悸难安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当年的英军战俘爱德华兹，随战争罪行调查小组来到金瓜石时，竟是他最先在金瓜石战俘营日军司令官的住处，发现了日本军部下达屠杀战俘的绝密指令。
另一个幸运生存下来的英军战俘叫约翰默特。2003年11月16日，年迈的他抱病从加拿大远渡重洋，参加了“金瓜石烈士纪念日追思礼拜”。这是他58年后第二次来到金瓜石战俘营遗址。如今的他，心中已没有恨了，只是想为这页悲惨的历史做一个结论。
那一日，他站在凄风中，瓢泼的大雨，浇不息他的追思之情，他说，与他同在金瓜石一矿坑从事苦役的生还者，只有四、五人，其余的英军战俘，或被虐待和杀害致死，或被劳累和折磨而亡，如今能参加追思活动的，也仅剩他一人了。无限伤感的他，最后在神父的祷告声中，朗读了一首当年死于金瓜石不知名战俘写的《记忆中》的诗，诗中结尾两句“花样年华的年轻人，永远不会知道自由的真谛！”将那人性的血泪，永远凝结在这块战俘魂魄飘逝的土地上。
（9）
线索二：消逝的蓬田俘。这一批英军战俘是被塞在轮船的甲板下面，几乎是睡在别人身上而来到泰国境内蓬田的，他们来自新加坡的樟宜，因船上空间太小，1500名战俘在沿途又要躲避盟军的潜艇袭击，不得不多花上了数倍的时间。
途中，其极端的环境和痢疾的肆虐，陆续夺走了14个战俘的生命。余下的战俘，到1942年10月时，多数都患上了痢疾、霍乱和其它的热带病。
这批战俘来到蓬田，其主要任务就是清理丛林，协助修建铁路。该铁路是从泰国蓬田的西端直达泰国桂河的，其距离总长为186英里。由于沿路自然条件险峻，工作任务又奇紧，日军就驭使成千上万的盟军战俘，在这条铁路线上按计划修建40个丛林工作营，每个营住1000多名战俘。
先期到达的一批来自新加坡樟宜的英军战俘，按照日军的指令，用丛林里的竹子修建了一栋栋60码长的狭窄棚屋，每个屋里，大约要住200个战俘，这样算起来，每个战俘睡觉容身的地方，只有两英尺了，它“大约是一个狭窄坟墓的空间”，一个战俘如此形容。
1942年秋天，这里的铁路修建工作已进入了高潮，战俘们首先要修筑一个50英尺宽的堤坝，然后再在堤坝上铺上铁轨。每天，战俘们不仅是在饥饿的状态下，干着繁重的体力活，还要面对着毒虫、蛇蝎和瘴气的挑战，脏了、累了，战俘们就在小河或小溪里洗澡，然后用锅灶的炉灰擦洗身子，再用树叶把水擦干。他们的厕所则是一个露天的大坑，成天苍蝇成群。而厕所旁边就是厨房，修在一个露天的大坑里面。
恶劣的环境，饮血茹毛的生活，再加上流行的疾病，使战俘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原始的丛林之中。一个叫欧内斯特·戈登的苏格兰战俘，这样描述了他的痛苦：“每天早上天刚亮，我们就出发，到很晚才能返回，天天都是如此，我们丧失了全部的时间概念，今天是星期几？谁也说不清。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除了身上很小的一块遮羞布，几乎赤身裸体地劳动着，我们赤裸着双脚站在炎热的地面上，地表的温度达到了华氏120度。我们的身体，不断地遭受着昆虫和跳蚤的叮咬，脚也常常被锋利的石头擦伤和划破了……”
他又道：“在一些地方，凶狠的日军守卫士兵不停地叫喊着‘快干’！他们用竹子做的棍棒抽打着我们，每一棍子，好像都响着‘快干！快干！快！’这样的声音，它成了一种恐怖，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在睡梦中我们也被吓醒。一些被打的受害者，仅仅滑落到地面上就死去了，另外的一些人，则死于干渴、饥饿或者是劳累过度，还有一些人死于霍乱、痢疾和热带溃疡，全部死掉的人，大约占46000名参加修路的战俘和75000名当地的劳工总数的三分之一。据估计，修筑每一英里的铁路死亡人员，就有64名盟军战俘和240名当地劳工。而这些劳工中，被抓来的华人居多。等到铁路接近峻工时，同我一道来修建蓬田铁路的英军战俘，已消逝殆尽”。
（10）
线索三：食物的垃圾袋。在新加坡的樟宜监狱，常年关着的，也有好几千战俘，日军认为他们没有责任去照看和给战俘提供食物，一位叫卡尔·麦丹斯的被拘留者的回忆录告诉我们：“在最初的6个月里，日本人根本就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食物，我们的生计几乎全依赖于从占领者那儿收集的垃圾袋。”
另外一个叫弗雷德里克·史蒂文的战俘，在回忆录里写道：“白天，我们靠收垃圾袋饶幸过活；晚上，我们超过12个被审讯的人拥挤在一间10平方英尺的小屋中，里面到处是蟑螂，几乎没有能够躺下睡觉的空间，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要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站着，日复一日地站着，还要遭受酷刑的折磨。
“有一天，我被吊打了几个小时，一个日军的审问者从我手上切下一块肉，强迫我吃下去，其它的日本人，则在旁边发出嘲笑……
“每天晚上，我都可以听到，一些饱受饥饿和折磨的战俘叫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抛弃了我？’这种日子没能维护多久，与我同室的战俘，就都相继死去了。”
（11）
在新加坡，在樟宜，华人的命运似乎更惨，日本人以大屠杀来发泄其愤怒和沮丧的情绪，它的原因，是源于中国战场上持续的僵局和新加坡华人支持祖国大陆的抵抗运动。
如1937年8月，新加坡华人成立了“筹赈祖国伤兵难民会”，他们为祖国送来了大量抗战物资。又如1939年，名扬四海的武汉合唱团来到新加坡，其《保卫芦沟桥》《八百壮士》《全国总动员》等震撼人心的演出，不仅为了祖国募集了抗日资金，而且，在南洋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抗日爱国运动。这些，都成了日军在新加坡杀人的理由。
1942年2月，日军就在樟宜一带，把18岁到50岁的华人，全部捆绑起来，用车拖到海边杀戳。一个侥幸活下来叫陈冲冠的华人，后来向外界披露了这桩日军的暴行。
他说：“我被一辆卡车运到海滩上，同行的还有大约400名华人，他们被绳子捆着，一排排地站立，每排11人，一直排到海边，我站在靠近日军机关枪的第五排，日军向我们射击，我倒下了，其他人，都被打死了，压在了我的身上……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苏醒是因为海水涨潮，淹到了我的脸上，我发现附近海滩上有一块锋利的岩石，借助它能够磨断身上的绳子，于是，我爬过去，将绳子磨断，然后逃掉了。”
还有一个叫林金山的新加坡华人，写下了他于1944年2月所见的恐怖经历。他说：“我曾被拘留在樟宜和欧恩礼坡，日本人用绳子抽打我，用脚踢我，我昏了过去，直到有人给我脸上泼水，我才苏醒过来。我发现自己被关在一间长6米，宽4米的牢房里，那里大约关有30多个男女。我们喝的是厕所里的水，吃的是旧煤油桶装的烂菜，日本人对华人特别残酷。一天晚上，我看见日本宪兵把一个人高马大的潮州小伙子双手反绑，赤裸裸地吊在天花板上，绳子绕上房梁，只让他的脚稍微离开地面。”
他接着说，“我不时看到小伙子拼命伸长脚尖踞地，以设法减轻双臂的负担。他们吊了他一整晚，不让他吃喝，他用粗话高声叫骂，用潮州话骂日本人。第二天早上，一个宪兵用藤条鞭打他的背，他的喊声和骂声逐渐变小变弱，最后成了哀号和呻吟。持续了几个小时，连哀声和呻吟也越来越弱，最后静了下来。他死了，就这样一直吊着……
“还有一回，日本宪兵用水龙头，向一个华人男子口里灌水，将其肚子灌得胀鼓鼓的，之后，行刑者就跳起来，猛坐到他的肚子上面，那人呕吐昏迷过去。”
林金山说，“每天清晨，听见‘橐、橐、橐’的日本宪兵的靴声由远而近，我们就浑身哆嗦，那就是说，又有华人要被拷打，或者下地狱了”。
（12）
……看着这一篇篇充满血泪的日记和信件，我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此时，那一个个的昔日冤魂，在我们眼前浮现出来，他们正在茫然无助中呻吟着，社会，已经陷入了病态之中，就仿佛着樟宜、新加坡、亚洲，乃至于整个地球，都在发疟疾似的颤抖，人类，也竟像倒退了一万年似的，让人束手无策！
历史，在一个昏沉的磨道里，被碾压得血淋淋的；樟宜，也笼罩在一个暗黑的夜空下，到处充满着鬼魅的横行。冬天是否永远不会过去，春天还会到来吗？
当一个遥遥的花甲子循环岁月，终于又来临时，站在樟宜监狱和小教堂旁，我们面对无数英联军战俘的血泪和痛苦，这个穿越半个多世纪时空的简陋教堂，这个弥漫着战争苦难的博物馆，这个残酷夜空中让战俘赖以寄托微明希望的十字架，它让人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萦绕在人类兽性残喘中的苟活！战争还会再来吗？血泪永远消失了吗？我们在问樟宜！我们在问历史！！
天，已经快黑了下来，面对樟宜教堂金色的十字架，即将离去的我们，还在一遍又一遍地反思着人类文明演进中的兽性和人性，战争与和平，猛然间，一组学者统计的数字跳入了我的脑海，那就是：在人类5000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中，共发生过14519次战争，仅把329年留给了和平。
由此看起来，战争，成了人类心中永久的伤痛！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刘锋,湖北省长江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社会科学协会、自然科学协会会员，已出版《北纬绿斑——长江流域的七彩名区》等专著20多部，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戏剧学院研究员与客座教授，在《人民日报》《中华散文》等30多家报刊发表历史文化散文250多万字，撰写和编导的多部故事片和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主编出版了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工程《中华长江文化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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