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监利新沟镇境内，有个坝子叫温家河坝。坝旁边不远处有一座古老的土窑。从这里向西不到一百米处，有一排砖砌瓦盖的红房，那就是我们夹河知青点的宿舍。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1976年的夏天。
那天早上，贫下中农袁代表总是象往常一样喊了起來：＂娃子们：准备出工了！＂接下来就安排谁去踏水车，谁去打农药，谁去锄草，谁去挖鱼池……最后，胡同武、孙维斌和我三个人被安排去捡粪。
捡粪的工具很简单，兩支粪箢，一条扁担，一把丁耙。捡粪的活，只由男生轮流转，女生沒有份，我们男生都爱捡粪，因為很自由，不受人管，如果机会好，一个上午就能遇到十堆牛屎，至少收获一百斤，可以记十分工，机会好，可以争到兩天的工分，其它人在田里忙一整天也只有十分工，所以很划算。
我们三人拿了家伙，简单地商量了行动路线，按情理，三人分路行动见到牛粪的机会肯定会多些，可当过班长的胡同武不这么想，他要三人一起走，捡到的牛粪回来平均分，还说路上遇到什麼情況还可以集体应对，胆小的我听他这样说有道理，首先表态同意，孙维斌當然也得同意了。
我們的行動路线是穿过夹河七队往荒湖农场方向走，不一会，就进入了荒湖的管辖区——新花村。在一个生产小队的倉庫前面，胡同武首先看到了一堆牛粪，新鮮的，还冒着热气，他兴奋得像捡到钞票一样兴奋，牛粪还沒装完，就听到有人嚷了起来：＂哪西来的些狗日们的，又来偷粪了！＂这時候，胡同武对那嚷的人说：＂我们是捡粪，怎么是偷粪？＂我一看不妙，在这堆牛屎旁不到三米远的地方就是一座很高的集粪堆，是生产队专门的肥料库。
我們仍然堅持说是捡粪，争吵中，生产队的人越來越多，这時候出現了几个壮汉，他们不由分说，上来就缴我們的家伙，首先将我們的三条扁担从小河的东边扔到了河西边，又将粪箢上的绳子解下来，做捆綁我們的刑具，因为胡同武反抗最强烈，他們就用三个壮汉控制了他，我和孙维斌也分別被几个人控制了，只见胡同武被他们狠狠地压在地上，像捆绑罪犯一样往死里扎，我和孙维斌也被他们像戴手銬一样的系住了双手，我們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在捆綁的过程中，还有人在嚷：＂把他们綁到电线杆子上去！＂＂把他们关到仓库里去！＂真是人多狗屁臭。我們當時那种无助的情形真可谓是虎落平川被犬欺，龙困浅滩遭虾戏。他们也真有眼力，被他们往死里扎的这位，十年后竟成了监利县公安局的特警大队长。对胡大队长来说，这一天的经历与他一生的职业是多么大的反差啊！
一个多小时的折腾，总算結束了，身心疲惫的我們，还得淌过那条臭水河自己去找扁担，工具整理好后，我們沒有心思再检粪了，临走时孙维斌硬要把那些散落在地的牛屎装起來挑走，他认为不能人吃了亏，财也吃亏，无论什麼情況下，他总是表现得很有经济头脑，难怪他以后会成為企业家的。胡同武在离开新花时，也对着仅在现场的两个村姑和一个老头说了一句狠话：＂老子一定要踏平新花！＂
复仇的日子总是安排得很緊，三天后的上午，相隔十多里远的刘庙知青点来了四个收粪的同學，他們就是我們请来的援兵。为了打羸这场复仇战，首先要搞好生活。我们在陈湖分场买了一板豆腐，煮了一锅，用我的那个洗了屁股又洗脚的脸盆装了滿滿一盆，我又去夹河小学对面的小买部打了一斤價值八毛钱的散裝白酒。当我們斟酒时，发现酒瓶里漂浮着一根绿色的水草，大家喝着，并不很在意，而我却感到不舒服，打酒时，我只注意了吊子打得滿不滿，沒想到那奸商老头却事先就加兌了夹河的水。
酒足饭饱后，我们一行七人，挑着箢箕，拿着丁耙，浩浩荡荡直挺新花。当我們到达那个生产队时，这里的老老少少已經不知了去向，整个生产队连鸡狗叫的声音也沒有了，就像抗日戰爭跑兵荒的情景，死一般的安静。这回是归我們骂人了：＂狗儿们的，有种的出来！＂骂了一会，也不见有人出來，虽然见不到仇人，但仇恨的火焰依然在心中燃燒，大家愤怒地一起涌向那座粪堆，用丁耙把牛屎刨得稀乱，半个多小时后，整个禾场一遍狼藉，大家才凯旋而归。
不知道这是不是复了仇，但至少胡大队长的誓言已經兌了现，虽然踏平的不是新花村这块土地，但也踏平了这堆牛屎。
至于那次生产队的人们为什么跑得无影无踪？后来我们打听清楚了，原来我们头上顶着党和政府高看一眼的光环，老百姓就没有跟我们较真。我时常感叹，那时候的老百姓真是厚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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